李光耀人口觀念轉變對中國的啟示

“新加坡生育率從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認識到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已經成為嚴重問題后，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當機立斷，決定停止節育并立即轉為鼓勵生育。雖然新加坡不斷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到1990年代初就已經生育政策方面取消了對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歧視，而鼓勵全民多生多育，但生育率依然節節走低，從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則一直低于1.4，近年則一直徘徊在1.1到1.3之間的超低水平。”

（本文綜合了2015年3月24日日發表于《財新網》的《李光耀人口觀念轉變對中國的啟示》和2015年3月31日發表于《澎湃新聞網》的《原地掉頭：李光耀與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兩篇文章的內容）

2015年3月23日凌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逝世，享年91歲。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里，李光耀先后擔任新加坡總理、國務資政及內閣資政，被譽為新加坡的“國父”。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成功邁入現代化，成為為世界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李光耀留給世界的不僅有創造新加坡奇跡的治國理念和實踐，還有他對世界大勢的獨到見解和準確把握，他也因此贏得了各國政要的普遍尊崇。

李光耀是“亞洲價值”的倡導者，對21世紀的亞洲充滿樂觀情緒。在他看來，亞洲的增長是無法阻止的，其中關鍵原因就是他極為看重的人口因素。他預計，到2050年，由于人口規模擴大，印度和中國的GDP在世界的占比將可能恢復200年前的前殖民主義時代的40%。

不過，李光耀對人口的認識并非一貫如此，他早年曾倡導人口控制并付諸實踐。新加坡面積683平方公里，只相當于北京市昌平區的一半，人口從1960年的170萬增長到2014年的547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作為一個城市國家，新加坡自然資源極度匱乏，連淡水都需要從鄰國馬來西亞進口。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960年曾高達5.4。在人口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出于對資源、住房、就業和經濟發展的擔心，新加坡自1970年開始實施節育政策。

新加坡的節育政策遠比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要溫和。政府宣傳的不過是“兩個孩子就夠了”。具體措施包括，將墮胎和結扎合法化，對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家庭，取消產假、育兒津貼、延長組屋申請年限。新加坡的節育政策體現了李光耀當年的“優生優育”思想。比如，政府將節育作為外來女工取得工作許可證的先決條件，以防止教育水平較低的外來女工在新加坡生兒育女。為了懲罰多生多育者，新加坡修改雇用法令減少婦女分娩的帶薪假期，立法提高生育多胎的婦女的住院費等相關醫藥費用。這些歧視政策對低收入家庭的有更大影響。

在節育政策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雙重效應下，新加坡生育率從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認識到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已經成為嚴重問題后，李光耀領導的新加坡政府當機立斷，決定停止節育并立即轉為鼓勵生育。同年的6月30日，新加坡撤銷了“計劃生育和人口委員會”，于1987年提出口號“如果能養得起，就生三個或更多”，宣布政府鼓勵養得起的家庭生育至少三個孩子，并宣揚“婚姻和養育的快樂”，同時放松移民限制。不過，當時新加坡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生育超過兩個孩子依然持消極態度。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在1986年逆轉后，生育率從1987年的1.62，反彈到1988年的1.92，之后4年則是1.75、1.87、1.77和1.76。后來任新加坡總理的吳作棟曾樂觀地表示，新加坡的生育率到1995年將恢復到2.1左右的更替水平。

但事與愿違。雖然新加坡不斷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到1990年代初就已經生育政策方面取消了對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歧視，而鼓勵全民多生多育，但生育率依然節節走低，從1992年的1.76降到1995年的1.71，到2002年之后則一直低于1.4，近年則一直徘徊在1.1到1.3之間的超低水平。

新加坡的生育政策軌跡和人口形勢變化對中國具有重大的警醒意義。相較于人口政策逆轉時的新加坡，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危機更加嚴峻。

首先，中國限制生育的時間遠比新加坡更久。從1970年到1988年，新加坡節育政策僅持續了18年，而中國自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迄今已持續44年。新加坡是個小國，船小掉頭快，但即便這樣也難以扭轉生育率下行的強大慣性。中國是個大國，各種觀念、社會機制的慣性遠比新加坡更大，應對低生育率危機將更加艱難。

其次，中國限制生育的力度遠比新加坡更大。新加坡限制生育最嚴厲的時候也允許生育兩個孩子，對三孩的懲罰不過是取消一些相關福利，而中國在城市里普遍只允許一胎，農村一般也只是允許頭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對所謂“超生”的懲罰包括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牽牛扒房、開除公職等各種強制性手段。

再次，新加坡在生育率處于1.6時就意識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斷停止節育，并開始鼓勵生育。而中國近年的生育率甚至可能不到1.4，到今天還在討論是否要放開二胎生育。就算是實行全面二胎政策，其生育限制的強制性也要大于新加坡節育最嚴厲時期的"兩個孩子就夠了"的政策。至于鼓勵生育在中國更是遙遙無期。

