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各國都效仿，為何“商鞅變法”卻無人跟風

商鞅：贊亦滿天下、謗亦滿天下

在一眾的法家人物中，商鞅絕對是頂級之人，亦是最成功之人，他讓秦國一躍而成為當時列強中的“超級大國”，至少在我們汲取知識的那個年代，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即使于今來看，這也是沒錯的，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造就了一支所向無敵的虎狼之師，經秦六代君王的努力的，由秦始皇一統天下，開創了一個大中華的雛形，由此來看，商鞅的變法，是決定我中華民族千年大勢的開端，他是歷史之巨人，于我華夏，功莫大焉。

但在歷史上，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商鞅的名聲其實并不好，這當然是緣自于他使用暴力手段推行改革，而秦國也被冠以“虎狼之國”的蔑稱，其殘暴之名久久地揮之不去，以至于秦國二世而亡，也被歸于這“暴秦”之必然。

司馬遷對商鞅也是沒太多好感的，他在《史記·商君列傳》中，直接寫出了他對商鞅的看法：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但對他贊譽有加之人亦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改革家王安石，他曾寫詩贊曰：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變法的轟動效應是能比肩商鞅的變法，他對商鞅的贊美當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大學者梁啟超對商鞅也是情有獨鐘，將他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并列，稱之為“中國六大政治家”。

但是，盡管有這樣的大家為商鞅站臺，效果卻也甚微，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這商鞅的名聲還是不太好的。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實行變法，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使秦國日益強大，傲視群雄；及秦孝公死后，被指謀反，處車裂刑暴尸示眾，年約57歲。

他是衛國人，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或公孫鞅，后因率軍在河西之戰中獲勝，封于商地，故號為商君，一般稱之為商鞅。

衛國大致在今天的河南一帶，是歷國九百余年的諸侯國，作為中原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這里物華天寶，人才濟濟，跟隨孔子的子路和子貢、改革家吳起、政治家呂不韋、刺客荊軻和聶政，第一位愛國詩人許穆夫人等等，皆出于衛國，當然，還有這商鞅。

商鞅所處的時代，正是社會急劇動蕩，風云際會之時，周王室式微，各諸侯國相互征戰，爭霸天下；經過數百年的兼并戰爭后，只剩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大諸侯國，在這華夏大地上演繹著弱肉強食的歷史悲喜劇。

七國中，秦、楚兩國是最被看不起的，楚國地處荊湘，中原以蠻夷視之；而秦國原是公元前9世紀時，一個叫非子的人，在西北偏僻之地為周王室養馬，得到了一小塊封地，號為秦贏，這便是秦國的前身，這兩個國家一直是被各老牌帝國當作未開化的野蠻人部落來看待的。

相對于楚國，秦國更是被視為化外，屬于文化荒漠，人才奇缺，整體人才質量水平，能同當今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媲美，而且北方又直接面臨外族義渠國的威脅，“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東方各國是不帶它玩的，毫無國際地位，所以，變法圖強一直是秦國歷代國君努力的目標。

由于貴族勢力較弱，思想開放，秦國無各國私家的養士之風，反而是以招賢納士為要，所以，秦國的開放度是在七國中最高的，秦孝公為此頒布了著名的《求賢令》，而商鞅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來到秦國的，于是，秦國隊終于等來了馬拉多納，史載商鞅是“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一個外國人，不遠千里來到秦國，商鞅的目的首先是要實現自身的價值，將自己的才華展現給世人，一泄在魏國不受重用的怨恨，而這前提便是在得到國君的信任后，以變法來改變秦國原有態勢，而達到強盛的目的。

他走的是秦國君近臣景監的路子，有人說這姓景的是太監，其實未必，司馬公只說他是“嬖臣，”嬖者，偏愛也，我覺得他只是國君的寵臣而已，但商鞅卻是通過他，得以接近秦孝公，通過他的口才，最終說服孝公，鐵心實施變法改革。

商鞅的名字是同變法緊密相關，其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確立秦國以耕戰立國的價值觀，以可量化的激勵制度擊穿階層流動的壁壘，簡言之，商鞅變法是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具體措施：

政治上：結束分封制度，推行郡縣制，打破原有的貴族制度建立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法，制訂大秦律；

軍事上：獎勵軍功；實行20等爵位制和“什伍制”；

經濟上：廢井田，民得買賣，所有領土，不再分封；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建立戶籍制，統一度量衡；

