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陳誠心腹，杜聿明到死也想知道他的身份，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引子

1981年5月，前國民黨高級將領、諾獎得主楊振寧的岳父杜聿明腎衰竭住院，已走到生命的盡頭，他提出要見一個人。

這個人叫郭汝瑰，公開身份是國民黨投誠將官。但在杜聿明眼中，他形象既高大，又模糊。

說高大，他名副其實。他曾大名鼎鼎，不斷書寫傳奇。他是蔣介石的門生，身穿黃馬褂（黃埔軍校），頭戴綠頭巾（陸軍大學）；他還是陳誠的心腹，當參謀，料敵如神，戰沙場，一戰封神。

在解放戰爭期間，一年內“連跳三級”升為國防部中將作戰廳廳長，并且兩度出任此職。

說模糊，也一點不為過。他為人低調，口風極緊，像霧像雨又像風，讓人琢磨不透。

杜聿明在淮海戰役前后，一直懷疑他是共黨，多次問他，均無功而返。

不得已，他向老蔣告狀。老蔣要他拿出證據，他脫口說出“他家沙發打補丁”。因為他認為不是共產黨人誰能做到？結果被老蔣痛罵。

他不想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于是，病房里有了如下對話：

杜迫不及待，幾近懇求：

“我反正也行將就木，就想聽句實話。最后一次問你，你是不是共產黨？什么時候加入的？”

郭猶豫再三，嘆了口氣說道：

“光亭啊，其實我們可以成為好朋友，過去關系不好，不過是因為政見不同。”

一句“政見不同”，雖然隱諱，但總算給了答案。

杜激動地一把抓住郭的手，問道：

“我是對的，是不是？30多年了，你為什么還不承認？”

郭說道：

“我已經說了，而且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嗎？”

杜原本已經確定，可郭這樣說，他再次陷入了疑惑。

至死杜聿明都沒能聽到他親口承認，帶著30多年來的疑問、遺憾和不甘離開了人世。

• 入黨：人生面臨三個選擇，他決定參加革命

1925年，18歲的郭汝瑰高中畢業，面臨三個選擇：

第一個：學醫。這是父親為他作出的選擇。

他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銅梁縣（今重慶銅梁）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之家。

曾祖郭和熙是舉人，父親郭朗溪在獲得秀才功名后，眼看中舉在望，卻因廢除科舉制度，好夢成空。

大概出于補償心理，郭朗溪沒機會“蟾宮折桂”，就希望兒子能幫自己實現夙愿，恰好郭汝瑰生于農歷八月初九，正是清朝考舉人入場應試的日子，便給他取名“汝桂”。古代知識分子都有個情結，不為良相，就做良醫。現在科舉廢除了，父親就希望他投考上海同濟大學學醫，濟世救民。

第二個：學工。這是他自己想做的選擇。

1919年，郭汝瑰在成都讀書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以后，他受到老師胡子霖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反封建學潮，也結識了一些進步同學，激發了愛國熱情，就想科學救國。

就在他面臨學工、學醫的選擇時，堂兄郭汝棟又給他增加了一個選項。

第三個：革命。這是別人給他的建議。

此時，郭汝棟已升任川軍師長，為投靠廣東革命政府，決定選派一些青年軍官去黃埔軍校學習，就建議郭汝瑰一道前往。

與郭汝瑰一路同行的有個同鄉叫袁鏡銘，他是中共黨員。他們相見恨晚，相談甚歡。袁鏡銘告訴他，只有打破舊世界才能建設新世界。

郭汝瑰被說動，但還不放心，到了上海，便去請教已考入同濟大學的老同學陳廷棟。

陳廷棟全面分析了三個選擇的利弊，建議他去廣東干革命！

郭汝瑰最終下定決心。為了明志，他將“汝桂”改成“汝瑰”，與袁鏡銘、傅秉勛等六位川軍青年軍官，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生訓練部(后轉入政治部)學習。

此時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多為像肖楚女、惲代英、熊雄這樣的共產黨員，在他們的耳濡目染下，年輕的郭汝瑰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逐漸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這時，他得知好友袁鏡銘是共產黨員，便要求他介紹自己入黨。袁鏡銘因為郭汝瑰是郭汝棟的堂弟，告訴他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驗。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擁兵自重的蔣介石帶著步科的兩個大隊遷往南京，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個大隊，則隨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遷至武漢。

