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尖AI人才為何紛紛涌向硅谷？

賽格特約作者 熊志

世界各國與美國人工智能上的差距，本質上是人才上的差距，這一點，中美之間也不例外。

兩年來，從ChatGPT到Sora，當我們談論中美科技差距時，有的人在尋求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但實際上應該思考的是：我們的頂尖人才到底在干嗎？又去哪了？

全國人大代表、科大訊飛董事長近日公開建議，制定國家《通用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事實上，我們并不缺聰明的頭腦。據媒體報道，在Sora的核心研究團隊中，就包括3名華人，其中有一名北大校友。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一些優秀的科技人才正在流向美國，涌向硅谷。

缺少留住頂尖人才的創新環境正在成為人工智能彎道超車的重大障礙。

頂尖AI人才回流意愿趨弱

前段時間，“清華畢業生80%都出國了”的傳言甚囂塵上，清華為此不得不出面辟謠，2023屆畢業生出國（境）深造的比例為8.0%。并且，近20年出國留學的校友完成學業后，大部分已歸國工作。

清華的數據當然有一定的代表性。隨著經濟實力的壯大，科技人才缺口加大，加上系列人才引進措施的吸引，留學生回國意愿在增強，這一基本事實可以得到多個層面的數據印證。

社科院之前的報告也顯示，近年來中國留學人員回流率呈連年上升趨勢，2016-2019年近八成出國留學人員學成歸國，年均增幅達11.7%，其中包括大量的IT從業者。

但在留學生回國意愿增強的同時，我們也許得看到人才回流的另一面：對頂尖人才的吸引度不夠。

前不久，金沙江創業投資董事總經理、合伙人丁健在亞布力論壇上提到，以前硅谷AI研究生70%以上能回國，現在幾乎沒有。

丁健的數據未必準確，不過作為關注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投人士，他的觀察感受無疑有一定的參考性。

就像ChatGPT到Sora的AI浪潮升級一樣，人工智能畢竟在高速迭代，各類人才報告研究往往會滯后于形勢發展，一線投資人員的感受反而可能更接近當下市場的真實情況。

留學生的回流和AI人才的流失，它們其實并不矛盾。反映的現實是，在AI領域，作為全球創新和產業高地的硅谷等地仍然保持著對各地人才的虹吸力。

《紐約時報》前兩年的那篇文章也呼應了這一層現實，它的標題就很直接——《美國人工智能（AI）的秘密武器：中國人才》。

一方面，從事AI研究的留學生不愿回來，另一方面，國內的一些科技人才在往外跑。比如最近有消息稱，百度Apollo原技術負責人之一羅琦加入英偉達汽車事業部。

2022年4月，時任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賈揚清前往美國加州，后創辦了Lepton AI公司

國內創新氛圍不容樂觀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美國在芯片領域的出口管制和技術封鎖不僅給半導體行業造成了巨大影響，也給中國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對于一些專攻芯片的AI人才來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面臨著“二選一”的難題。所以，選擇留在海外，留在引領創新風向的硅谷進行前沿研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結果。

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即便拋開中美博弈來看，AI人才向外流動既是科技創新水平差距的因，也是果。

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帶來的應用優勢讓中國的互聯網產業在過去這幾十年來取得了飛速發展，高鐵、網購、支付寶和共享單車甚至一度被稱作是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但在底層技術創新層面，尤其是AI領域，中美的差距依然是肉眼可見的。

ChatGPT誕生以后，國內的科技公司迅速行動起來，掀起“百模大戰”，展現出強大的學習模仿能力，一時間如火如荼、熱鬧非凡。但基于OpenAI的開源技術來復制跟進，這樣的創新路徑，本身就反映出研發創新的被動。

Sora的橫空出世，想必會讓很多網友如夢初醒，原來所謂的國產大模型已彎道超車是多么的不現實，原來，科技創新最重要的不是1到10，而是從0到1的引領性突破。

模仿和原創是兩個概念。引領創新風向意味著技術自主，更意味著可以更早的推動商業化的應用，前期的創新研發投入可能更快地收獲市場的回報。

中美的這種時間差決定了，一些從事AI研究的高端人才不會將中國的科技公司當成就業首選。畢竟，留在硅谷不僅有技術環境的優勢，也意味著在研究產出和回報上，往往會有一個更短的收獲等待期。

