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羅振宇

羅振宇/圖源：百度百科

本文表面上是在寫羅振宇，實際上是在寫這個時代，以及在時代沖擊下，內心深處靈魂交戰的你我。

我希望以羅振宇為一個標本，來探討一下，人，至少是某一類特殊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有著怎樣的糾結？

我們應該以一種怎樣的姿態生存，才能獲得內心的自洽？

在“謀食”與“謀道”之間，能不能有一種平衡？

以及最后，一個人活在世俗之中，能不能真正獲得自由，如果能，又該怎樣做？

1

先講兩個故事。

故事一：晉朝有個人，名叫王徽之，他有個朋友叫戴逵，兩家相聚幾十里遠。

有天晚上，天降大雪，王徽之喝酒吟詩，突然很想念戴逵，于是就命令仆人備船，連夜去看朋友。

冒著大雪行了一晚上船，好不容易到戴逵家門口，天都已經亮了，王徽之說：回家吧。

于是連門都沒敲，就又坐著船回去了。

有人問，為啥不進去？

王徽之說：我本乘興而來，現在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故事二：晉朝有另一個人，名叫張翰，他本是蘇州人，在洛陽做官。

有一天，秋風微起，黃葉飄落，張翰不禁懷念起家鄉的美食：莼菜羹，鱸魚膾。

他嘆道：人活著，重要的是順應自己的心意，怎么能跑到幾千里外追求名聲與爵祿，被官職所羈絆呢？

于是當即辭官，回老家去了。

這兩個故事，一個叫“雪夜訪戴”，一個叫“莼鱸之思”，它們發生的年代，大約距今一千七百年；記錄這兩個故事的書，名叫《世說新語》，大約成書于一千六百年前。

除了專業人士或者特別感興趣的人士，我們大多數人完全不知道王徽之和張翰是誰，他們一生中有什么事跡，創下過什么豐功偉業。

但歷史流傳下了他倆的這兩則小故事，不僅在中國古代被無數文人傳頌，而且在今天，我們讀到，依然會感受到心靈的觸動。我相信你剛才讀到的時候，心里一定也有某個柔軟的地方，似乎被輕輕碰觸了一下。

為什么我們會被這樣的故事感動呢？為什么它們能夠千古流傳呢？

或許，是因為這樣的故事，代表著人類久遠以來的夢想，那就是擁有心靈的自由與行動的自由，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過一生。

也因此，這兩個故事就具有了穿透時間的美感。我相信，即便是再過一千年，它們依然會在人類世界中流傳，依然會打動那些苦惱于“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的青年與中年。

故事講完了，現在我們回到現實。我想問一個問題：現代社會，還有沒有類似這樣的古人之風？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有“雪夜訪戴”“莼鱸之思”這樣的行為，你會對他產生一種怎樣的感覺？

我喜歡這樣的人，因為我覺得他們挺有意思的，他們所做的，其實是我所向往的事。

現在講回羅振宇。

羅振宇小時候成長在安徽蕪湖，十六歲上大學才離開，后來在北京工作。

有一次，他突然非常想念家鄉的小籠湯包，這種思念是如此不可遏止。于是，他從北京開車，一腳油門，跨越一千一百公里，回到鏡湖邊，找了一家小籠湯包店，吃完后一抹嘴，又一腳油門干回北京。

坦白講，我對羅振宇的印象，深受這件事的影響，因為在我的心目中，這就是“魏晉之風”。

此后我還知道，羅振宇大學時暑假不回家，而是每天在宿舍抄《史記》。后來在中央電視臺工作時，有時困了，他就會大聲朗讀《古文觀止》來提神。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情趣。或許有很多，但是我沒有緣分見到。而在羅振宇身上，我見到了。

這件事影響了我對羅振宇的整個判斷。因為喜歡這樣的行為，我自動給羅振宇蒙上了一層光環。可能很不客觀，但卻真實。

今天的整篇文章，其實都和這種影響有關。

2

羅振宇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也是一個曾經無比糾結的人。

他的全部爭議和他內心曾經的全部掙扎，最終其實歸結到一個問題：我究竟是一個讀書人，還是一個商人？

這個問題更深的含義其實在于：我對社會的價值，以及我自己人生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這不僅是羅振宇一個人的問題，也是我們每個人都面臨的問題。因此，了解羅振宇的糾結及其結果，或許會對我們有些啟發。

對古代人來說，這個問題很少成其為問題，因為古代社會，個人的價值和意義，是由上帝、天理、天命等超自然力量賦予的。

但是，自從在西方“上帝死了”，在東方“打倒孔家店”之后，尋找個體價值與意義的責任，就落到了我們每個人自己的肩上。

而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也沒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因此，我們感受不到生活的意義，似乎人生就是一場無奈的旅行，人們為幾兩碎銀而忙忙碌碌。好不容易閑下來時，感受到的，卻不是放松、幸福，而是焦慮、無聊、空虛、痛苦。

另外少部分人，試圖給自己所做的事情賦予價值，讓自己感受到人生的意義。但內心深處，他們又不敢肯定這事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價值，從而處在極度的擰巴之中。

當對自己的身份和價值認同還沒有獲得內心的自洽之前，這些人會比沒找到價值的人更痛苦。

羅振宇就有好幾年的時間，就處于這種痛苦之中。

此前他以為自己是一位讀書人，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獲取知識，傳播知識。他最大的快樂就是別人認為他是有知識，有智慧。

