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全球化正劇烈轉型，但抗拒不了中國的誘惑

賽格特約作者 連清川

導讀

在發達社會中，全球化被精英階層所劫持。資本流向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新興工業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產業和服務工作被大量外包。制造業外流自然淘汰了產業工人，而在新興產業，知識落后和缺乏訓練的中產階級也被包括互聯網、電子、物流在內的行業所拋棄。

整個2020年，美國和歐洲都陷落在巨大的恐慌之中。當疫情襲擊的時候，歐美都突然發現他們連口罩都生產不出來。而且，當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封控的時候，他們的汽車、冰箱和電視的芯片全面告急。整個電子產業都陷入了瀕臨癱瘓的危機之中。

墨西哥在2023年取代了中國，成為對美最大的出口國，出口超過4000億美元，并且出口結構非常復雜，從高端的汽車、電子到低端的服裝，形成完整的產業覆蓋。東南亞也是巨大的受益者，僅僅越南一國，2022年的對美出口就達到1200億美元。印度不僅僅維持了原有的份額，并且其鄰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都已經開始了對美貿易的增長趨勢。

無論是中國的市場規模，文化成熟度與教育的普及性，加之后天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結構，當下國際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實體可以與中國競爭。供應鏈布局的外溢，雖然不可避免，但是供應鏈格局的高效與結構的完整，中國事實上也在短時間內無從超越。

歐美國家和與之關系密切的新興市場對于國家型投資都有著尖銳的敏感性，因而，淡化、減少乃至消解國家性色彩，以民間資本與民營企業作為投資主體，鼓勵它們進行全球性投資，從而引入人才、模式與技術，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全球化已死”已經成為了一個口號。最近一次石破天驚直接喊出來的人，是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2023年3月份的一次采訪中，他說，全球化已死，自由貿易也已經奄奄一息。

2023年3月16日，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與《芯片戰爭》作者米勒進行會談，提到“全球化已經死了”。

4年前，美國還剛剛開始在疫情之中掙扎，著名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就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怎么破壞這個世界》的文章，指出以往的全球化本身帶有致命的缺陷。其后在世界各國，關于全球化如何衰退與逆潮的論斷層出不窮。

今天，當你站在中國來看，這種壓迫似乎顯得更加真實。中美貿易戰似乎沒有停歇的跡象，出口貿易的形勢嚴峻，供應鏈外流正在加劇……

兩場戰爭正在如火如荼，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的烈度前所未有；在拉美，玻利維亞困境加劇，阿根廷進入了極端右翼改革，歐洲反移民傾向已經蔓延到了溫和的北歐。沒有一個跡象讓人們相信全球化會回復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之后的狂飆運動之中。

全球化真的死了嗎？或者，最少是否在休克和倒退之中？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說清楚的是“全球化”本身。在過去的許多論述之中，許多專家學者都試圖論證全球化自古有之，譬如公元前羅馬與漢朝的東西溝通，或者明代時候的全球白銀經濟，19世紀英國和歐洲的殖民潮，都被認為是全球化。

但這樣的全球化，只存在于學術之中。從1990年開始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國之間有意識的、有組織的、有制度的、有工具的全球性市場、商品、知識、人才與技術的全球交換和流動，任何以往的所謂全球化都根本缺乏如此全面與制度化的安排。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有且僅有一次，那就是1990年之后的全球化。

我愿意稱之為全球化1.0。而這個全球化，的確已經死了。但是全球化并沒有死，它已經開始了2.0時代。

全球化1.0：歐美社會忍無可忍

2002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他說，當前以私有化為前提的全球化將會帶來巨大的金融風險，導致中產階級的大量破產，以及部分國家的迅速邊緣化。

他成為了一個巫師。在過去的20年時間里，這些預言變成了讖言，一一成真，并且把全球化本身推向了破滅的危機之中。

許多人到現在都還沒有想明白為什么特朗普會上臺，以及為什么發生了一場準政變的沖擊國會山事件。

他們把這僅僅當成一場政治事件。

但并不僅僅是政治。在過去幾年里，反全球化的運動已經日益高漲。英國的脫歐，歐洲大陸的反對伊斯蘭移民和極右翼政黨的上臺，拉美普遍出現的左翼政權以及美國國內的動蕩，其實都在說明同一件事情：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全球化。