文化上：焚詩書而明法令，輕視教化，壓制民眾思想；

習俗上：改革原有陋習，改變社會風貌。

其實，商鞅變法的內容并非其首創，應該說是他繼承和借鑒了先前各國變法的內容，加以整理和完美，并利用秦國貴族舊勢力相對較弱的有利條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變法并取得了成功，而這其中最關鍵的是秦孝公強有力的支持。

商鞅變法是分兩步三個程序走的，分別是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而在此之前，或大致同時期之際，各國都在進行變法改革，其中有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韓國的申不害、齊國的鄒忌等等。

而趙國趙簡子及趙烈侯這些人的改革，在成效上就可忽略不計了，倒是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成效顯著，但那是局限于軍事上的，各國一個模仿便功效全無，至于那一味死守周禮的奇葩燕國，于變法是邊也不沾的。

商鞅之所以會在后世被人詬病，主要是以他為代表的法家在人情上的冷漠和無情，加之律令太苛，幾不近人情，而這一思想又被后繼者一衣相承，所以，相比于其他國家，暴秦之名與其壯大和發展的進程是相依相伴，遂形成了一個以殘暴為底色的國度。

而進入新世紀之后，歷史上凡是搞改革的，不信天、不信命，敢于向統治集團和傳統思想發出挑戰之人，統統都受到高贊，而不管其合理性有多少，所以，哪怕是惡貫滿盈之人，都在一句“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金衣貫身，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商鞅是變法圖強，當然是反對舊勢力和舊法規對現行實際的束縛，他針對“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謬論，響亮地提出了“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在變法之前便做好了輿論準備。

他審時度勢，并不是如后世光緒發動“維新變法”那樣，一天數道詔命，如狂風暴雨般地迅疾，整個過程分三步走，先是頒布墾草令，這只是一個試探，三年后，再適時進行較大規模的變革；六年后，又進行了第二次徹底的變法，歷時十年，循序漸進，終于使秦國變法為民眾所接受，也徹底改變了秦國舊時的面貌。

變法的結果實現了商鞅預期的目標，按司馬公的說法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斗，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在此期間，商鞅通過河西之戰、固陽之戰及西鄙之戰，打開了東進之門，檢驗了變法成效，個人威望亦達到了頂峰。

常言道，“功高震主”，商鞅變法能夠成功，靠的是秦孝公強有力地支持，而商鞅在變法中的鐵面無私的酷吏言行，也得罪了很多的貴族高官，及孝公去世，秦惠王上位，商鞅便瞬間悲催了。

曾被他割去鼻子的秦惠王老師公子虔等人率先發難，他們告發商鞅“欲反”，于是秦王下令逮捕商鞅，他提前得信后立即潛逃，欲去魏國避難，但魏王卻因他曾率軍打敗魏國而怨恨，不許入境。

無奈之下的商鞅被迫潛回封邑商，及追兵至，商鞅戰亡，尸體被運回咸陽，在處以車裂刑后示眾，當然，全族被滅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商鞅死而君法存，變法的內容一直被后世秦國最高統治者奉為治國根本，一脈相承，從而保證了秦國持續地強盛，大國崛起，一枝獨秀，并在后來張儀、范睢等一眾人的操控下，縱橫稗闔，碾壓六國，最終在嬴政手中，“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完成了統一大業。

在我們觀念的深處，一直是認為改革者是偉大的，商鞅變法及后世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其實是包括所有的變法，都是好的，因為，改革和變法的對立面就是因循守舊，就是頑固保守，肯定是要被唾棄的，這是那個時代在我們身上留下的烙痕。

當然，這其中不包括王莽變法，這哥們兒也太超前了，還篡位當了皇帝，惹起綠林和赤眉造反，最終死于非命，如這樣被后世看作穿越的奇葩之人，是萬萬不能放入改革家之列的。

在我讀了一些書以后，對商鞅變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其實商鞅變法的根本，就是要將秦國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中只有兩種人，一是戰士，一是農民，前者強兵，后者富國，而這兩種人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但都是可以隨意被奴化的愚民。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國家就是為戰爭勝利而存在的一架機器，一個國家版的殺戮機器，百姓的幸福只有通過戰爭來獲得，變法看似是依法治國，法律至上，實際上是通過建立軍國主義體制，把所有的國家資源捆綁在一起，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形成最優化的結果。