直到有一天，他開始創業。

從此，他就開始面臨讀書人與商人之間的自我認同問題。

當商人本來沒什么，商人只不過是與讀書人創造價值的方式和評價的標準不一樣而已。但在中國長久以來的傳統中，讀書人卻不這么看。

讀書人認為讀書比經商更高貴。說一個讀書人是商人，對讀書人來說是一種侮辱。你可以認為這不對，但每一個讀書人，骨子里都是這么認為的。

這種傳統能追溯到孔孟的時代。孔孟儒學的關鍵議題之一就是“義利之辨”。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讀書人追求的是成為君子，而君子追求的義而不是利。如果去逐利，那就是自居于“小人”之列了。古代四民“士農工商”的社會層級，士在最高一層，而商在最低一層，士是看不起商的。

即便我們已經生活在新時代，搞市場經濟已經三十多年，很多商人如宗慶后、任正非等也在中國社會獲得了很高的社會地位，但是當一個讀書人要成為商人時，他依然會感覺很別扭，并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

因為這意味著他追求的東西將不再是知識與智慧，而是金錢；他產生價值的方式也不再是傳播知識與啟迪智慧，而是做生意賺錢；社會對他的評價標準也不再是他有沒有知識，夠不夠智慧，而是他有多少錢。

當一個讀書人成為商人，他要去適應新的評價體系，而在這個新的評價體系里，他所看重的知識與智慧似乎一文不值時，他就會感到痛苦不堪。

為了適應新的評價體系，原來的這位讀書人，就要放低身段，從高高在上的“老師”，變成把顧客當上帝的商家，變成卑躬屈膝的乙方，甚至要采取很多原來瞧不起的、不那么體面的方式去賺錢。

羅振宇做了羅輯思維后，尤其是成立“思維造物”公司，開始自己當老板后，就面臨著這樣的心理困境。

為了擺脫這種心理困境，羅振宇不斷地尋找理論依據，并強行去說服自己是個商人。同時他還在對外表達的場合中，一再強調自己的商人身份。

他的創業搭檔脫不花的一句話，給了他很大的心理支撐。脫不花說：掙錢光榮。

這對羅振宇來說是一個顛覆性的觀點，從他自己的心里是絕對長不出來的。這是羅振宇人生中一個代表性的時刻，幫助他完成了從讀書人到商人的蛻變。

后來，他一直用這句話來激勵自己。

在“掙錢光榮”旗幟下，羅振宇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原來，把臉面放下，就能賺那么多錢。羅振宇沿著“掙錢光榮”的口號，發展了一套新理論：

做生意掙錢，不管他人，是最有尊嚴的生活；自己養活自己，對身邊人負責，是最高的榮譽。我們中國的生意人其實是缺乏這種道德自信的，他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我羅振宇對這個社會最大的價值，不是掙多少錢，而是幫一代生意人確立道德自信。

今天來看羅振宇曾經的這些話，會覺得很可笑。毫無疑問，羅振宇太看重這個事，也太高估自己了。

商人的道德自信，從來都不需要讀書人來幫著樹立，自從中國進入市場經濟以來，這個社會對金錢的崇拜，早就已經建立了。哪怕是那些賣大力丸的、搞傳銷的、收智商稅的商人，都不會覺得自己沒有道德自信。所謂的商人沒有道德自信，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只有極少數像羅振宇一樣，骨子里認為自己是個讀書人，但是在時代與命運的推動下，不小心成為了商人但又感覺不自洽的人，才會有這種道德疑慮。

而且羅振宇那一套話語，任何一個資本家，都能比他講得更好，更透徹，因為人家是出自骨子里的信，而羅振宇只不過是從理性上去說服自己信。即便從讀書人的角色來講，馬克斯·韋伯，安·蘭德這些人，豈不是比羅振宇講得更好？

不管怎樣，羅振宇用“掙錢光榮”“商人要有道德自信”來給自己鼓勁，但這種想法走過了頭，又變成了一種極端，那就是，為了掙錢，做了很多原來的羅振宇絕對做不出來的、不那么體面的事情。例如接一些有問題的廣告，把網民當傻子玩，策劃一些過分的營銷等等。

這讓羅振宇在網絡上的形象迅速異化，成為了中國互聯網上最有爭議的人。有多少人支持他，就有多少人罵他。

漸漸地，羅振宇和這個世界，形成了一種強烈對抗的敵意，他的內心越來越對世界充滿著不滿與防備。他認為自己是叢林里的猛獸，而罵他的人，只不過是叮咬猛獸的蚊蟲。他瞧不起這些蚊蟲，但是又不勝其煩。

這種心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許知遠采訪羅振宇的第一期十三邀節目里。那里面，羅振宇目露兇光，面目猙獰，語氣充滿著傲慢、牢騷和嘲笑。他仿佛是一個堂吉柯德，而廣大批評他的網友，則像那架風車一樣，成為羅振宇試圖打倒的對象。

他把情懷和理想主義踩在腳下，把唯利是圖的商人捧上神壇。他甚至把自己自污為奸商，聲稱，奸商的面貌我已經自我夸大了，已經呈現給市場看了，就這樣了。

這一期節目的影響力之大，影響流傳之久，是羅振宇始料未及的。后來的羅振宇，很大程度上，就被定型在這次訪談展現出來的形象上——羅振宇，一個賺錢不要臉的奸商。

但這種刻意營造的形象，恐怕也并非真實的羅振宇。或者說，可能只是那個時候已經異化而不自知的羅振宇。

日后來看，羅振宇的這種表現，與其說是一種暴露，不如說是一種宣泄和自我壯膽。他從讀書人轉型為商人，但是又承受不了這種身份轉變在受眾眼里毫不掩飾的鄙夷，以及由此帶來的失望和辱罵。他感到委屈和憤怒，所以需要宣泄；同時又感到惶恐和不安，所以需要壯膽。