寧漢國民政府呈對立狀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叛變革命，并伺機拉攏四川軍閥楊森配合進攻武漢國民政府。

14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著名的四川籍共產黨人吳玉章（實際主持黃埔軍校校務），悄悄地將郭汝瑰和傅秉勛叫到辦公室，希望他們去做郭汝棟的工作，由郭出面牽制楊森。

為什么選擇他們？因為當時川鄂邊防司令部副司令郭汝棟，擁有兩個師一個旅，在四川舉足輕重。而郭汝棟是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勛妻兄。

吳玉章要求他們按照上中下的策略去落實：

上策：阻止楊出川助蔣；

中策：如阻止無效，可讓他待楊出川后攻其后方，促其崩潰；

下策：如也辦不到，則一定要郭汝棟不出一兵一卒助楊。

郭汝瑰和傅秉勛與同時畢業的中共黨員任逖猷等人，不敢推延，馬不停蹄地趕到郭汝棟駐地涪陵，原原本本轉達了吳玉章的意見。

可郭汝棟就是個“勢利眼”，他選擇了下策，并且三方下注。表面上兩邊都不得罪，而背地里卻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蔣介石表示效忠了。

為了把戲演得逼真，他表面上“容共”，還把郭汝瑰留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員。

郭汝瑰也不負厚望，四處宣傳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斥責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行為，一時間成了涪陵城內無人不知的激進人物。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又叛變革命，寧漢合流反共。

在革命處于低潮時，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團副、共產黨支部負責人袁鏡銘介紹，義無反顧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郭汝瑰在川軍中滯留三年，發現堂兄郭汝棟攀上老蔣后，日趨反動。

1930年，郭汝棟終于代替楊森當上了二十軍軍長，這時他徹底撕下了“容共”的偽裝。但此人一貫老奸巨猾，在蔣介石要求“清共”前，他搶先一步，對一些自認為是共產黨員的軍官以禮相送。

郭汝瑰和傅秉勛雖然不承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思想表現激進，郭汝棟也不敢再留，就勸他們去日本士官學校讀書。

此時，郭汝瑰已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只得去日本留學。

• 脫黨：退學赴國難，一鳴驚人成陳誠心腹

1930年冬，在郭汝棟的安排下，郭汝瑰進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二十四期學習。

第二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郭汝瑰等一批中國留學生為抗議日本侵占東北，憤然放棄學業，返回祖國，共赴國難。

回國后的郭汝瑰通過郭汝棟的關系進入了陸軍大學第十期學習。

中國陸軍大學是培養高級指揮和參謀人員的高等學府，郭汝瑰進校時，曾任國民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的楊杰是校長；不久，蔣介石自任陸大校長，楊杰改任教育長。

郭汝瑰繼黃埔軍校之后，又一次成為“天子門生”。

進入陸大不久，郭汝瑰即因成績優異、見解獨到，受到楊杰的器重。在陸大學習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因不愿到軍隊任職成為反共的幫兇，被楊杰推薦進入陸大研究院繼續深造，并擔任戰史學教官。

1936年西安事變后，國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郭汝瑰眼見為國效力的時機已到，便到陳誠所屬的18軍第14師任參謀長，并到蔣介石籌劃的對日作戰“廬山軍官集訓團”受訓。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郭汝瑰隨第14師參加淞滬會戰。

誰料，第14師的兩個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線作戰，42旅旅長心存膽怯，師長霍揆彰怕其誤事，讓郭汝瑰與其交換職務，去代理42旅旅長。

郭汝瑰在數十架敵機狂轟濫炸下，堅持在一線指揮和一線督戰。他帶頭寫下遺書，率領該旅與日軍反復沖殺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陣地仍未丟失。

一介書生郭汝瑰，小試牛刀，經此一役，一戰封神。

不久，陳誠任命他為54軍參謀長。

1938年武漢會戰時，蔣介石根據德國顧問的建議，在武漢三鎮構筑環形工事，準備死守武漢。

7月，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誠主持保衛武漢的作戰會議。會上，剛升任參謀長的郭汝瑰就公開對陳誠的作戰方案提出反對意見。他語出驚人，痛陳弊端，并提出了“保衛武漢又不戰于武漢”新的戰略防御方案。