在美國的案例中，給特朗普投票的主要是中西部州的產業工人。還有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群體：墮落破產返貧的中產。197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占比61%，2000年為55%，而現在僅存50%。

在整個發達社會中，全球化都被精英階層所劫持。資本流向了成本更加低廉的新興工業國家包括中國和印度，產業和服務工作被大量外包。制造業外流自然淘汰了產業工人，而在新興產業，知識落后和缺乏訓練的中產階級，也被包括互聯網、電子、物流在內的行業所拋棄。因為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雇傭和外包給訓練更加精良，成本更加低廉的第三世界工人和白領。

全球化在發達國家中制造了大批量的新窮人。社會總體的財富增加了，但是它們全部被蘋果、谷歌、推特這些公司的新貴們收割。

新窮人要求砸爛全球化，讓工作回流。

2017年，隨著《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書出版并迅速橫掃美國亞馬遜、《紐約時報》等影響力暢銷書榜，這本書被美國數百家媒體用來解讀“特朗普為什么會贏”

不滿當然不只發生在發達國家。因為全球資本都在尋求效率最高的地方，于是他們發現了中國和印度，并且把幾乎所有的資源全都傾瀉到了這里。所以，這造就了一個不均衡的全球化：貧困者依舊在貧困之中。

拉美的左傾看上去是對美國政治的反抗，但根本是它們并沒有享受到全球化的紅利。阿根廷、巴西，甚至墨西哥，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被美國和歐洲所忽略，盡管他們擁有更加靠近美國的文化和語言系統。

而哪怕是印度的周邊國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都只是成為了美國反恐戰爭的前線，卻并沒有享受到全球化所分配的供應鏈、投資和產業升級。

誠然，這些國家多數在基礎設施、制度、教育和產業基礎方面上有著巨大的缺陷，但是哪個新興市場沒有缺陷呢？尤其對于拉美來說，玻利維亞的急劇左轉帶動了整個拉美的動蕩。

還記得俄羅斯嗎？急切的葉利欽為了轉向市場經濟，甚至全面采用了休克療法，進行全面的私有化，但是換來的卻是國家接近于崩潰，歐盟對于俄羅斯的痛楚根本不聞不問。只有當普京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并且大量地恢復了國家控制經濟命脈之后，才重新站穩腳跟，甚至獲得了再次挑戰歐洲的能力。你能夠責怪俄羅斯人生長出野心嗎？

最致命的問題發生在新冠疫情期間。整個2020年，美國和歐洲都陷落在巨大的恐慌之中。當疫情襲擊的時候，整個歐美都突然發現，他們連口罩都生產不出來。而且，當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封控的時候，他們的汽車、冰箱和電視的芯片全面告急。整個電子產業都陷入了瀕臨癱瘓的危機之中。

2020年2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表示，美國有3000萬個N95醫用口罩庫存，但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估計，美國需要3億個口罩，目前尚有2億7千萬缺口

這涉及到了整個國家的產業安全問題。都不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角度上去考慮，當一個國家的供應鏈嚴重依賴單一外部生產能力的時候，萬一再次出現類似的公共衛生危機或者大規模的戰爭、大面積的災害，他們自己的安全保障是什么？

全球化的危機是日積月累的。在長久的時間里，整個全球貿易的仲裁權一直都在WTO的手里。然而，在長期的談判和沖突之中，發達國家發現在動員能力上，他們根本無法與新興市場相抗衡。冗長的民主決策過程，資源的動員能力，以及不惜一切代價地市場沖擊和占有，根本不是他們能夠做到的。需要讓渡主權的WTO仲裁使他們在制定和處理WTO規則中落于下風，處處受挫。

這顯然是全球化規則的不公正，或者不對等。在制度水平未能持平的前提下，歐美國家要重新奪得全球化的控制權，就必須打破固有的全球化。

這可能才是全球化爭奪的核心焦點：全球化的方向到底由誰來掌舵？規則由誰來制定？權力由誰來分配？

到疫情暴發的時候，全球化已經變成了一艘在海上隨意漂流的船，沒有方向，沒有規則，沒有制約，資本純粹出于本能，規則純粹依靠力量，仲裁純粹出于聲量。它已經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叢林游戲。