所以，當秦國士卒看見敵方士兵時，哪兒還是一個個對手，你的腦袋就是我的財富，就是秦卒們為之奮斗的田地，那一顆顆人頭，就是等著他們去拿的爵位和幸福，這如何能讓他們不興奮。

所以，這時的秦國民不再是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這部戰爭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秦民“聞戰則喜”，自此，商鞅卻成功地將統治者自己欲望的殺伐兼并，變成了一場全秦國的人民戰爭，這虎狼之師就是這樣打造出來的。

另外還有個怪異的現象是，既然秦國的變法是成功的，秦國迅速地強大也是各國有目共睹的，那為何其他國家不效仿而為，以此來提升自己的綜合國力呢？

其實這也很好解釋，就變法本身而言，并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見影之事，沒個十數年的實踐，誰也不知道是如何一個效果，這在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諸侯國中，誰敢去摸著石頭過河，當第一個吃螃蟹之人，及至商鞅變法有了成效后，再去效仿，怕也是水過三秋了。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各國實情不同，阻力大小不同，原有的政治制度不同，如那一直實行貴族政治的楚國，不可能出現秦國那樣的招賢納士之舉，最多是偶爾一試，淺嘗輒止，在任用吳起變法失敗后，便不敢再為之了。

在戰國七雄中，相對于中原的老牌諸侯國，秦國的各項制度最是粗糙，而近于戎狄的彪悍民風及貴族不算太強大的封君勢力，都可以降低變法阻力，這些都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

再說了，秦國當時作為一個為周王室養馬的邊鄙之國，中原皆以禮樂不興的蠻夷視之，如三晉燕齊這等公爵之國，如何能放下身段去跟風效仿？

商鞅，一個早已落魄的中庶子，大致相當于魏國國務院辦公廳的秘書，如果一旦效仿他，豈不就意味著承認自己的變法不如商鞅，這在那個臉面比性命還重要的時代，是萬萬不能為的。

于是，在中原打成一片，魏、齊、楚相繼稱霸的時代，秦國這個地處西陲，被人瞧不起的國家，在夾縫中贏得了20年大好時光，力行變法，在人們地不知不覺中，夢醒之時突然發現，身邊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隨時能吞噬自己的龐然大物。

當這些國家醒悟之時，再想行變法之事肯定是來不及了，而商鞅被秦惠文王將商鞅車裂的事實，也昭示了一個變法者的結局，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何人敢于再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法.

商鞅悲慘的結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嚇退了所有試圖變法之人，為了理想，商鞅可以獻出生命，但其他人不行，所以可以說，要想在哪個國家實施徹底地變法，除非商鞅再生！

盡管后人對商鞅變法及他本人非議較多，但都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這是秦國乃至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變法使秦國一躍而成為實力最強的帝國，對中國是產生了重大影響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商鞅變法是一個在特殊時期所實施的特殊政策，變法在短期內取得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措施，如果將其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勢必會將走向災難的深淵。

這就如同一個重疴纏身的病人一般，用猛藥也許能回光返照，起死回生，然而，如果長期吃這猛藥，必然后患無窮，甚至致命，所以，商鞅變法從長期的效果來看，雖然秦國一統江山，但終究是在“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中倏忽而亡，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司馬公對商鞅是很不感冒的，他直言說：“商君者，其天資刻薄人也”，讀他的著作則言，“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而對商鞅變法的結果他也并不是太欣賞的，甚至是很鄙視的，他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 他的這一看法，也是后世的評價商鞅及其變法的主流看法。

變法是將本來的一個偏僻之國變成了一個與中原各國王道民風迥異，各國視為虎狼之國的國家，見利忘義，殘暴兇狠，人與人之間六親不認，如禽獸般地無情，這些話怎么看可都不是好詞。

對商鞅及其變法的評價，現在其實是陷入了一個怪圈，一方面是贊揚他奠定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從各個角度來批判其給后世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實這個并不奇怪，就如同我們一邊贊美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對人類作出的巨大貢獻，另一方面又對其主導的曼哈頓計劃中，原子彈對人類的傷害及無法預測的危害一樣，看似矛盾，實則是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說人話就叫“人嘴兩張皮，咋說咋有理”。

關于商鞅的話題肯定還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相信這也是個沒有結論的話題，我對商鞅是很崇敬的，至少在義無反顧，為信仰而死的勇氣上最是讓我感動。

閑話漁樵江渚上，回首笑看夕陽紅，俱往矣，回首青山，流水桃花，忍不住地道一聲，商君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