他要讓自己當一個合格的商人，要以商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要為自己鼓勁。但是面對外界的疑惑、嘲諷甚至敵意，他要去防備。他為了捍衛自己新的商人的姿態，拼命說出一些故作的狠話。

同時，羅振宇拼命給自己做這樣的內心建設，拼命向外界傳達這樣的信號，也有從功利角度的算計：其一，卸下自己的心理負擔，心安理得地去做某些純粹只為賺錢，而沒有任何其他社會價值的事；其二，通過切換成相對低道德標準的人設，降低外界對自己的道德預期與要求，以便于更好地控制“人設崩塌”“輿論翻車”的風險。

從后來得到的發展來看，功利的算計這一點，他們成功了。但是沒想到的是，羅振宇將付出那么大的代價。此后很多年，他的內心都在為這段經歷而還債，他的個人形象也因為這段經歷的影響太深而一直深陷泥濘。

事實上，從2016年下半年起，羅振宇和得到，就悄悄開始了一系列的改變，羅振宇逐漸在退出商人的角色，回歸讀書人的定位。

也就是說，他不再以營收、利潤、市值這些東西來定義自己的價值，而是致力于做一些真正對社會有益的事。

那一年，羅振宇的雙胞胎女兒思思和維維出生。

當一個人成為父親時，他考慮問題的方式，必然會發生改變。例如，以前可能會覺得，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但是有了兒女，他就會想到，不行，我的孩子還要在這個世界活很多年呢。

當羅振宇跳出只想賺錢的商人身份，開始思考自己能為世界做一點什么時，他猛然意識到一件事情：

我們處在一個劇烈的文明級別的大變革之中，而他的“得到”公司，也許有機會在這個大變革的洪流中，承擔一部分的歷史責任，并在文明史上留下自己的腳印。

這才是能讓羅振宇夜不能寐，心跳加速，渾身顫抖，生死以之的東西。

3

人類文明出現之后，知識的傳播方式，發生過幾次變化。

太初時期，人類還沒發明文字，知識只能通過口耳相傳。但這種方式效率很低，信息丟失率太高。部落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智者，獲得了某些有用的知識，但是他只能說給本部落的人聽，聽的人還不一定能記住，記住也會忘記、會曲解，或者突然經歷什么災難而死掉，知識就很難準確、完整、持續地傳下去。

后來，人類發明了故事，例如神話和傳說。人們喜歡聽故事，而且更容易記住。很多知識就通過故事流傳下來。

再后來，人們把故事編成詩歌。韻律化的方式，更方便人們的記憶與傳播。于是有了《羅摩衍那》《周南》《召南》《荷馬史詩》。

但總體而言，上面這些依然還屬于口耳相傳。信息密度小，還容易丟失。我們不知道有多少曾經流傳一時的故事、民歌、史詩沒有流傳下來，而他們中所蘊含的豐富的知識與智慧——其中可能有無數真知灼見，都隨風而逝了。

后來有了文字，局面就為之一變。文字能穿透時間的侵蝕，讓知識與智慧代代相傳。中國古代說：蒼頡造字，百鬼夜哭。因為原本屬于上天和諸神的力量，被人掌握了。

由于有了文字，文明開始加速發展。后世評價某一個歷史時期特定國家或地區文明的開化程度，文字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標準——如果一個文明連文字都還沒有出現，我們便會認為還處于蒙昧之中。

但用文字來傳播知識與智慧，也有重大的問題：它的獲取門檻太高了。

在古代，文字只能刻在骨頭、龜甲、石碑、泥版上，只能用于記錄當時人們認為最重要的信息。后來有了絹、莎草紙、羊皮卷、竹簡，到最后終于出現了紙，能記錄的東西就多了起來。

但依然存在問題——解讀這些文字，需要長期的專門訓練，只有極少數人才有空閑、有機會掌握這門技術，例如貴族、儒士、宗教里面的祭司和僧侶。掌握識字能力的人，就掌握了知識的傳播和信息的流動，從而牢牢掌握著從世俗到宗教的權力。

孔子之所以如此偉大，原因之一就是他把原本只屬于貴族和儒士才有機會接觸的“神的奧秘”，向平民階層開放了，他把知識的火種從天國盜下來，傳給三千弟子，再通過三千弟子灑向廣闊的人間。

印刷術的出現讓知識的傳播進一步加速。先是雕版印刷，后來是活字印刷，終于到最后發明了專門的活字印刷機。

在中國，這位英雄是畢升。他讓中華文化的傳播從北宋開始有了一個大的飛躍。我們今天能看到那么完整、豐富的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人的文章和詩詞，就是因為活字印刷在那時候興起，使得保存知識的成本急劇下降了。

在西方，這位英雄是古騰堡。他發明的古騰堡印刷術，給西方文明插上了翅膀，讓在極少數人那里流傳了上千年之久的知識與智慧——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哲學、戲劇與自然科學，到基督教的經書，開始大范圍向社會傳播。

當更多的人開始閱讀蘇格拉底和亞里士多德，理性就開始熠熠發光；當更多的人不再通過神父去了解上帝的教誨，而是可以自己直接去看《圣經》，與上帝直接對話的通道就向普通人敞開。