發達世界忍無可忍。

全球化2.0：試圖尋求公平公正

全球化2.0基本上就是從2020年開始的。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其實并沒有宣告全球化1.0的終結，而只是一場預演。

特朗普針對中國的一系列貿易戰出發點都不過是討好受挫的產業工人和破產的中產階級，他是一個商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從做生意的角度上說，戰爭不過是談判的籌碼。

但2020年之后一切都已經變了。因為全球化的弊端，如同弗里德曼所言，它的不公平、不均衡和不公正已經全面在疫情之中顯露出來。

然而全球化必須繼續下去，誰真正地終結全球化，就意味著誰會在選舉中失敗。

無論對于美國還是歐洲，制造業全面回流是不可能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低端服務業，重資源型工廠以及低利潤制造是不可能在成本高昂、福利完整的發達國家中找到生存的空間。

盡管精英攫取了大部分的利潤，但是社會商品的極度豐富和價格的全面下降必須依賴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才能實現，甚至包括生物醫藥、互聯網技術和專利、制造業機械和交通也必須要由新興市場買單。

終結全球化幾乎就意味著自己同時也陷入危機和衰退之中，這是誰都明白的淺顯道理。

所以，全球化2.0尋求更加平等的目標，以安撫國內受損的群體；供應鏈的全球性重新布局，以建設安全性；以及重新奪回全球化的話語權，控制全球化的走向和方式。

消除國內不滿的最直接方法，自然是重新提供工作崗位與收入。盡管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就已經在布局“新勞工”，也就是通過培訓和教育低階層勞工以適應新產業的需求，然而這顯然是一個事倍功半的事情。最直接簡單的方法就是制造業回流。

咨詢公司科爾尼在一份報告中說，92%的美國在華企業同意制造業回流，而其中79%的人已經采取行動，另外15%的人正在計劃之中。到2025年，有超過84%的美國跨國制造企業，將會將全部或者部分業務回流到美國。

美國的失業率在急劇下降，2023年全年都維持在很低的水平，是30年以來失業率最低的時刻。雖然有包括自由職業等多種因素的構成，但制造業回流顯然起到了顯著的作用，2022年制造業創造了150萬個工作崗位。

這當然得益于美國政府的一系列獎賞制造業回流，以及限制離岸業務的政策：《通脹削減法》鼓勵美國企業主發展電動車，而《芯片法案》鼓勵半導體的回歸。

2022年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總計2800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以支持芯片生產流程回歸美國本土。

2023年人工智能的爆發使企業主更加看見通過低成本就能夠發展制造業的前景。雖然無人工廠并不雇傭崗位，但是它同樣能夠帶動大量低技能工人就業，以及服務業雇傭的爆發式增長。

歐洲的回流并沒有那么順利，普遍的高福利政策，人口的老齡化以及完善的保障機制使制造業回歸到處都是鐵板。但是對歐洲而言，制造業回歸的壓力本身就不大：高稅收政策本來就使制造業的利潤留在國內。

歐洲的根本壓力是新移民的進入所導致的社會風險：他們是失業率的主要構成對象。限制移民是歐洲制造業危機（如果有的話）的終極方法。現在，連溫和的丹麥都已經開始在排斥移民了。

當然，無論如何成功的制造業回流都不可能解決供應鏈均衡問題。所以，全球化2.0的核心在供應鏈重置。

當下的主流話語，稱之為“供應鏈轉移”，但這并不準確。供應鏈轉移在于將原有集中化的中印兩國，向其它地方轉移。這種概念是自發。

但當詳細考察最近兩年的供應鏈局勢的話，就會發現，供應鏈被在全球范圍內有意識、有節奏地進行布局。這次的供應鏈重置，長久、耐心而深刻。

主要從中國轉移出去的供應鏈，被分散到許多地方，包括東南亞、印度及南亞和以墨西哥為龍頭的拉美。也就是說，這一輪重置，可謂雨露均沾，除了依然貧窮落后動蕩的非洲和中東之外，其它地方都被納入供應鏈鏈條之中。

墨西哥在2023年取代了中國成為對美最大出口國，出口超過4000億美元，并且出口結構非常復雜，從高端的汽車、電子到低端的服裝，形成完整的產業覆蓋。東南亞也是巨大的受益者，僅僅越南一國，2022年的對美出口就達到1200億美元。印度不僅僅維持了原有的份額，并且其鄰國孟加拉國、巴基斯坦，都已經開始了對美貿易的增長趨勢。

