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的病房無疑是一個結界

醫院的病房無疑是一個結界

作者/慧超

（一）

想要深刻理解什么叫“零和博弈”，你只需要在中國的馬路上開一天車即可。

這種博弈有時會演繹到一種非常極致的狀態，就是兩個駕駛員嘴里都惡狠狠地噴著“三字經”，然后互相開斗氣車。

有時刷到網絡上，那些在高速行駛中互相斗氣的車禍視頻，一個正常人不免惶惑：

他們是不是都有兩條命？否則這種行為完全不符合一個“理性人”最基本的行為準則。

想到馬路上行駛著這么多一點就爆的“煤氣罐”，會覺得開車出行其實是一件很驚悚的事，因為縱使你情緒穩定，遵紀守法，但免不了要和這些易燃易爆炸的司機打交道。

去醫院的路上遇到修路，最左側的直行道被啃出了一個巨大的坑，而我恰巧走在這條道上。

在我瞥見那個“正在施工”的小紅旗時，老司機超哥就已經開始給自己做心理建設了。

你懂的，我馬上要被迫體驗一次“老子寧愿撞車，也不會讓你這個傻屌并過來”的極限游戲。

雖然所有人都能看到這條道在修路，但大家默認的是“你活該，誰讓你走那條道呢，我憑什么讓你并過來？”

你甚至能在轟油門的聲音中，聽見旁邊車道司機心底的怒氣。

說實話，類似的情況我經常會擔心旁邊那輛怒氣騰騰的車，怕他一個油門控制不好，懟上前面不到10厘米的車屁股。真的大哥，沒必要和前車貼得那么近，您再傷著自己個。

而詭異的是，很多時候粗暴拒絕你并道的司機，并不是真的趕時間，似乎純粹是出于一種特定環境下的條件反射。

比如我并過去之后，很快就超過了前面兩三輛堅決不讓道的車，限速60的馬路上，他們的速度最多超不過40邁。

余光瞥到旁邊那輛剛一直猛按喇叭咒罵我往前蹭的帕薩特，發現大哥正低頭對著方向盤自言自語，不用想，那上面肯定放著手機。

確實是我錯了，人家正忙著談大事呢，我怎么能把車并到人家的辦公室呢？

類似的無意義博弈，我發現在一個特定場合內會突然消融，就是醫院。

醫院像個結界一般，一旦走進這個場域，人們會突然變得彬彬有禮起來。不僅僅是對醫生，對待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也會收斂起平素里尖銳的棱角，變得溫和且有耐心。

我就親眼見過，剛剛還在馬路上用汽車喇叭，粗暴地呵斥過路行人的司機，停完車和我前后腳走進醫院里，竟會主動幫一位陌生病患家屬推床。

類似這般的溫良禮貌，在住院病房里更為典型，大家素不相識，但相互之間處得簡直可用其樂融融來形容。

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互相勸慰，不吝言辭地互相夸贊褒獎各自的子女、配偶，這樣的融洽，這我們這個社會里，實在少見于除醫院之外的陌生人關系。

陪床時，我甚至撞見了一場“賠償風波”：中間病床那個老太太的兒子，不小心一屁股把旁邊大姐的手機屏坐裂了。老太太堅持要賠錢，那個大姐則堅決拒絕賠償，兩個人為這件事吵了半天。

她們吵的時候，我就在想，整件事實在是太詭異了，它完全不符合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所積累的日常經驗。

因為在昨天那個大姐住院之前，他們倆家素不相識。過幾天出院之后，大家仍將回歸陌生人的狀態，相互之間不會再產生任何交情。

試想，類似的事情若發生在醫院之外，如果是路上老太太將那位大姐的手機碰掉，導致碎屏，那位大姐會情緒激動地堅決拒絕老太太的賠償嗎？恐怕，兩個人之間的爭吵要換個樣子了。

如此吊詭且不符日常經驗的事情，背后的潛在心理是如何形成的呢？

或許，是由于醫院的這個結界所導致。

無論你在現實世界中擁有怎樣強大的社會身份，在醫院都統一淪落為了某種程度上的“弱者”。

無論你在現實世界中有著怎樣驕橫的習性，走進醫院，不免都要在潛意識中收斂起自己的高高在上，重新審視自我與他人的關系。

這樣的身份標簽和自我審視，在所有人心里可能都會產生一種微妙的共振，從而催生出對陌生人難得的共情。這樣的共情不僅僅消弭了冷漠，更在結界內形成了一種新時空下的“差序格局”。