最后，中國生育文化所遭受的破壞程度遠比新加坡更嚴重。在中國城市，生育一孩已經成為正常的默認選擇，而農村在向城市看齊。這是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生育政策逆轉后，生育率也只是從1.62反彈到1.92，然后就大幅回落，穩定了沒有多久后，大力鼓勵生育也未能阻止生育率的一路下滑。這也預示中，中國即使全面放開生育，堆積反彈也非常有限。在此之后，面臨的低生育率危機更加嚴重，根本還未認識到鼓勵生育必要性的中國，要將生育率恢復到正常水平將難上加難。

在新加坡，按目前的獎勵措施，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在第一個孩子達到7歲時可以享有總值約14.2萬新幣（約71萬人民幣）的配套獎勵，包括嬰兒花紅、育兒和托兒津貼和所得稅減免。新加坡產假為16周，孩子不滿2歲的在職家長每年能享有一周的無薪幼兒事假，育兒假每年6天。其他措施還包括增加稅務優惠，鼓勵母親工作；增加托兒中心；給予更多托兒津貼；提供補貼以降低試管嬰兒的費用等。

即便有這些強力鼓勵生育的措施，新加坡近年的生育率卻未見提升。很難想象，中國需要何種鼓勵措施才能夠使得已經習慣于只生一個孩子的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可以預料，中國需要遠比新加坡更大的力度來鼓勵生育才可能阻止生育率的進一步下滑， 更不用說提升生育率了。

李光耀對低生育率和人口萎縮的危害性有深刻認識。2013年，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他把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最大原因歸結為“人口驟減”，并稱他個人對不愿采取接納移民政策的日本未來“感到極為悲觀”。

為了增加人口數量，2013年2月新加坡國會通過《人口白皮書》，提出在2030年前，要使新加坡人口從530萬增長30%，達到690萬。在超低生育率下，如果沒有外來移民，新加坡人口將面臨快速萎縮，因此新加坡的人口增長計劃將主要依靠外來移民。為此，白皮書提到，每年新加坡將接受3萬名永久居民，而短期工作者將從150萬增加到250萬。

針對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李光耀在2013年3月20日的一次金融會議上直言：“他們走錯了方向。” 不過，李光耀似乎并不了解，由于中國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和幅度都比日本當年更大，而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比日本還低，中國未來的人口萎縮會比日本更嚴重。

李光耀對中國低生育率狀況缺乏了解并不奇怪，因為包括聯合國人口署在內的國際機構所公布的中國生育率數據，或多或少都是依據中國計劃生育部門調整過后的嚴重失實的數據。別說李光耀，就是中國的決策層也被長期蒙蔽和誤導，迄今對人口危機之嚴重幾乎渾然不知。

很難想象，如果李光耀真的了解到中國低生育率嚴重性會是何等錯愕。新加坡畢竟是一個小國，本國人口的萎縮可以靠引進外國移民來彌補。就算一億多人口的日本，從中國或韓國吸引大量移民也可以顯著緩解其本身的人口危機。但中國是一個用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未來的人口坍塌只能自己承擔。即使大量引進外國移民也無法填補中國人口內爆所造成的巨大的窟窿。

長期以來，新加坡的成功模式是中國學習的榜樣，李光耀的很多執政理念也為中國執政黨所推崇。鄧小平曾于1992年明確提出：“我們應該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驗。”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對當時還在實行生育限制政策的新加坡印象深刻，回國后就開始強調狠抓計劃生育工作。

但中國對新加坡10年后生育政策的180度逆轉似乎視若無睹，對李光耀之后在不同場合所表達的人口觀念更是充耳不聞。中國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在學習新加坡經驗，汲取李光耀的政治智慧，但好像絲毫沒有察覺李光耀在人口問題上立場的逆轉，也沒有注意到李光耀對人口規模的戰略性意義的一再表述。

李光耀的偉大之處更在于，他沒有糾纏于維持過往政策的“正確性”，而是根據新的形勢和證據及時調整想法，并當機立斷地將這種改變付諸實踐。正如新加坡現任總理李顯龍在為其父李光耀的悼詞中所言：“他毫不擔心必須改變想法，尤其是當一項政策已經不再適用時。當他在30多年前看到我國的生育率低過人口替代率時，他取消了‘兩個孩子就夠了’的生育政策，改而鼓勵夫婦生育更多孩子。”

李光耀被譽為“小國的大政治家”。他對世界走勢的非凡洞察力和戰略眼光少有政治人物可以比肩。遺憾的是，新加坡的舞臺畢竟太小，限制了李光耀充分發揮其政治智慧的空間。中國是一個真正的大舞臺，這個大舞臺正面臨著遠比新加坡更加嚴重的人口危機。

在這種攸關民族民運的歷史關頭，我們期待，相較于當年果斷逆轉新加坡生育政策時的李光耀，中國決策層能表現出更偉大的歷史擔當和更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審時度勢，當機立斷，對人口政策的方向性問題做出重大抉擇。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力挽狂瀾地扭轉中國的人口頹勢，恢復中華民族的正常繁衍，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奠定百年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