2024年1月8日，墨西哥舉行首次登月任務 ，由墨西哥 250 名大學生合作開發的五個微型機器人將搭載火箭登上月球。

看起來，拜登政府的國際貿易政策正在奏效：他倡導的是“友岸合作”（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e outsourcing），將供應鏈分布到與美國關系密切的同盟國家，或者是靠近美國地緣的國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貿易伙伴。

日本已經加入了這場供應鏈轉移的風潮，尤其是在電子和服裝方面。當然它的活動范圍更加受限，主要是在東南亞尋找替代區域。

更加深刻的數據是FDI（外國直接投資）。經濟學人智庫2023年9月預測，在2024年，東盟國家獲得的FDI就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獲得投資的最大區域。而到2027年，中國在新興國家中FDI的占比將下降到30%以下，遠低于以往日常的40%-50%。

2023年FDI所代表的供應鏈結構，與進出口貿易額幾乎一一對應。墨西哥2023年上半年的FDI上漲40%，290億美元，主要投向制造業；東南亞2022年獲得FDI超過2200億美元，五年復合增長40%。光是越南一國，截止2023年12月20日的FDI為366億美元，年度增長32%；印度的FDI數據雖然像過山車一樣，漲跌都很明顯，但是2022年4月到2023年3月的數據依然達到了709億美元，在亞洲國家中依然排名靠前。

這些新興市場所得到的FDI，自然絕大部分依然是流向與供應鏈相關的制造業。進出口貿易或許起落可以有顯著的變化，比如越南2023的出口比起2022年有所回落，但是FDI所代表的投資趨勢，卻是長期而深遠的。

2023年12月，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首次到訪越南，討論促進越南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方法，并尋求與越南科技公司的潛在合作伙伴關系

與供應鏈重置相伴隨的，是WTO、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些國際貿易機構聲音的逐漸暗淡。在主要的國際貿易規則和爭端之中，他們的仲裁權限正在不斷被削弱。

歐美主要不再通過這些國際機構進行交涉：主權聲音替代了非主權聲音。美國當下主要以制定國內產業政策、友案合作和近岸外包、貿易聯盟的方式，架空國際貿易組織來直接控制全球化的走向。

坦白說來，歐洲并不愿意跟隨美國的腳步，他們的地緣戰略野心，市場布局與供應鏈敏感性并沒有美國那么高，國內的選民壓力也主要并不來自海外：通過國際貿易來維持福利國家的格局，才是歐洲的內心戲。

然而，美加日韓，加上澳大利亞幾乎神同步的供應鏈重置，使歐洲處在進退維谷的尷尬之中，隨著供應鏈格局的變化，他們能撐多久？

全球化2.0的理想，是公平性、均衡性和公正性。但世界的問題還是那些問題，其中同樣蘊藏著和1.0一樣的巨大風險。

全球化是一場智力競賽。制造業回流依靠政策短期是奏效的，但取悅選民的政策能維持多久？人工智能化的工廠是一個必然趨勢，它會加速淘汰產業工人，而不是大量回雇。資本趨利是本能，資源配置效率才是王道。

自2018年至今，WEF先后公布11批全球“燈塔工廠”名單共計153家，其中中國“燈塔工廠”達到62家，是全世界“燈塔工廠”最多的國家

供應鏈重置看上去很美。但是無論是東南亞，還是墨西哥，還是印度，其間的制度、人口、教育差異天壤之隔。當年供應鏈快速集中在中印兩國的原因，就在于兩國快速發揮出了供應鏈配置的優勢，人為的配置只是想當然爾。越南進口商品價格上漲9.8%，墨西哥進口價格上漲3.3%，選民們很現實，當商品價格全面上漲的時候，他們很快就會發現現實過于骨感，配不上理想中的生活。

權力結構就更加難說了。因為任何一個富裕起來的國家，都會要求話語權的增長。歐美會發現對于他們的權威挑戰來自于不止一個國家，而是處處冒煙，那時候如何平衡，恐怕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人類的內耗從來沒有一個消停的時候，2.0就一定比1.0更加美好，也不過是一個想象而已。