說起來，人真是環境的產物。

（二）

雖然“看病貴”是結結實實壓在每一位患者身上的高山，但生活在醫院的病房里，你反而會經常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種別樣的滿足感。

這種滿足感，某種意義上是由他人更深的不幸所映襯的。

世俗社會的普通人，幸福感并不由自己的內心所控制，而往往取決于社會價值觀念的水位，以及周遭參照群體的處境。

作為發小的狗蛋買了輛保時捷，雖然你的財富沒有任何損失，但內心的幸福感會被狠狠地碾壓一番。

這種心理，社會學將其稱為“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即當個人將自己的處境，與其參照人群相比較并發現自己處于劣勢時，就會覺得自己受到了剝奪。

在病房里生活，內心所升騰起的滿足感，其實就來自于“相對剝奪感”的反作用力。

在醫院呆上幾天，急診、手術室、重癥病房里，很多人的表情、動作和對話，有時你只是匆匆路過無意間瞥上一眼，只這一眼，也會銘諸肺腑——人間的不幸竟會表現得如此具體。

突遭惡疾，人難免會怨天尤人，問一句“為什么會是我”？但在醫院里，永遠會有比你更不幸的人，當你目睹那些更駭人的疾病，更煎熬的痛苦，更凄慘的境遇，曾經的問號就會變成感嘆號：

“幸好不是我！”

媽媽住院短短兩個星期，從神經內科轉到血液科，我已經見證了四場死亡。最年輕的一位，只有50出頭，他的女兒今年剛考上大學，但這就是人生，死亡會突然造訪，蠻橫地奪走你的一切。

病患們會短暫地談論起這一切，唏噓感嘆，強調一番“身體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氣”。

在病房里，身份、職稱、名聲、財富等世俗意義上的評價標準都短暫地喪失了現實意義，變得輕飄又可笑。人們最羨慕的是檢驗結果的好轉或陰性，每一位被獲準出院的患者都像中了大獎。

（三）

但錢依然很重要。錢，依然是人們話題的核心。

從一餐飯的價格，到住院期間每日的花費，人們不厭其煩地交流著“錢真毛”的這個核心主題。

而且真的很奇怪，我發現無論在那個科室，作為患者的母親，在主治醫生眼里，似乎都退化成了一個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人，尤其在涉及到治療費用的問題上，我發現醫生完全不會詢問我母親的意見。

他們總是把我叫到辦公室，和我溝通具體的檢查和費用問題。

有一次我不在醫院，醫生給我打電話說要溝通一項檢查。我說您直接和我母親溝通就好了，但醫生仍堅持要和我這個病人家屬溝通。

到醫院之后才知道，醫生建議我母親做一個基因檢測，這個檢測醫保不會報銷一分錢，而這項檢測的費用是5300元。

我那時候仍搞不懂，醫生為何非要堅持和我確認這一切。我說出了自己的疑惑，我的意思是，我媽并不糊涂，我不在的時候她完全有能力理解這一切并簽字。

醫生用一句話就解釋清楚了，她說：

“很多老人一聽這個價格，就決定不做了”。

這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在醫院所遭遇的另一層困境：

即便你意識清楚、行動自如，但很多事情，你會喪失掉自主決定權。

所以其實醫生的那句解釋，還有另一層含義：很多家屬一聽這個價格，就拒絕給老人做了。

轉到血液科那一天，一位大姐正在嗚咽地抽泣，很難判斷她的大概年齡，因為她的頭發幾乎快掉光了，兩個醫生站在病床前，正在安慰、鼓勵她。

幾句話就聽明白了，這個大姐應該是確診了白血病，但她所哭泣的，似乎并非是自己的不幸，而是自己的疾病給家庭造成的困境。

“現在都欠那么多饑荒了，以后可咋辦呢？我真不想治了！”

“孩子要上學，他照顧我又沒法干活，這以后孩子學費都沒處去借呢……”

她的主治大夫是個女醫生，面對這般具體的困境，似乎也沒有太多辦法，但我發現一個細節，這個女醫生總是翻來覆去地和病人強調：

“你老公都沒放棄呢，他那么愿意花錢給你治病，你自己得有信心才行！”

雖然素不相識，但我和母親也加入到了勸解的隊伍中。我說，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地獲得治療機會的，既然有治愈的機會，就得把握住。

