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時之相，還是弄權奸臣？｜張居正的形象變遷

對于張居正的評價，毀譽互見，瑕瑜不能相掩，是向來一般史家的共通看法。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存目四·太岳集》有云：

神宗初年，居正獨持國柄，后毀譽不一，迄無定評。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二， 萬歷十年六月丙午條，在為張居正立傳時也說：

居正性沉深機警，多智數……及贊政，毅然有獨任之志。受顧命于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詟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余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寵奪情時，本根已斲矣。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也。識者謂：“居正功在社稷，過在身家。”

然而由于張居正“勇于任事”“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因此他死后“持公議者少，惟升沉進退之際，挾舊怨以圖報復者為數較多”（孟森《明代史》語）。尤其張居正曾禁書院，與晚明講學風氣相忤，致犯眾怒，如東林領袖人物顧憲成即以梅之煥“致思”論張居正，謂“其言可痛”。于是晚明貶張居正者眾，而褒之者寡。即如王世貞，雖“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來首輔傳》后，還是批評他：“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沒身之后，名穢家滅”。至于明清之際，萬斯同還認為張居正的功業“雖曰瑕不掩瑜，而瑕實甚矣”，因為張居正“挾宮闈之勢，以驕蹇無禮于其主”“凌上無禮”，失去為人臣應該“以敬為上”之道，“大節一失，余無足觀”。況且他的改革措施，得罪了整個官僚系統，“設施舉措又多未厭眾心”，是以招禍，把他當作“奸人之雄”，而持否定之評價。而被谷應泰襲用于《明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曰”的《明史紀事》作者蔣棻更進一步持全盤否定態度，竟痛斥張居正是“傾危峭刻，忘生背死之徒”，說他“包藏禍心，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甚至將萬歷中的“礦稅之禍”，也說成是“居正之貽患”。

但是在晚明值國家危亡之際，也有不少士人反而感念張居正的功勛及其振衰起敝的任事作風，不再說他不合法制及自居宰相之失，如天啟年間舉人陳治紀即引時人的評語云：

居正受遺輔政，肩勞任怨，日久論定，人益追思。

鄒元標也說：

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后已。謂之社稷臣，奚愧焉！

迨明亡之后，明遺民鑒于明亡慘痛教訓，對張居正的評價更加肯定。如查繼佐《罪惟錄》即將張居正列入《經濟諸臣列傳》，一再強調他“功在社稷”，論列其“用人行政”“撙節理財”之功，及“數年間法紀大張，弊亦盡剔”“五千余里，幾無烽火”之效，并說明張居正勇于任事，不任姑息，是“善百世者不顧一時，制萬物者不姑息一事”，決非一般“豎儒所能解”。而清廷官修《明史》也贊揚張居正，說他“通識時變，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干濟才”。

清代后期，國家衰亂之勢已萌，有識之士遂表揚張居正，以為改革之榜樣。道光朝曾任兩江總督、從事兩淮鹽政改革著有聲名的陶澍，就為此將絕版久亡之《江陵全集》，囑人重校付梓，特撰《重刻張太岳先生全集序》云：

明至嘉、隆時，上恬下嬉，氣象荼然，江陵張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領提綱，綜核名實。法肅于廟堂之上，而令行于萬里之外。其時海內殷阜，號為乂安。

認為“其精神氣魄，實能斡旋造化，而學識又足以恢之”，不只是“有明一代所罕覯”，而且是“曠古之奇才”。雖然受到流言“惡聲所蒙”，但陶澍認為這些污蔑他的人“豈獨昧江陵之功”，而且是“劫于眾而相率為違心之談”。迨清末，國勢更危，國人或從事維新變法，或從事國民革命，皆熱衷于宣揚民族精神，于歷史人物中，選出振衰起敝、開疆拓土之民族英雄，為之立傳，以為振奮民心。1911年，梁啟超作《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張居正與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以只有政治家張居正為明代的特點；認為近代中國之衰敗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國強兵。

1912年，民國肇建，國家仍然積弱不振，內憂外患迭起，因此梁啟超的主張仍然大為時人所贊同。1934年，青年黨領袖陳啟天（翊林）提倡國家主義，對法家人物之倡行改革以富國強兵，特別贊揚，除注《商君書》、寫《商鞅評傳》外，又寫《張居正評傳》，闡揚張居正的種種優點：

文忠在智力上是個天才家，有善于求學說理，知人曉事的聰明；在思想上表面是個儒家，骨子卻是法家，有力求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理論；在事業上是個政治家，有認清時勢，貫徹主張，任勞任怨，不顧一切的魄力；在軍事上是個統帥者，有妥定兵略，善用將領，鞏固邊防，剿平內亂的計謀；在行政上是個主持者，有確定權責，特予信任，勤加指導，嚴核實效的辦法；在志行上是個持操者，有懇辭爵祿，嚴拒賄賂，不計毀譽，盡瘁以死的精神。匯合文忠獨具的天才、思想、精神和事業，遂成功一個大政治家。