要知道，這個方案可是老蔣點頭的。好在陳誠不但沒有因此而感到不快，反而拍案叫絕，采納了他的方案。

果然不出所料，武漢戰役未受重大損失，再次彰顯了郭汝瑰的卓越軍事才華。

戰爭一結束，陳誠就升任郭汝瑰為第20集團軍參謀長，1941年又推薦他出任暫五師師長。

作為師長，在長沙會戰中，他又不負厚望，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戰區軍官訓練團校官大隊的大隊長。不久，他又被兼任副院長的陳誠調到由蔣介石欽定的培養“全能將校”的國防研究院任研究委員，1943年又回到蔣介石自任團長的“中央訓練團”任副大隊長，成為蔣介石心目中的“軍界精英”。

由此，郭汝瑰從陸軍大學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漸進入國民黨政權的上層。

1943年鄂西會戰，又讓他大放異彩。當時，日軍橫山勇用閃擊戰術，短短七天里，中國軍隊死傷一萬三千多人，鉗掉了第73軍大部，常德大門已被撞開。

更糟糕的是，第六戰區代司令孫連仲是新近才從第五戰區調來的，對本戰區情況尚不十分熟悉。第六戰區原有精銳鄭洞國第8軍、李延年第2軍、方靖第66軍又于此前抽調去云南遠征了。

常德危在旦夕。

蔣介石緊急召回時任遠征軍司令官的陳誠。陳誠連夜擬定了個保衛常德的作戰方案，并派人將國防研究院他非常信任的郭汝瑰、魏汝霖、潘國華、石祖黃四位研究員接去征求意見。

魏汝霖、潘國華、石祖黃三人一致認為，日軍的軍事目的是為了搶占常德糧倉，他們完全同意保衛常德作戰方案。

而郭汝瑰再次語出驚人，力排眾議。他判斷，日軍這次興師動眾的目的不是來搶糧食，而是要吃掉六戰區的主力！

陳誠決定改變計劃。

然而，此時從前線發來的敵情通報又與郭汝瑰的判斷正好相反。

陳誠猶豫不決。

直到第二日從前線發來的急電，才使他恍然大悟，禁不住拍案叫絕:

“這個郭矮子，真有兩刷子!”

原來，日軍第13師團兩萬余眾，利用一小部分部隊佯攻常德吸引注意力，掩護其主力對公安87軍的鉗形攻勢。

當即，陳誠電令前線各部迅速調整部署，終于贏來了鄂西會戰的勝利。

此戰后，蔣介石和陳誠更加器重郭汝瑰。

1944年派他以副武官的身份赴英國考察，1945年3月回來后，已經升任軍政部長的陳誠，在報請蔣介石批準后，即任命郭汝瑰為掌管全國各軍師編制、裝備的軍務署副署長、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并以軍政部代表的身份，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前往芷江和南京，參加接受侵華日軍投降的儀式。

• 找黨：“白皮紅心”，在敵營心臟進行特殊戰斗

隨著職務的提升，郭汝瑰對蔣介石有了更深的認識，面對著國民黨的腐敗和種種倒行逆施，他感到中國的希望還在共產黨這邊。這些年，他一直在尋找機會，與黨恢復聯系，但一時苦無門徑。

1945年4月的一天，他無意中在軍務署見到了黃埔同學，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棟部工作的共產黨員任逖猷。

一見到任逖猷，郭汝瑰就迫不及待地表達了要與組織聯系的愿望，可任逖猷也早與組織失聯。

看到郭汝瑰滿心失望，任逖猷臨別時還是丟下了一句話：

“我的堂弟任廉儒，你當年是認識的，原來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還有關系，我可以去打聽一下。”

幾天之后的一個夜晚，當年涪陵的進步學生任廉儒來到了郭汝瑰的寓所，他們促膝懇談，但任廉儒對自己的身份諱莫如深。

經過深入考察，組織認定郭汝瑰是“白皮紅心”，于是，任廉儒安排郭汝瑰和董必武會面。

在這次談話中，郭汝瑰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和到延安去。

幾天后，董必武通過任廉儒回復，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同時，考慮到他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留在這邊為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并且與任廉儒單線聯系。