“對！那多少人想活還沒機會呢，錢沒了咱可以再掙！”一個聲音在門口響起，是一個憨厚的中年男人，年齡大概在45歲上下，不用說，肯定是這位大姐的丈夫。

這時，那位女醫生已經重復了三四次的話再次響起：

“你看，你老公這么愿意花錢給你治，你得治，這么年輕不能放棄！”

事后我回想，無論是否有意為之，但這位女醫生其實用這樣的“造勢宣傳”，無形中在病房里營造了一種特殊的“輿論氛圍”，那位大姐的丈夫，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潛意識里會更堅定為妻子治病的決定。

而這件事如果深入去想，醫生的“言論助攻”其實有著不寒而栗的一面：

“你老公又這么愿意花錢給你治”的背后，或許是另一些不忍細想的涼薄案例。是的，即便你意識清楚，縱然治愈概率很高，但治與不治，很多時候并不是患者本人所能決定的。

生命無價。但在醫院里，每個人的性命，至少在自我心中，會有一個時刻，于冥冥中計算出一個價格。它包含一套復雜的計算公式，也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那個血淋淋的問題：

“他愿意支付多少錢，來救我的命？是30萬、50萬還是100萬？”

這個“他”，可以是妻子，是丈夫，也可以是兒子，是女兒。

（四）

相處幾天之后才明白，那位啜泣著想要放棄治療的大姐，家庭確實困難。

她甚至刷新了我對“幾百塊錢”的固有認知。

閑聊中得知，這已經是她一個多月以來的第二次住院。第一次被緊急送往醫院的時候，治療檢查花了3萬多，而她竟沒有交醫保，以至于這些錢需要自己全部承擔。

說起來，我這人身上確實也有“何不食肉糜”的可惡姿態，因為聽到這里時，我當時竟脫口而出：

“居民醫保一年不就幾百塊錢嘛，怎么還沒上呢？”

大姐以沉默來回應我的問題，她的丈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解釋道：都覺得正當年，身體沒大事。

之前有新聞曝出“居民醫保一年減少了2500萬人”，坊間各種流言四起。

對于中產階層而言，這實在是很難想象的一件事。因為身處水泥森林的人無法理解，為什么有人連一年380元的居民醫保都“交不起”？

確實有人交不起。

雖然我們花的都是人民幣，但彼此間的“計量方式”并不相同。

之于京滬的朋友，380不過是一家三口勉強在外面吃一頓飽飯。

之于在北方貧瘠土地上刨食的鄉民，380塊可能不是一個數字一頓飯，而是一組組實實在在的物資：是機犁四畝地，是六畝地的玉米種子，是七桶大豆油，或者二百斤的化肥……

像這對夫妻一樣，他們要贍養兩位老人，又生育了兩個孩子，一家六口的醫保一年是2280元。真的，這不是一個底層家庭可以輕松支付的一筆錢。

有句流傳甚廣的話：“醫院的墻壁聆聽了比教堂更多的禱告”。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會有人對著墻壁禱告，但醫院的墻壁，肯定承受了這世間最沉重的嘆息，以及最凄涼的沮喪。

你會看到很多人靠在電梯間的墻壁上，一面打電話一面悲痛地抽泣，你也會聽到這世間最生動，也是最尷尬的談話——借錢。

我撞到過一次這樣的談話，我聽到的時候，這通電話顯然已經完成了寒暄鋪墊，和提出借錢這兩重前奏，剩下的是對方的婉拒推辭。

我甚至十分清楚，電話那頭的人，正在以何種理由拒絕借錢，因為這個面向窗戶的大哥，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和對方通話——

他聽完對方說的每一句話，自己都會再把這句話重復說一遍，仿佛是為了更堅定地說服和安慰自己。

“對，孩子上大學正花錢呢，每個月都得兩千多。”

“是呀，小艷（音）都倆月沒開支啦，就靠你自己這點工資。”

“那可不，你這還有房貸要還，我大娘這每個月看病也不少錢呢！”

作為無意間的旁聽者，我都覺得很尷尬，幸好他面對著窗外蕭索的景色，只留了一個卑微的背影給我。

醫院確實是一個結界，但其實在更廣泛的現實世界里，有條件進入這個結界的人，已屬幸運。

畢竟對于另一些人而言，它從來意味著一堵無法逾越的高墻。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