對張居正的缺點幾乎完全不提，在陳啟天的眼中，張居正幾乎是個完人。

抗戰期間，全民奮起，團結一致對抗日寇，民族精神高昂。朱東潤于抗戰末期出版《張居正大傳》（開明書店，1945年），他說：

我想從歷史陳跡里，看出是不是可以從國家衰亡的邊境找到一條重新振作的路。我反復思考，終于想到明代的張居正，這是我寫作《張居正大傳》的動機。

又說：

為什么我要寫張居正？因為在1939年到達重慶以后，我看到當日的國家大勢，沒有張居正這樣的精神是擔負不了的。

朱東潤在這本大作中雖不諱言張居正的缺點，但由于是要“把這樣的為國為民的人寫出來，作為一個范本”，整部作品對張居正肯定的評價占絕大部分。讀者看完這本書時，很少有人會記得張居正有什么缺點的。

1949年以后，朱東潤的作品《張居正大傳》在海峽兩岸都重版過多次，表明張居正同受兩岸人民的肯定。而熊十力又作《與友人論張江陵》，極力頌揚張居正，認為他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竊嘆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在大陸批林批孔、尊法反儒的時代，由于張居正的做法近于法家，而被列為中國古代26位法家人物之一，捧為進步的愛國的正面人物，得到肯定的評價。1978年以后，改革開放，從事改革的歷史人物同樣得到人們的贊賞，在個人所見的將近50篇1980年以來出版的論文中，幾乎完全看不到對張居正負面的評價，大都是討論張居正實施的考成法、清丈土地、一條鞭法、整頓驛遞與治理黃河等措施與政績；張居正的歷史地位又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種情形在海峽的這一邊——臺灣，雖不似彼岸那么熱烈，但梁啟超、陳啟天、朱東潤的作品再版多次，在標準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也是作肯定的敘述，完全看不到什么負面的論斷。尤其唐新在1968年出版《張江陵新傳》，更是全面肯定，在他看來，張居正這樣的歷史偉人是毫無差錯的，書中甚至特立《所謂誣蔑親藩與排擠高拱》一節，認為所謂“附保逐拱”“如不是捏造，便是臆測”。而香港的馬楚堅也持類似看法，在其《張居正之輔政》一文中，也認為這是“烏有誣蔑之事”，居正是“受不白之冤”。

雖然近代學者多全盤肯定張居正，但錢穆（賓四）教授對張居正卻有意見，他在1952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說：張居正嚴禁講學，關閉書院，妨害學術自由是一大缺點。他還認為張居正是權臣；因為按照明朝祖制，內閣是沒有預聞政治職權的，張居正只是一內閣大學士，不是政府中的最高領袖，不得以內閣學士而擅自做宰相。為此，徐復觀發表《明代內閣制度與張江陵（居正）的權奸問題》，對錢賓四的說法大加抨擊，認為明代的大學士就是宰相，何有“自居宰相”之嫌，張居正是一個大政治家，周秦以后，只有王安石可與之相比，“權臣奸臣之論，恐怕太昧于史實了”。

近代以來，對張居正全面肯定的趨勢，直到最近才有些改變。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雖肯定張居正的功業，但對他“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等錯誤，大加檢討，認為他的“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龔鵬程則撰《與熊十力論張江陵》，批駁熊十力的論點，認為“剛鷙忮［佷］、玩弄權術、排擠異己是張居正的致命傷。這是他性格上的弱點，故人人都承認他的政績，卻人人不喜歡他”。1996年，邱仲麟在臺北萬象圖書公司出版的《爭議人物》序列叢書中寫了一本《獨裁良相張居正》，總結歷代史家對張居正的評價，他不滿意近代以來史家對張居正“重善諱惡”；遂以“據實追究、不隱惡、不過美”為原則，簡要地述說張居正的生平與功業。此書雖是一本小冊子，可讀性卻很高，可惜為所能運用的史料及篇幅所限，難以深入。

二

明清史學界的前輩韋慶遠先生，有感于近數十年來關于張居正的傳記與研究論文，對張居正“其人其事其器識品格其學術主張”“對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曾起過的作用，難免仍存在不少分歧”；認為“與其各說各話，不如認真地進行討論”。韋先生“經過十多年來對張居正有關問題的摸索思考”，終于寫成這部70萬言的大作——《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這部書，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點，在于他運用了罕見的豐富史料。一般討論張居正的著作，差不多集中運用《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張太岳集》《明實錄》等較常見的書，很少利用到當代其他相關人士的文集資料。韋先生在寫這部大書時，運用的史料極為廣泛，除實錄、政書等官方出版品外，與張居正同時代有關人士的文集、書信，只要在海峽兩岸圖書館中能找得到的，都一一參考。全書引用的私人筆記、文集、書信達150余種；此外又引用以明代為主的地方志達65種。因此能深入許多以前學者所未談到的細節，平允公正地評價張居正的實際政績及處事為人，并且還能透漏出近代學者為主觀愿望所困的盲點。