于是，文藝復興開始了，宗教改革開始了，再后來，工業革命開始了。

梳理完這個脈絡，我們便會理解到，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對人類文明有多大的意義。

再后來，人類文明在知識傳播領域又有過幾次“古騰堡時刻”：電報的發明，留聲機的發明，電影與電視的發明，到最后，互聯網的發明。

現在，人類終于全面進入到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成為我們獲取信息的主要工具，在經歷了主要靠文字來傳播信息的低網速時期后，隨著4G、5G和wifi技術的進步，音頻和視頻逐漸取代文字，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流方式。

當眼睛可以解放的時候，我們看視頻；當眼睛要干別的事情的時候，我們聽音頻；大多數人只有網絡不好或者不方便看視頻聽音頻的極少數時候，才會通過文字去獲取信息。

不僅閑暇時獲取信息的方式變了，連主動學習時獲取信息的方式也變了。盡管由于習慣與傳統，學校里的知識還大量通過文字來傳授，但人們在學校之外的學習，越來越多地變成了通過音頻和視頻進行。

當我們要學一個什么東西的時候，我們會在B站、在慕課、在視頻號、在抖音、在小紅書、在Youtube等網站去搜索，而不是去買書——如果你覺得“沒有啊，我還是主要通過看書學習啊”，那只能說明你是人類中極其少有的堅守傳統的讀書人，但要知道，你并不是主流，看視頻的群眾才是。

在知識的傳播上，這其實就是又一個“古騰堡時刻”。

如同古騰堡印刷機出來之后，當時的人們認為重要的知識都會以古騰堡的方式重新印刷一遍一樣，今天的人們認為重要的知識，也都會以音頻和視頻的方式再重新錄制一遍。

羅振宇就是這樣認識時代的變遷，以及這樣給他們的公司和事業賦予意義感的。在內部講話以及外部采訪中，羅振宇一次又一次談到“古騰堡時刻”，以及得到公司在這樣的重大歷史時刻能夠抓住的機遇及創造的價值。

有了這個認識后，他對自己以及公司的評價標準又不同了。以前是一切以錢來評價，以數據來評價。2017年起，他的態度是：“去他媽的數據，去他媽的市場，我根本就看都不看。”

不看數據，不看市場反饋，那看什么呢？

他更看重的東西，變成了想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一點什么。

例如，得到做的付費課程，選課的標準不再是一份課程預計能賣多少錢，而是這門課程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得到上線了大量的倫理學通識、天文學通識、化學通識、中世紀史綱這樣的課程。

顯而易見，這些肯定不會有幾十萬人去訂閱學習。如果從賺錢的角度來考慮，花費同樣的時間精力，還不如多做幾門類似《薛兆豐的經濟學課》《通往財富自由之路》這樣的熱門課。

但它們體現了“知識的完備性”，是構建一個能夠流傳的完整的知識大廈必不可少的部分。

又如，2017年，得到推出了“得到聽書”，就是把一些經典的書籍，提煉簡化，錄成音頻。選書的標準也不是哪本書更熱門，做出來的聽書產品更好賣，而是對人類來說更重要。

羅振宇希望能把人類在印刷時代所生產出來的最重要的書，都用音頻的方式重新制作一遍。假設按照這些書的數量是3萬本來計算，得到一年能錄制3千本的話，那就是要用十年的時間來做完這件事。

按照羅振宇的邏輯，知識在過去幾千年，通過印刷文化走了彎路。人類為了識字，能讀懂文章，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來做痛苦的訓練。“得到”要做的事情，是要把知識“打回原形”，恢復口耳相傳的古老教育傳統。

他認為，現在人類已經進入到新的“古騰堡時刻”，整個人類文明學習的方式，正在從文字形態轉向口語形態。現在是人類文明從文字文明到口語文明的緩沖期，這是一個巨大的時代落差，將形成無比強大的勢能，這就是“得到”可以借的勢。

如果“得到”在這個節骨眼上，能夠把人類最重要的書都音頻化一遍，那么未來有可能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因為很有可能這些音頻將成為未來人們快速學習知識的重要可選項——即使不是完全替代書本，起碼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替代方案。

這個事能不能做成，是另一個問題。畢竟，一個知識內容是否能流傳下去，影響的因素有很多，或許大家就是不愛聽“得到”的書，而是愛聽ChatGPT生產的書呢。

但無論如何，羅振宇的雄心是值得肯定的，做這件事的邏輯也沒有問題，只是有效性還要等待歷史的檢驗而已。

我不知道羅振宇是怎樣去說服投資人的，畢竟，對投資人來說，更重要的是原來的投資盡量能產生更多的利潤，而不是在歷史上留下一點什么——這是羅振宇的夢想，不是投資人的。

但羅振宇能公開這樣去宣稱，而且一直在這樣做，就說明他應該已經說服了這些人——不得不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本事。

做這樣的事情，以這樣的方式去做，很顯然，羅振宇又回復到一個知識分子的角色，這不是一個逐利的商人能干出來的事。

通過價值體系的重建，羅振宇在內心完成了從商人向讀書人的回歸，他脫去商人的外衣，重新穿上老師、知識分子的衣服，并試圖通過各種場合，向外界傳達這一點。

可惜的是，無人認可，甚至無人聽見。

網絡上傳播的，還是他向世界大聲宣布“我就是一個商人”“有錢不掙，傻嗎”的視頻，網民對他的定義，依然是那個“一門心思只想賺錢的奸商”。他為這種表達而懊悔的、反思的、更正的視頻，根本就沒有幾個人看，更沒有幾個人在乎。