中國不會離開全球化牌桌

迄今為止，在全球化2.0中受損最大的，看起來就是中國了。無論在制造業回流、供應鏈重置和貿易權力分配上，美國及其盟國所極力擠壓的是中國和俄羅斯。

在俄烏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的時候，還遠遠看不見它重返全球化的日程表。

而中國依然在全球化的棋盤之中。現在，中國是東盟的最大貿易伙伴，是歐洲的最大出口國，與非洲和拉美都有著巨大的貿易利益。但顯然，對美進口從占比25%，跌落到不足17%；FDI也將從頭把交椅跌落，風險是明確的。

中國依舊有機會成為全球化2.0的主要玩家嗎？

在全球化變局中，許多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第一種并不承認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受挫。他們認為，東南亞也好，墨西哥也好，根本不能取代中國的供應鏈位置，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與產業結構完備，天下無敵；第二種恰好相反，以為供應鏈外溢是必然，因為中國人口老化，成本升高，對于中低端產業再無吸引力。

第一種觀點幾乎是自尋死路。中國的供應鏈優勢地位，并不是從第一天就開始的。基礎設施可以建設，產業結構可以完善，地理區域可以跨越。供應鏈結構的合理化和安全化，是一個必然的要求。即便沒有中美之間的觀念差異，這條路，是遲早要走的。

而第二種觀念，看似合理，實質全錯。

中國在過去30年時間里，能夠快速成為全球供應鏈之王的原因，并不是硬件，而是軟件，是文化優勢。

首先是中國人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倫理。在過去數千年時間里，中國人已經形成了極其頑固的集體主義家庭觀念，即便是城市現代化，都只能是逐步瓦解。而這種家庭倫理，也就帶來了與之相應的工作倫理：服從性、紀律性與勤勉。

描寫曹德旺對美投資的《美國工廠》已經非常形象且準確地揭示了中美兩國在工作倫理上的差異性。無論你喜歡與否，這樣的工作倫理，能夠發揮出驚人的效率。

紀錄片《美國工廠》截圖

其實是教育。與中國同時進入全球化的印度，為什么在發展速率上遠低于中國？除了社會倫理差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差異。

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快速地培養了大量符合全球化、供應鏈所需求的人才。盡管中國的教育體系本身存在著巨大的bug，但中國的實用型人才教育體系，卻非常符合增長時期的用工需求。

而這種實用性的生活態度，同時造就了市場的快速繁榮。如果不做價值判斷，我們就會發現，無論中高低端的商品，都能夠快速在中國的市場尋找到大量的用戶。在過去的各個王朝中，一旦政局穩定，社會就會快速繁榮，商品快速增長，其社會結構就是如此。

因而，簡潔的判斷是：全球化根本無法抗拒中國的誘惑。

無論是1.0，還是2.0，整個世界事實上進入了一個不同以往任何時代的政治結構中。從1990年之后，全球一體性地進入了一個缺乏意識形態對峙格局的長和平時代。除了少數國家和地區，俄羅斯、朝鮮、伊朗……之外，武力對抗的風險不復存在，全局性的戰爭元素基本消弭。

因此，與全球化2.0所伴生的新地緣戰略競爭，其實根本不是一個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事實上，競爭中的各方尋求的市場的占有率，貿易的話語權，與發展方式的文化沖突。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美國無法依靠一己之力將中國擠壓出全球化，更不用說孤立中國。然而，在全球化2.0之中，如果未能夠以合適的方式應對，在制造業回流潮，供應鏈重置結構和全球權力結構中受損，并在其中跌落，成為一個二流的玩家，卻依然有著巨大的風險。

若要在全球化2.0中保持位置，首要端在開放性。

美國的制度性原因決定，它無法對于本國民眾與企業，采用粗暴的禁止性方法。因此，它當下所采用的政策，在國與國之間采取所謂“戰略競爭”，以國家安全等理由，實行貿易限制；而在民眾與企業層面，卻只能采取鼓勵性措施。

但對于國民與企業而言，利益始終是最大取向。在生產需求之下，特斯拉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到中國開設超級工廠。因此，對于美國企業采取國民待遇的開放性措施，以與美國政策平齊，甚至更加優越的條件，吸引美國企業的流入與投資，美國政府從根本上是無法阻止的。這種開放性，無論從生產、稅收、領域、營銷，都應當以與國內企業相等同的待遇給予。

