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科創家長下場，要關注公平，也需要警惕階層固化的風險

北郵15名研究生狀告其導師鄭某師德師風問題，北郵快速處置，取消鄭某導師資格，但誰也沒有料到，此事引爆了另外一個更為敏感的話題：青少年科創比賽中家長下場的舞弊現象。

在相關舉報中反映，鄭某要求2名研究生為其正上初中的女兒做科創比賽的項目，結果未能勝出，被鄭某責罵：連初中的事情都做不好。

北郵的研究生落敗于一個初中學生的科創競賽，網友深挖這項科創比賽，于是發現這項比賽中有一些獲獎項目遠遠超出了中小學生的能力與水平，比如 “基于PID斷續足跡追蹤以及視覺避障鎖定的生物保護機器人”，還有診斷早期肺癌等研究，僅就題目而言，就已經讓眾多大學生自愧不如。隨后，上海的青少年科技競賽也被網友舉報，存在類似的問題。

因為一些題目過于高大上，網友戲稱，青少年科創已經變成一場代理人戰爭，父母斗法。

其實類似一幕多年前就出現過。2020年初，因為出現了多個小學生做癌癥研究獲獎，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多個獲獎項目公正性被質疑。最后來自中科院的研究員陳勇彬承認參與了孩子關于直腸癌基因的科創項目，其孩子云南省一等獎被撤銷。

青少年科創變成父母的角力？

目前一些青少年科創活動，尤其是獲獎的學術味道濃厚，我們很難和中小學生聯系起來。大家不了解的是，在此之前的出國留學領域，類似的現象就已經出現。

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大學錄取上不惟分數，看重成績之外的東西，包括各種科技創新項目，公益項目等等，于是各種“背景提升”公司就批量出現。這些公司為孩子量身定做各種科創項目，社會公益活動，甚至量身定做各種國際競賽，畫展，影展，不一而足。其中最流行的就是科創。其中一種模式就是給你找一個教授的項目組，讓你掛名，如果幸運，還可以在論文上署名，最后這位教授給你寫一封推薦信。當然，這一切，都是以金錢為基礎，而且國內教授和國外教授，名校與非名校之間價格差距懸殊。

曾有業者給我講了一個極端夸張的案例。一位家長在給孩子申請美國的大學時花了數十萬美金，給孩子在美國搞了一個國際展，這個孩子最后獲一等獎，但真正參賽者就一個人，其他國家參賽者只是拉來配合演出的群眾演員。包括頒獎嘉賓，也只是花勞務費請來的國際名人。國人不了解的是，美國最著名的場所，包括聯合國會場，包括卸任總統，都是明碼標價可以租用、邀請的，更不要說隨便注冊一個世界某某協會之類的組織。

我們的各級招生制度因為惟分數備受詬病和批評，因此，不惟分數，推行綜合評價就成為中國教育界的共識，各級升學考試都提出了不惟分數，綜合素質評價的改革方向。

尤其是當下的中考，全面下調考試難度，淡化區分度，甚至以水平測試替代中考，倒逼推動綜合素質評價錄取的改革。在這種導向和需求的帶動下，一些家長各顯神通，或花錢委托，或親自下場為自己孩子代勞，設計各類綜合素質活動，尤其是科創項目，而類似的機構也如雨后春筍批量出現。于是，中小學生做癌癥研究就流行起來，甚至廣泛涉獵芯片，人工智能等所有熱門尖端技術。過去活躍于出國留學領域的各種機構全面轉向國內客戶，綜合素質逐漸應試化，商業化，流水線化。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肯定中小學生積極參與這類科創活動，但是，一旦作為升學招生的依據，就很難避免作假現象的存在，哪怕是極少部分，甚至是個案，對升學考試的公平都是嚴重的傷害！

美國為什么可以搞綜合評價？

是如何保障真實性的？

在推行綜合評價上，專家嘴里的模范生就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那么美國為什么可以這樣搞，我們就不行？這是很多人質疑質問的一點。

原因很簡單，國情文化不同。

美國社會治理的基礎就是個人誠信，是建立在個人信用基礎上的一套治理制度，最經典的代表性做法就是簽字制度。你簽字了，你就為此負全部責任。

正是因為以個人信用為基礎，他們在各個領域都可以方便地推行綜合評價，甚至主觀評價，因為其邏輯就是默認你是有信用的，是不會說謊的，不會偏私的，只要你簽字了。

我們卻完全不同。目前各地中小學推行的綜合素質評價，往往變成復雜的證偽工作，因為一開始我就默認你可能是假的，所以需要提交一堆的證明，以證明你的這些成績是真實的，比如照片，視頻，第三方證明等等。因為不相信你，甚至擔心神通廣大的家長作假，于是為了增加作假難度，就增加綜合素質評價的繁瑣程度，也因此，2019年深圳家長不堪其擾，集體到深圳教育局上訪，最后深圳教育局決定暫停這套繁瑣的綜合素質評價。