他一次又一次的解釋，無人在意。羅振宇高看了他現在的影響力。他自以為真誠的懺悔，在互聯網的空間里，再也沒有激起一朵浪花。

這種悲涼，就好比你曾經在人生的某一階段，帶上過一個小丑面具。這個面具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們想起你時，只記得你是那個小丑。

后來你摘下了面具，想以自己更喜歡的面目來面對世人。你站在舞臺上手舞足蹈，可是臺下喧囂，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到舞臺上的你。

你跑到每一個人面前，向他揮手，讓他看你。可是根本就無人在意你。偶爾有人提到你，他才會突然想起說，“哦，那個小丑啊，我很討厭他。”

或許，這可以稱之為“羅振宇的陷阱”吧。

但我愿意為能看到本文的觀眾，提供一個小細節，讓網絡的漩渦里斑駁灰暗的羅振宇的身影，能夠在某個角度看起來，更清晰一點，更明亮一點。

2017年10月，正在羅振宇自認為內心早已完成從商人到讀書人的回歸，也在做著一個讀書人認為最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網上出現一篇傳播很廣的文章，標題就叫《羅振宇的騙局》，大概意思是說：知識付費是大忽悠，羅振宇在販賣焦慮。

對于一家以知識付費為主要業務，以羅振宇為核心IP的公司來說，這篇文章的殺傷力不可謂不大。

按照很多企業的公關邏輯，這樣的文章，是要去想辦法刪稿，刪不了就投訴甚至去法院起訴，然后要做很多投放，用正面稿去對沖負面影響的。

但羅振宇的做法是，在公司例會上點評了那篇文章，并以《羅振宇點評 <羅振宇的騙局> 》的長文公開發出來。

大概意思是說：文章寫得挺對，推薦大家都去看一看。我們也正好在反思，在轉型，以后公司的重點要從注重營銷轉變為注重價值創造。

從這個應對可以看出，羅振宇還是有一定的格局和胸懷的。他保持了一個讀書人的體面。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也不足以讓我在這里特別記錄一筆。

幾年后，得到公司越做越大，搬進了更大的辦公樓。裝修的時候，在公共休息區域留出了一堵墻，記錄了公司發展大事記。

其中，2017年最主要的大事，記錄的是：自媒體負面稿《羅振宇的騙局》。

當鳳凰衛視記者田川問“公司的這些大事里，您覺得哪一件最重要”時，羅振宇說“可能是2017年的自媒體負面稿《羅振宇的騙局》，這件事對我們很重要。”

——不知你能否想象，在羅振宇的心里，創業以來那么多重大時刻，包括羅輯思維上線、得到APP創立、開啟跨年演講等等，這些事情，居然都不如一篇負面稿子的發布，對公司更重要。

我的理解是，并不是這篇稿子這么重要，而是，它是一個代表性的事件，它代表著羅振宇和團隊，對自己存在的意義，從迷茫、墮落，到重建、升華的過程。

這就好比當年脫不花的一句“掙錢光榮”，是埋葬羅振宇讀書人身份的一塊墓碑一樣，這篇稿子，是埋葬羅振宇商人身份的一塊墓碑。

在羅振宇心里，遠比公司其他一切大事都更重要的，是這種價值觀的重塑，和羅振宇讀書人身份的回歸。

從2017年起，得到終于成為了一家使命驅動而不是金錢驅動的公司，羅振宇也終于完成了他內心真正的自洽。

這不僅僅得到這家公司的重生，更是羅振宇作為一個人的重生。

4

這個世界的運轉，是存在一些奧秘的。但這些奧秘與絕大多數普通人無緣。

有些人運氣好，做的事情恰好符合了這些奧秘，于是就發展很順利。如果他的運氣后來沒有了，他做的事情不再符合奧秘，就會很快走向不順。

也有些人有足夠的智慧，領悟到了這些奧秘，并依照奧秘行事，從而獲得了常人不可企及的成功。

喬布斯、馬斯克、巴菲特+芒格、任正非、段永平，一定是領悟到某些奧秘的人。

我認為，羅振宇也掌握了部分奧秘，但并不完整。

他掌握的那部分奧秘，叫做“時間算法”。

從“60秒語音”到“跨年演講”到“文明之旅”，為什么羅振宇一再發布超長時間的超級計劃？因為羅振宇發現了，人心會被時間的威力所震撼。

人在面對一些超越自己想象的實體時，會產生一種崇高感或者說神圣感。例如大山、大河、大海、深邃的星空、巨大的懸崖或山洞、水庫的大壩、跨越山海的橋梁、超級郵輪或航空母艦、莊嚴的佛寺與教堂、肅穆的神像等。因為這些都隱喻著超越性的宏偉與永恒。

超長時間的規劃，也是這樣的一種能讓人產生崇高感的事物。當我們看到一個人能夠以十年、二十年的時間，重復性地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心靈就會受到震撼——哪怕這個人只是在守護一座墳墓，在沙漠里種樹，甚至只是在磨一根鐵棍。

而羅振宇，正是利用時間算法的高手。

連續10年的六十秒語音，是第一次用。連續二十年的跨年演講，是第二次用。這兩次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當羅振宇剛這樣說的時候，大家覺得是天方夜譚，怎么可能有人可以做到這樣。但后來，羅振宇完成了十年60秒語音的承諾。而夸你那演講也已經連續做了9次，其中包括疫情中的3次——2020年，專門選的武漢。