2023年12月22日，特斯拉在上海完成拿地簽約，宣布特斯拉儲能超級工廠項目正式啟動

恰如前文所言，無論是中國的市場規模，文化成熟度與教育的普及性，加之后天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結構，當下國際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實體可以與中國競爭。供應鏈布局的外溢，雖然不可避免。但是供應鏈格局的高效與結構的完整，中國事實上也在短時間內無從超越。在多個不同民族、信仰與制度之間的組合難度，可想而知，即便其在勞工薪資上有優勢，但是實際的成本其實非常高昂。

讓供應鏈回歸中國的方法其實也并不復雜。歐美國家無非尋求供應鏈的安全性與多元化。但如同特斯拉在美歐中墨都有超級工廠一樣，不過是允許甚至協助他們獲取更加多元化的供應鏈格局。而其中更加重要的就是公平性：放松審查與限制，允許跨國企業與國內企業進行公平的競爭。

歐洲企業本身對中國并無抵觸，2023年中國最大宗的FDI就是來自歐洲。只要美國企業恢復對華的供應鏈投入，歐洲自然會擴張，而日韓原本就是小兄弟，沒有自主的能力與權威，自然也就只能跟隨。

所謂的技術卡脖子，是供應鏈重置的一個派生產品，本身并無太大生命力。供應鏈如果回潮，技術限制自然會突破政治囹圄。

另外一個要點是，美國可以在本國設置障礙，卻無法在其它地區驅逐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菲律賓雖然看起來決心很大，但各自都有發展需求。美國當前的方法，無非就是利益捆綁。

市場化的全球性參與是中國絕佳的機會。無論是人工智能技術、高端制造業、互聯網服務、物聯網進展還是新興產業，新興市場所最需要的，從來都是FDI。東南亞、印度、日本、韓國、拉美都需要大量的FDI，中國在過去數十年所積累的資本與產業技術，都足以對這些新興市場進行有效的投資。

2023年12 月 20 日，泰國輕軌 BTS宣布曼谷市區全站已支持微信支付購票

但是投資的市場性，恐怕是全球化2.0的重中之重。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所以政治性的拉鋸，只能停留在政治上，而產業性的投資，就只能停留在市場化之上。以公開公平的方式，參與進新一輪的全球供應鏈布局，無論在技術上保持與全世界同步，還是在產業格局上尋找突破的路徑，全球性的市場化資本參與都應當是當前中國跟進全球化先進腳步的唯一方法。

而這自然也就要求在國內對民營企業進行公平有效的政策安排。歐美國家和與之關系密切的新興市場，對于國家型投資，都有著尖銳的敏感性，因而，淡化、減少乃至消解國家性色彩，以民間資本與民營企業作為投資主體，鼓勵他們進行全球性投資，從而引入人才、模式與技術，恐怕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對內激活創新，對外保持定力

這又是一次劇烈的轉型。

全球化已死，但全球化萬歲。多數的國家，都在積極快速地擁抱全球化2.0。盡管其中一樣有湍流暗礁，危機重重，但是趨勢依然明朗，而這次全球化的進程又將重塑未來50年的世界國家與民族格局。

至于全球化2.0的治理結構，如今雖然尚不明確，依然有跡可循。

在全球化1.0時代，中國憑借穩定的政局、務實的態度和驚人的耐心，成功擠入全球供應鏈，不僅實現了國家力量的復興，也惠及了數以億計的普羅大眾，中國也由此成為全球化1.0時代的主要參與者和贏家。

在全球化2.0時代，對比1990年代中國，情況早已發生了巨變。體量的不同，對規則的理解差異，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合力塑造著中西之間的信任關系。為此，地緣政治試圖扮演主角，蓋過技術和商業的影響力，這使得中國必須更加小心謹慎地處理崛起的民族產業、復雜的多邊關系和時代的開放要求之間的巨大張力。

離開中國的全球化2.0將是不可想象的，憑借自身的巨大優勢，中國足以誘惑全球范圍的眾多驅動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歷史已經被決定走向，相反，歷史的走向從來飄忽不定，只有對內能夠激活市場創新，對外能夠保持戰略定力，并在低谷期擁有足夠的耐力，才能真正坐穩全球化2.0重磅玩家的寶座。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原標題為：全球化已死？全球化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