美國是如何保障個人信用，不說謊的？這是一套復雜的社會治理系統形成的，其中核心一點，就是依靠嚴懲形成強大威懾，說謊作假的成本大到讓你負擔不起，身敗名裂，傾家蕩產。

美國并非沒有作假的。前兩年美國著名大學就曝出“體育特長生”的舞弊案。因為美國大學非常重視體育，所以大學都拿出不少的名額給“體育特長生”。一些無法量化的項目，以及集體項目，完全就相信教練的判斷。于是一些家長就嗅到了機會，用巨額資金賄賂教練。這一丑聞爆發后，所有學生被退，所有教練被起訴并罰以巨款，關鍵是家長，也無一例外被起訴下獄，并被罰以巨款。一位在加拿大的華裔家長為此躲到了歐洲的西班牙，但仍然被美國通過相關渠道引渡回國起訴，雖遠必誅！

作假讓你成本大到無法承受，傾家蕩產，甚至死無葬身之地。在誠信問題上，是不講獲益與懲罰成本的對等原則，因此基本不敢冒這個險，以身試法。

因此，不能簡單說是誠信制度，誠信體系問題，其實遠不止誠信制度的問題。2015年我們修法考試舞弊入刑，但一般都是3年以下，更主要的是，基本不抓家長，誰幫孩子舞弊抓誰。如果我們把招生考試舞弊入刑10年起步，家長全部起訴下獄，我估計就沒有幾個家長敢作妖了，我們能做到嗎？

所以說，國情文化不同，美國做的很好，但我們無法學，更不能照搬，原因就在這里。

綜合評價無疑需要繼續探索，結合國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模式，但必須確保公平這個底線，這是我們推進綜合素質評價的前提，先決條件。

警惕一些綜合素質評價

帶來的階層固化問題

美國曾有學者調查表明，在超級大學里，家庭收入在前1%的同學，超過了家庭收入在后40%的。我們的自主招生與保送生政策也明顯有類似的家庭特征。2012年史靜寰教授對保送生與自主招生學生的家庭分析就表明，入圍同學的家庭大多來自超大城市、大城市家庭，來自小城市或者農村的占比較小。

造成這一結果并非舞弊，是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的。

比如2020年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的另外一起案例。武漢大學李紅良教授兩個正在上小學的女兒在這個大賽中以“茶多酚的抗腫瘤實驗研究”獲三等獎。對于公眾的質疑，李紅良教授堅決否認，武漢科協也背書證明合規。在回應媒體質疑時，李紅良介紹，孩子的輔導老師有兩人，其中一個是王茜，王當時是湖北省人民醫院的實驗技術員。李強調，王茜和李紅良妻子原來在一個大院上班，是好朋友。而李紅良妻子也是業內高層次科研人員。

當時著名公眾號“知識分子”就發文質疑李紅良的回復：首先，由于該研究涉及動物實驗，操作者必須首先獲得 “實驗動物從業人員上崗證”，兩個孩子是如何獲得的；其次，該研究使用的裸鼠屬于免疫缺陷小鼠，必須在專業動物實驗室飼養，而華科附屬小學不具備這樣的實驗條件。另外，該項目實驗倫理審批、經費來源也不明確。

換句話說，普通人走進實驗室宰殺小白鼠做實驗都是困難的，更不要提做這么復雜的對比實驗，以及倫理審批。

同樣，某著名大學一個院士的兒子中學期間以3篇SCI文章獲得自主招生資格，后又順利入讀其父親所在學校的博士，于是有人舉報并質疑：學術也傳宗接代？

這句戲謔的話，在一定條件下的確是可能的。日前一位小學生課堂上造句說，因為爺爺爸爸媽媽都是行長，所以他要繼承家族產業，也當行長。童言無忌，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家庭的影響與便利，我們很難完全否定父母與家庭對一個孩子成長的復雜影響。

生于這種家庭不是罪過，受父母耳濡目染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家風家教的一部分，在不違規的前提下，父母給孩子成長提供便利幫助也是正常的，人之常情。

所以，綜合評價需要繼續探索，也是必要的，但我們必須確保公平公正的底線，同時，也需要警惕與之相關帶來階層固化的風險，比如一直存在一種批評的聲音：綜合評價更有利于城市的孩子。

至少要把這個可能與風險降至最低，最低！

圖片來源：創客貼及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