從此，郭汝瑰成為中共方面的高級情報人員。

此時，日本敗局已定，蔣介石開始著手研究如何剪除共產黨這個心腹大患。

軍政部幾經策劃，拿出了一個方案：

首先，防止日本投降后，武器裝備落入八路軍、新四軍之手;

其次，立即裝備胡宗南兩個軍、傅作義一個軍，于日本投降后搶先進入天津、北平、張家口一線，阻止八路軍、新四軍東進;

最后，由西南、華南抽調重兵，由平漢、津浦路北上，進逼華北解放區。

這就是由郭汝瑰主編、一共只準打印十三份、且底稿已在軍務署辦公室主任李文倫少將親自監督下銷毀的《國軍戰斗序列》。

蔣介石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愛將郭汝瑰卻通過任廉儒將這份絕密情報轉交給了董必武。

正是因為有了這份情報，中共提前行動，迅速壯大了自己的軍事實力，并在隨后的上黨戰役、平漢戰役中挫敗了國民黨軍打通平漢路的計劃，為延安總部調兵遣將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不久，郭汝瑰作為張治中的助手，參加了有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參加調停的國共談判。

在贏得了由內地向沿海運兵的時間后，蔣介石便撕去了假和談的面具，開始了規模空前的反共內戰。

根據美國特使魏德邁的建議，將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使陸、海、空三軍一元化。

掌握國防部實權的參謀總長陳誠，為了在派系斗爭中搶得先機，1946年以后，經他保舉，郭汝瑰一年之內“連跳三級”：

早已獲得中將軍銜的他，先被任命為國防部辦公廳少將副廳長；不幾天，又突然被任命為掌握軍務的國防部第五廳中將廳長；接著陳誠又向蔣介石保薦郭汝瑰為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即作戰廳，1948年7月，顧祝同接替陳誠后，他又第二次擔任此職)）中將廳長，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顧祝同為總司令的陸軍總部參謀長。

由此，他進入了國民黨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掌握了國民黨軍隊行動的最高核心機密。

經過陳誠這么一通騷操作，在國民黨的派系中，郭汝瑰被貼上了陳派的標簽，被罵作陳誠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

從此，他官運亨通，紅得發紫。

1947年5月12日晚，郭汝瑰和陳誠等人被召集到蔣介石官邸研究山東戰場情況，決定由湯恩伯兵團、歐震兵團、王敬久兵團“對共軍實施合圍”。

當天深夜，郭汝瑰向任廉儒詳述了蔣介石山東戰場的部署情況，并特別強調整編七十四師是國民黨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裝備，務必要格外提防。

5月16日，陳毅指揮華東野戰軍集中優勢兵力，在孟良崮一舉全殲國民黨整編七十四師三萬余人，擊斃師長張靈甫，使蔣介石重點進攻山東的圖謀嚴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戰役前夕，何應欽在國防部召開作戰會議，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張，決定集中優勢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間的津浦鐵路兩側，尋機與共軍決戰，并責成郭汝瑰制定作戰方案，送蔣介石審批。

此方案尚未下達到有關國民黨軍隊，就被郭汝瑰報達到解放軍的指揮機關。

此前，郭汝瑰還利用在徐州擔任陸軍總部參謀長的便利，把中共打入國民黨內部，已是中將的張克俠調任為徐州城防司令。

正是他布下的這個“棋子”，在決定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之一的淮海戰役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48年11月10日，張克俠、何基灃等在萬年閘率部起義成功，從而為蔣介石開放了臺兒莊至微山湖的運河防線，使徐州的東北大門洞開，讓解放軍得以直搗徐州，并切斷了黃百韜兵團撤守徐州的退路，為蔣介石的徐蚌戰略決戰率先敲響了喪鐘。

杜聿明一直對郭汝瑰有些懷疑，在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時，杜聿明已決心放棄徐州，堅守蚌埠，所以在會議上沒有公開說，只是在會后向蔣介石個別呈請，并獲批準。

想不到移師途中，蔣介石在郭汝瑰的鼓動下，三變決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黃維兵團之圍；旋又令“萬勿再向永城前進，迂回避戰”；不久又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屬部隊的混亂。

徐州一戰落敗后，杜聿明更加懷疑郭汝瑰，就向蔣介石告狀：

“我自己就夠廉潔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話，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貪財，甚至連家里的沙發都打上補丁！”