基本上，現在大家都已經不怎么懷疑羅振宇能夠做到了。你可以說他的內容可能不那么好了，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真的能說到做到，堅持下來。

疫情中的三年，其實是非常難的，羅振宇都做好了自己一個人在家里對著手機直播的預案，但最終他們還是做到了。武漢那一次，很多人沒能來，那就全額退票。在成都那一次，由于疫情防控，全場一個人都沒有，是12000個空座位，他講了四個多小時。

也就是那一次，當得知所有觀眾都不能來的時候，羅振宇急出了左耳突發性的耳聾。深圳那一次，他經受了突然被隔離，臨時換場地等困難，但也依然都如約講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羅振宇甚至已經做好了幾個“跨年遺言”，提前都錄好了，萬一自己在沒做完20年承諾的過程中死掉，那就放錄制好的遺言——這個安排，確實非常讓人動容。

羅振宇今天的IP價值，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連續十年每天早上發60秒語音”和“連續二十年做跨年演講”這兩根柱子之上。當一個喜歡羅振宇的人向另一個人介紹羅振宇時，他最可能拿出來講的事情，一定是這兩件。

現在，羅振宇又開始第三次利用時間算法，也有可能是他這輩子最后一次用，一直會用到他生命的盡頭。

這也是一個長達二十年的項目：從公元1000年開始，每周講歷史上的一年發生的主要故事，一直講到公元1912年清朝滅亡為止。（PS：這里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bug，不知道是羅振宇故意埋下的，還是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那就是，按照每周講一年，總共講913周的話，應該是共計耗時17.5年，而不是20年。羅振宇說自己未來二十年，每一周的時間表都已經安排好了，不知道缺失的那兩年半，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多朋友可能還沒有意識到，這種超長規劃震撼人心的地方在哪兒。

羅振宇給他的讀者、合作伙伴、消費者，提供了如山一般的確定感。而在這個動蕩、劇變的時代，確定感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都很需要的東西。能夠給人提供確定感的人，其實就是在創造著很大的價值。

這在商業上和流量上，也會得到很好的體現。羅振宇的品牌人設和事業成就，相當一部分就建立這種確定感上。

更重要的是，對于羅振宇個人，他做的這些事情，其實就是在掌控自己的時間，主導自己的命運。用他的話說：我要從這個世界奪回出題權。

舉個例子，你能否確切知道，2035年的1月1日，你會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

我相信，大部分人應該都無法知道。但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是知道的。他們的時間由自己安排，而不是由命運安排。羅振宇就活成了這樣一個人。

人活一輩子，絕大多數都是在回答世界出給我們的難題，有幾個人能跳出這些題目，自己給自己出一份卷子？我們的注意力基本上都被網絡算法死死地抓牢，我們基本上都是被命運所控制。

未來五年、十年，你的事業、你的生命將如何，有幾個人又能夠預判得了？但羅振宇，就在自己給自己出題，自己控制自己的時間，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是真正的自由，是每一個人最大的向往。

最大的自制通向最高的自由，這是羅振宇的時間算法最動人的地方所在。他通過做時間的奴隸，自己把自己關進監牢，最終卻成為了自己命運的主人。

這就是他發現的奧秘。

5

上面我說，羅振宇發現的只是部分的奧秘，而并不完整。因為他所做的，只有形式的意義，而缺乏實質的內涵。

形式意義的呈現決定了他走到目前的成功，實質內涵的缺乏決定了他的成功只是半吊子，而且不可能長久持續——除非他后面能把這塊補上來。

文化類產品，或者說知識類產品，能否被流傳，最關鍵的因素是與人們的生活有多大的關聯。如果與生活有關聯，就容易流傳；如果關聯越大，就越容易流傳；如果沒有關聯，就會消失不見。

如果我們把這些產品當成一種虛擬生物，把文明的延續當成這些虛擬生物進化的進程，就會更容易看清楚問題的所在：

人類產生了無數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互相競爭我們的心智，適合人類心智的就留下了，不適合的就會被淘汰。與生活的關聯性，就是人類心智挑選文化產品的標準。

為了增強這個觀點的說服力，我要聲明，這不是我的觀點，是我從《千面英雄》作者約瑟夫·坎貝爾那里和《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那里綜合得出的。

人們最希望知道的，最喜歡看到，最能夠記住，最喜歡傳播的，是“這個內容和我的生活有關系”。

蘇軾看《后漢書》，會為范滂傳而感動，蘇母也會為范滂的媽媽而感動。

劉伶乘鹿車，載酒，吩咐“死便埋我”，有什么值得后世皇帝和大臣借鑒？但司馬光把它編入《資治通鑒》。

因為這些內容能觸動人的情感，使人覺得“與我的生活有關系”，甚至能使得很多人“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羅振宇不斷用死磕、用超長期的承諾去撞擊人的心靈。他認為，在他這樣做的時候，具體的內容是什么是無關緊要的，最重要的是這種形式本身的撞擊力。

當人們看到這種行為的時候，會覺得“這個東西與我的生活有關”，它體現了世界上一些不變的東西，如同街角永遠開門的24小時便利店一樣，令人安心。

同時，這樣的行為也會產生類似范滂或劉伶那樣的“啟示性”，讓我們看到在某種情況下生活的另一種選擇，它與“這個東西有什么用”無關，而與理想有關，與靈魂有關。我們也許不能如羅振宇一樣從世界奪回出題權，但是也會受到震撼，感到力量。