過去學者對于隆慶時代內閣成員間的“混斗”，一概簡單地以權力斗爭視之，韋先生雖也不反對這一點，但更進一步從各個人的政綱與學術思想的根源上著眼。書中的第八章第六節、第七節，花了約30頁的篇幅，討論徐階、李春芳、趙貞吉與高拱、張居正的學術思想及其分歧之處。他認為徐階、李春芳、趙貞吉等崇尚理學，倡導講學，“語玄虛，薄事功”“舍正學不談，而以禪理相高”，與高拱、張居正之崇尚實學、“痛抑講學”是對立的；這一分歧導致在面臨隆慶初年政局走向的抉擇上，徐階等人堅持保守舊制，高拱、張居正則主張“法以時遷”“振弊易變”，倡奉改革，以“安民生，飭軍政為急”。高拱與張居正這一派終于取得勝利，而能“積極、堅定、審慎而有步驟、有次序、有針對地行變制改革”。把內閣成員間“混斗”緣由的解釋，從簡單的權力斗爭，提升到學術思想分歧的對立，正是這本書過人之處。

對于“江陵柄政”的功過評價，自明代以降，學者評論分歧，但近代以來持肯定態度者為主流。韋先生的書也從第九章到第十七章，以全書的大多數篇幅，具體而深入討論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及落實情況，正面敘述其重整吏治，為天下理財，清丈田畝，推行一條鞭法，平南倭北虜的威脅，厲行法治，整理驛遞，整治漕運等功績。與一般學者不同的是，韋先生雖闡揚張居正的正面功績，卻不諱言其柄政的負面影響。在第十八章專論其反對講學，執行文化專制政策，批判張居正“采取粗暴方法以禁錮思想”“是行不通的”，是其柄政之“敗筆”。對于為后人贊揚之清丈田畝與推行一條鞭法，韋先生利用明清方志及新發現《山西丈地簡明文冊》等資料，指出清丈田畝政策在各地落實之差異性及弊病。如有些地方丈田“冊報多虛”“務加額為功”“爭改為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等。韋先生舉地方志記載的實例，以不偏不倚的立場說明清丈中負面的影響。關于一條鞭法的推行，他述說嘉靖初經隆慶年間全國各地屢行屢止的具體情況，肯定張居正斷然推行于全國的功績，認為精選重用認真貫徹推行一條鞭法的官員，是短期內能夠取得大成效的重要因素。韋先生對一條鞭法極為肯定，在第十三章中特立兩節，表揚該法對改善民生國計的重大貢獻及其歷史意義，以梁方仲教授對一條鞭法之研究成果為基礎，具體說明該法“確能起到均平賦役負擔，壓抑豪強，紓解民困，促進工商業發展的作用”，認為“張居正在這方面的決定性貢獻，都是不容抹煞的”。韋先生雖未像袁良義《清一條鞭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比較具體地說明一條鞭法各地實施的差異性及張居正死后該法失敗的原因，但他還是指出“在某些地區也存在過一些不公平甚至不法的問題，使有關地區的黎民受到損失”。足見韋先生研究歷史的態度之公允持平。

至于張居正的操守作風的論述，是向來最受爭議的，其中尤其對于張居正與高拱的恩仇及所謂“王大臣案”，是爭議的焦點。韋先生在這一問題上，用力甚深，他如實地表揚高拱在隆慶改革中的巨大功績，及高拱與張居正在改革方面的合作關系，發潛德之幽光，是前人論著中少見的。但也指出兩人“名望相近則相妒”，演變到朝臣分別依附，營壘對立分派。韋先生特別從張四維的《條麓堂集》中找出張四維寫給高拱與張居正的信，曾努力調解雙方的關系，未能成功。這段史實久被湮沒，韋先生表而出之；使讀者對高、張不和的史事，能有進一步的了解，是韋先生大作的另一主要貢獻。“壬申政變”，高拱被逐，一般均以其敗在張居正、李太后、馮保政治鐵三角之下，韋先生則指出高拱的專斷，以為“十歲孩兒安能決事”，威脅到皇權，才是關鍵，真乃一針見血的論斷。至于王大臣案，有些學者強為張居正洗刷，以此事乃子虛烏有。韋先生則認為此案雖是馮保主謀炮制的假案，其實張居正不但知情，甚至還參與刪補馮保上奏處置高拱的奏疏，這點是不能為張居正回護的。至于張居正壓抑迫害諍誅者，多為子孫謀，作風驕奢，甚至涉及苞苴饋遺等事，韋先生也不像近代一些學者巧為之掩飾。他認為張居正的缺失，雖有其時代的背景，但“亦不能完全忽略了個人的責任”。

總體來說，韋先生認為張居正雖有些重大缺失，但對明代是有“無與倫比的偉大建樹”的。韋先生寫這部大作所持的立場，確如他自己說的：

采取嚴肅公正的態度……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出發，充分注意到他們的個人特點，對其政策理論上可取之處，治道方針上可行之處，道德修養上可稱之處，曾經有過的建樹或缺失，都應給予公平的評估。

因此，《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可說是自有為張居正立傳以來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惡不掩，各從其實”的巨著。

本文節選自臺灣歷史學家徐泓為《暮日耀光：張居正與明代中后期政局》（韋慶遠 著，漢唐陽光丨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所作序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