但人才的流動往往是推力和拉力相互作用的結果。

國內的科技公司，在研發投入方面，其實并不吝嗇——事實上，論研發投入強度（研發經費和營收之比），騰訊、阿里、華為等科技公司要大幅領先蘋果、特斯拉等企業。

重視研發卻留不住高端研究人才，背后的真相是，在越來越嚴酷的生存環境下，那些科技公司被捆住了手腳，失去了冒險拓荒的勇氣，逐漸保守化。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提出，獨角獸企業代表數字經濟創新能力和未來發展的方向，但當下數字企業創新與投資活動卻正在減少，他建議審慎出臺收縮性政策，推動企業向高風險領域敢闖敢投

哪怕是創新，也更愿意采取低風險的學習模仿，而非冒險投入試錯。創新氛圍的惡化，對高端人才形成了一股向外的推力。

企業放松下來，才敢真正冒險

過去幾年，高歌猛進的平臺經濟迎來了最嚴的監管整治，幾家大廠紛紛挨錘，民間歡呼聲一片。

但強監管引發的連鎖反應，尤其是一些部門對政策和行業的理解出現偏差，在治理平臺經濟時用力過猛，由此導致的后遺癥，包括對創新氛圍的抑制效果，我們不可不察。

在人工智能領域，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相較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發機構，市場化的企業是推動創新的主力。它們有資金投入的積累，有創新驅動業務發展的動力，也離應用端更近。

很長一段時間里，那些用戶規模巨大的科技公司，因為龐大的營收和利潤，在輿論場經常得背負上“資本”的罵名。問題在于，如果科技公司賺不到足夠多的錢，它們如何去大力投入研發創新呢？

互聯網科技領域，人口紅利在衰退，在資本無序擴張的緊箍咒下，科技公司為了穿越寒冬，往往選擇收縮戰線，砍掉一些不掙錢但具有探索性的業務，只保留那些能穩定盈利的板塊。

科技創新本身就是極具風險的豪賭，當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甚至都不敢做大做強，不敢賺更多的利潤，更傾向于守成而不是拓荒時，很難想象它們能在創新上輕易實現0到1的重大突圍。

現在的一些科技公司大量的精力不是放在創新上，而是投入在合規性建設上，或者通過捐贈來彰顯社會責任，以此來擺脫資本原罪的輿論指控，讓自己的經營更具有合法性。

與此同時，政策風向的反復變化，不僅讓企業花時間重新適應，也讓一些投資者失去了穩定的預期。

一方面，國內一些大廠的投資頻率和金額大幅下滑，這意味著一些創新型的中小公司失去了重要的融資機會，當然也就失去了創新突圍的機會；另一方面，投資信心下滑導致流向科技企業的資金整體變少了。

中國信通院發布的《2023年三季度互聯網投融資運行情況》顯示，去年三季度，我國互聯網投融資案例數環比下跌5.8%，同比下跌54%；披露的金額環比上漲34.7%，同比下跌36.4%。

創新投資減少，科技企業收縮戰線，當它們的創新動力減弱時，自然開不起高工資，去聘請那些從事高端研究的人才。這正是科技人才外流的另一重真相。說到底，頭上的緊箍咒正在讓科技公司失去創新力。

北大國發院的黃益平等幾位學者在《對平臺經濟治理政策的反思》一文中建議道，應該考慮放棄“強監管”的提法，尤其要防止“強監管”變成打擊民營企業、科技公司和國際資本的借口，平臺經濟治理應該是常態性的過程。

政策緊箍咒的驟然收緊，乃至輿論對民營科技企業的不寬容，是否是在抑制創新活力？他們的建議值得深思。

事實上，創新就像是進入到一片未知的森林去冒險，它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能留得住科技人才的創新生態一定是寬松、開放而又包容的。

所以，當Sora震撼出場，引發科技圈對中美AI差距的憂思時，當那些在硅谷從事人工智能研發的華人面孔點燃AI人才外流的焦慮時，我們應更加清醒地看到，當務之急，是將國內的科技公司從資本無序擴張的緊箍咒中解放出來，讓它們敢放開手腳，去探索拓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