但當羅振宇這樣做的時候，當他把形式凌駕于內容的時候，內容原本能具有的更為巨大的沖擊力，卻被羅振宇忽視了。或者說，他誤認為自己的內容能夠具有巨大的沖擊力，實際上卻沒有沖擊力。這就造成了實質性內涵的空心化，使得人們的感受是：這些內容與我的生活無關。

古往今來，一個能被同時代以及未來時代認可的文化產品，要么有超越時代的敏銳洞見，要么有令人窒息的藝術美感，要么有動人心弦的情感張力。

最好的文化產品是三者的綜合，它們也是流傳最久遠的；其次是其中兩者的結合，或者雖然只有某一種，但是其水平達到了人類文明能達到的巔峰；除此之外的一切其他普通文化產品，最終都將灰飛煙滅。

“得到”的產品，目前還不能滿足以上條件。

羅振宇似乎是想極力往自己的產品里加入“洞見”。從以前的“羅輯思維”，到現在的“文明之旅”，都是試圖用理性的分析，提供某一個解決的方案。一切都是為了理性，為了進化，為了成功。

但這些洞見，并不是震古爍今的發現，并不具備穿越時空的力量。我讀到之后可能會耳目一新，“哦”一聲，但也僅此而已，不會感受到震撼，沒有想要傳播的強烈意愿。

更大的問題是，這里充滿了理性的計算，而少了真誠的悲憫和柔軟的愛。

只見功利，未見慈悲。

羅振宇覺得自己走的是剛猛一路，對用戶而言，他如同巨石一樣堅韌、可靠。但他忽略了，巨石同時也會讓人感覺堅硬、冰冷。而真正有意義的剛猛，本應是為了守護柔軟，骨子里還是慈悲，而不是一味只會剛猛。

很多人對羅振宇的反感，表面上看起來是覺得羅振宇講的東西空、忽悠，實質上是因為其中只有冰冷冷的理性，而沒有溫情；只有高高在上的指點，而沒有感同身受的同情。

當然羅振宇本人，以及“得到”的同仁可能會覺得很委屈，很莫名其妙，而且想必會有非常有說服力的辯解，例如：傳播知識本身就是大愛；慈悲不在于每一篇的具體內容，“得到”的存在，對知識的傳承，對智慧的啟迪，本身就是一個大慈悲等等。

這些全都沒有錯。但這是詮釋出來的愛，不是感受出來的愛。這是用邏輯去推導，用理性去說服人的愛，不是用情感去感化人的愛。

詮釋到的愛和感受到的愛是完全不一樣的，其真正能產生的力量也天差地別。

就好比在生活中，一個丈夫可以用萬種理由去解釋，我辛辛苦苦打拼，就是為了這個家，就是為了對你的愛，但如果他在每一個細微的舉動和話語中，沒有讓妻子感受到愛，妻子就不會覺得有愛。

這不是妻子矯情，而是因為進化賦予人的全部生化功能，就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去感受愛。

在某一年的得到跨年演講前，羅振宇上臺排練的時候，重重摔倒在地。同事們手忙腳亂地扶起他，但每個人關心的，都是褲子有沒有磨破，麥克風有沒有松，影不影響正常上臺。

沒有一個人關心羅振宇摔得疼不疼，有沒有受傷，心理上是不是緊張。連情商如此高、共情能力如此強的脫不花，那一刻都沒有關心到這一點。羅振宇自己也沒有想到。

所有人，都只關心跨年演講不要受影響。

這或許可以理解為目標感強，“戲大于天”，是職業精神的體現。但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一架精密運行的機器，高效，可靠，但是冰冷。

一家創造文化產品，想要給歷史留下一點什么東西的公司，不應該是這樣的。如果是這樣，它必定留不下什么東西。因為人們從中感受不到悲憫與溫情——而這種悲憫和溫情，是在一切流傳至今的文化產品中都無處不在的核心的東西。

在第一次十三邀對談中，許知遠其實已經感知到了這個問題，并且一直試圖給羅振宇提示：除了功利，人與人之間的大愛也是很重要的。

但那時的羅振宇把這當成了一種辯論，把人與人之間的大愛當成是自己創業中需要極力避免的一種瘟疫。

他認為，自己只要照顧好自己身邊的人，對得起投資人和用戶就行，至于其他的普通人，他們的悲歡喜樂，又關我什么事呢？

但社會不是這樣運行的。越是往后走，羅振宇會越是發現，原來人與人之間的大愛是那么重要。

《資治通鑒》流傳千古，不僅僅是因為記錄了歷史，更是因為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作者和編者，懷著對世人深切的悲憫在選取材料和組織文字，而不僅僅是為皇帝和大臣們提供一份以資治道的參考資料。

其實，羅振宇本人是一個感情很豐富、很細膩的人，他看電影經常都會被感動得淚流滿面。他對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溫和而友好，對每一個朋友都熱忱而慷慨。

只是到了四十歲之后，部分由于創業遇到的各種問題，部分由于他所做的知識付費產品的特殊性的塑造，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種很古怪的人：

在他的世界里只有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而失去了對世界、對他人的感受力。他像仇人一樣看待自己的情緒，緊閉它、殺死它，只留下理性。