對此，蔣介石認為這是胡攪蠻纏，臉帶慍色地說道：

“難道我堂堂國民政府的官員，都要到處撈銀子才不是共產黨，笑話！”

但杜聿明對郭汝瑰的懷疑并未消除，他在日后的《淮海戰役始末》一文中說：

“這里，我心忐忑不安，覺得上了蔣介石的當，并認為蔣介石、顧祝同是完全聽信郭汝瑰這個小鬼（因他是軍校五期畢業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稱他小鬼）的擺布，才造成這種糟糕局面。我想責問郭汝瑰為什么不照原定計劃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猶豫不決之際，見顧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報告這一方案，覺得爭也無益，一個人孤掌難鳴，爭吵起來，反而會失了蔣介石的寵信。”

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后，蔣介石的幾百萬精銳部隊已喪失殆盡。郭汝瑰擔心蔣介石將作戰失敗歸咎他人，決定主動引咎辭職。

這時，中央認為他到解放區作用不大，預計解放軍渡江后，蔣介石必然鞏固西南，那時必有一場惡戰。要求他爭取掌握一支部隊，到解放軍進軍大西南時舉行起義。

郭汝瑰決心再冒險帶兵去西南。

1948年12月24日，郭汝瑰趁何應欽離職、徐永昌就任國防部長的機會，遞上引咎辭職的報告，請求辭去第三廳廳長之職。

之后，幾經周折，他去找顧祝同，要求下部隊出任軍長。經過顧祝同的保薦，蔣介石在下野前夕任命郭汝瑰為七十二軍軍長，要他重建這支已經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圍殲的原屬邱清泉第二兵團、也是蔣介石嫡系的部隊，并立即開往四川。

郭汝瑰一面舉辦軍官隊，一面派員招兵，很快就招滿了兩個師的兵員，加上同為陳誠派系的羅廣文撥給的一個師，七十二軍就成為四川境內的四個機動主力軍之一。

當解放軍進入湘西準備進軍四川時，蔣介石飛抵重慶召開守衛大西南的作戰會議。會后，親自召見了郭汝瑰。當得悉解放軍由貴入川時，蔣介石又電令郭汝瑰為二十二兵團司令，直接指揮第二十一軍、四十四軍、七十二軍和三個獨立師，作為防堵解放軍入川的前哨兵團，并要求七十二軍在長江、沱江布防，以便蔣介石將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與解放軍決戰。

1949年12月10日，郭汝瑰率所部一萬三千余人在宜賓起義，將解放軍十八軍軍長張國華、政委譚冠三率領的大軍迎入宜賓城，破壞了蔣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計劃。

消息傳到臺灣，蔣介石氣得渾身發抖，捶胸頓足，連聲罵道:

“娘希匹，郭汝瑰……”

• 重新入黨：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他的身份沒有解密，按照投誠將官對待，郭汝瑰被任命為川南行署交通廳長。

1950年6月，他再次提出了恢復黨籍的請求，卻被人告知，他的介紹人和黨小組的同志都不在世，因此不能證明，只能選擇重新選擇爭取入黨。

同年，他又到新成立的南京軍事學院任教。在軍事學院十八年，郭汝瑰先后任教員、教學組長、副處長，并當選江蘇省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雖然在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他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但他始終對黨忠誠。

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給中組部寫信，申述自己的全部歷史，反映多年的入黨要求。

不久，他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警備區黨委接到了中組部的通知：

“準許郭汝瑰入黨！”

1981年，成都軍區黨委又根據郭汝瑰的優異表現，將他評為全軍區優秀共產黨員。

但此時，他的身份還未向社會公開，以致于杜聿明彌留之際，想最后一次從他口中得到清晰的答案，還是未能如愿。

郭汝瑰離休后回四川定居，享受副兵團級待遇。古稀之年，他仍東奔西走，殫心竭慮組織和領導有關專家，耗時十余年，主編了一套六百余萬言的《中國軍事史》和厚厚兩大本的《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填補了中國軍事科學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四十萬字的《郭汝瑰回憶錄》，給后人留下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1997年郭汝瑰的女兒郭相慰從南京到重慶北碚，祝賀父親九十大壽。辭別時，郭汝瑰愛女心切，堅持要親自送女兒去重慶江北機場，不幸中途發生車禍，搶救無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麗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