最終，羅振宇走到了這樣一個極端：他的產品里，只有頭腦，沒有心靈；只有算計，沒有感受；只有功利，沒有感情。

這將成為制約未來“得到”公司的發展，阻礙“文明之旅”的延續最大的、最核心的問題。

唯有愛，能破解這個癥結。

從事業發展的角度來講，羅振宇原來那條理性與死磕之路，已經走到了頂峰，看起來似乎往任何方向走都只能是下坡路。而現在他還可以在走原來那條路的同時，增加一點點東西，那就是：從純粹的以理服人，增加一點以情動人。這一點情，有可能就是讓“得到”事業煥發第二春的關鍵火苗。

得到還是得到，文明還是文明，但是在選取內容時，增加一個思考維度，那就是“對人的生活有什么影響”，那就夠了。

畢竟，讀者更需要的，也許不是理解公元一零幾幾年的某個皇帝為什么要干某件事，而是能在內心產生情緒感應的小事。也許是宋神宗看到《流民圖》留下的眼淚，也許是蘇東坡寫給弟弟的絕命詩，也許是王陽明在龍場安葬一位素不相識的小吏并為他寫祭文……

洞見固然重要，問題分析和解決方案固然重要，但是人們觀看歷史，并不全然是為了獲取智慧，解決問題，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尋找靈魂的共鳴，獲取生活的力量。

在原有的產品里，多一點心靈，多一點感受，多一點慈悲，或許就從優秀，走向了偉大。

6

最后再講兩個小故事，結束這篇已經太長了的文章吧。

第一個小故事，關于羅振宇的女兒。

2016年6月，羅振宇有了一對雙胞胎女兒，羅思思和羅維維。女兒出生的那一刻，羅振宇“全身酥軟，熱淚盈眶……手指顫抖，連在手機上打字都做不到”（根據和菜頭的描述）。

從此，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樣的意義。在沒有女兒之前，世界未來會變成什么樣，別人過得好不好，人跟人之間是不是有愛，跟他又有什么關系呢，他只要過好現在就行。

但有了女兒后，一切都不一樣。

2021年，在許知遠訪談羅振宇五年之后，他們又一次坐到一起，再次繼續上回的聊天。

許知遠問：

過去五年，你最浪漫的一刻是什么？

羅振宇答：

最浪漫的一刻，就出現在這個星期一早晨8點半。我送我家閨女上幼兒園。姐姐突然抱住我的大腿說，喜歡爸爸，不想和爸爸分開。

你懂的，心都要化了。

很感謝這些浪漫時刻。它們從來不是自己的事，不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想到我的女兒，是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后還要活很久的人，我就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你看，浪漫時刻，是我們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根本動力。

這個故事，是羅振宇的所有表述里最打動我的地方。

因為有那一刻的感動，才有今天這篇文章。要不然，我明知讀者里有那么多人不喜歡羅振宇，還要冒著被罵個半死的風險，一個勁地說我有多喜歡他，有多愿意讓他好呢。

我也有女兒，我也有心都要融化的感覺，我完全能理解羅振宇當時的感受。

它讓我瞬間就相信了羅振宇所做的一切，是真心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而不是想多賺一點錢。

而我更相信，只有讓這個世界擁有更多愛，讓人與人之間有更多的溫情，讓能力更強的人有更多的慈悲，愿意承擔更大的責任，我們的孩子們生活的未來世界，才會變得更好。

是我們，在為孩子們創造他們未來將要生存的環境。我希望那個環境中，多一點愛。

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個故事，來自羅振宇的一次演講。

從前有一只貓妖，致力于修煉成仙。傳說，當她的功力精進一層的時候，就會多長出一條尾巴，長出九條尾巴，貓妖就成仙了。

貓妖修煉到第八條尾巴的時候，第九條尾巴無論如何長不出來了。不管她怎么修煉都不行，每次看著第九條尾巴長出來，但是前面的尾巴又會掉一條，所以她一直只有八條尾巴，一直無法湊夠九條，成為貓仙。

直到那一次，她遇到了那位少年。

少年遭遇了磨難，貓妖幫了他。如同以往每次做完好事一樣，她長出了一條新尾巴，但是也掉了一條舊尾巴。

貓妖嘆了口氣，問少年：你有什么愿望嗎？我可以幫你實現。

少年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想了兩天兩夜。然后他說，我的愿望想好了，那就是：希望你長出第九條尾巴，同時前面的尾巴也不要掉。

于是，貓妖的第九條尾巴長出來了，而且她前面的尾巴也沒有掉。她修煉的功德圓滿了，貓妖變成了貓仙。

根據約瑟夫·坎貝爾的觀點，神話其實是一種象征，一種隱喻。這個故事也不例外。

羅振宇曾經以為，貓妖長出第九條尾巴，是因為那位少年。他覺得羅輯思維那些信任他，支持他的讀者，就是那個少年，他們會幫助他長出了第九條尾巴。

可惜的是，這么多年來，每次他的新尾巴長出來，而舊尾巴依然在脫落。

羅振宇，終究還是沒有遇到那個少年。

但在我看來，貓妖成仙的關鍵，并不在遇到那個少年。而在于，她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成仙的念頭，在幫助少年的那一刻，她的心中只有大愛。

盡管她完全知道這個動作并不會讓她功德圓滿，成為貓仙，但她還是滿懷著愛意去做了。

然后，她也收獲了毫無功利之心的愛的回報。

是愛，讓貓妖最終成為貓仙。

我相信，羅振宇的第九條尾巴，就藏在這個奧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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