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交惡是蘇聯最短視的行為，蘇聯專家承認是外交上最大的失敗

中國與蘇聯曾有過兄弟般的蜜月期，蘇聯也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新中國在建國后奉行的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這個一邊倒政策就是指新中國倒向和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1950年2月，兩國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后兩國的關系迅速升溫，尤其是抗美援朝之后，中國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英勇表現讓蘇聯刮目相看，而且在冷戰的格局下，中國志愿軍以巨大的犧牲重創了美軍，使美國在朝鮮遭遇慘敗，實質上就是在幫助蘇聯與美國競爭。

所以在朝鮮戰爭之后，蘇聯不僅將旅順、大連歸還給中國，而且對華援助也上了一個新高度。

圖|蘇聯專家指導中國工人

當時蘇聯的對華援助最著名的就是“156工程”了。

“156工程"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從蘇聯與東歐國家引進的156項重點工礦業基本建設項目。

“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中國初步工業化的部門經濟和理論基礎。中國以這些項目為核心，以900余個限額以上大中型項目配套為重點，初步建起了工業經濟體系。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僅僅是提供資金和物資，蘇聯還拿出核心技術和生產設備，并派出大批專家和工程師，手把手的幫助一窮二白的中國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使得中國一躍從農業國向工業國邁進，這一點是要肯定的。"156工程"基本持續了整個上世紀五十年代，直到1960年中蘇交惡后，蘇聯單方面撤走專家。

但是也要指出一點，中國對蘇聯也是有幫助的，對蘇聯提供的設備，中國是用易貨方式支付的，軍工技術是用優惠貸款支付的。

而且中國向蘇聯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如錫、錫精礦和鎢精礦等。中國還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日用消費品。

所以兩國這時期屬于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的階段，共同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那么，兩國同志加兄弟的關系為何會突然反目呢？

其實主要是蘇聯內部發生了變化。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尖銳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嚴重錯誤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后果。

蘇聯的舉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極大震動和思想混亂。

中國共產黨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歷史。

除此之外，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和理解上也存在分歧。中國認為蘇聯在馬克思主義事務上的主導地位有失公允，而蘇聯則對中國的革命道路和主張有所保留。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后，兩黨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和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些黨。

中國也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開始反擊，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總稱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通常簡稱“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

中蘇論戰達到高潮。

這就是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

事實也證明，蘇聯對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解越走越偏，意識形態錯了，緊接著就是文化領域陣地全面失守，蘇聯人民對自己的制度、道路、文化全面否定，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

除了意識形態，蘇聯還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并意圖控制中國。

1958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這些涉及中國主權的要求，當即遭到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的堅決拒絕。

此舉也造成蘇聯對中國極為不滿。

圖|赫魯曉夫

大家會以為共同建立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這怎么會涉及中國主權呢？而且是共同管理。

長波電臺和艦隊這屬于重大的軍事項目，一旦中國同意，那么以當時的技術和國力，蘇聯人員無疑將占據主導地位，名義上是共有共管，但是主要控制權肯定會落入蘇聯人手中，在中國的領土上，有蘇聯人把控的長波電臺和艦隊，對中國來說極其危險，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獨立。

長波電臺和艦隊類似晚清時期列強在中國修的鐵路，鐵路建在哪里，帝國主義的魔爪便伸向哪里，更何況艦隊這樣的高端兵種，一旦被蘇聯人掌握，后果不堪設想。

所以中國拒絕是很正常的。

但是蘇聯人不這么想，蘇聯人認為中國只是自己的跟班和小弟，竟然敢拒絕自己的要求，便對中國心生不滿。

此事也是中蘇交惡的一個重要事件。

毛澤東后來說：

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

在外交領域上，蘇聯還有意孤立中國，從1958年開始，印度就在邊境屢屢挑起事端，侵略我國領土，但是蘇聯為了拉攏印度卻公然指責中國，還有在金門炮戰中，蘇聯也對中國捍衛主權的行為無端指責，使我國在外交領域陷入被動。

兩國關系的惡化也體現在邊境上，從1964年開始，蘇聯向中蘇邊境地區陸續增兵，并在中蘇邊界不斷制造事端。

1966年1月，蘇聯更是和蒙古簽訂了為期20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這份條約是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而這也意味著蘇聯可以通過中蒙邊境向中國施加壓力。

中國和蒙古之間的邊境線足足有4500多公里，蘇聯在中蒙邊境陳兵，意味著蘇聯可以同時對我國西北、華北以及東北采取軍事行動。

在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這段時間內，蘇聯頻繁在邊境上挑起事端，中國和蘇聯之間發生的邊境事件數量高達4189起，足足是1960年到1964年期間事件數量的一倍半多。

這期間蘇聯還頻繁攻擊我國的新疆地區，策反新疆的群眾前往蘇聯。

中蘇邊界沖突導致兩國的關系降到冰點，蘇聯在中蘇邊境和中蒙邊境陳兵達百萬，并頻繁向中國開始核威脅。

當時的中國面對蘇聯巨大的軍事壓力，沒有選擇屈服，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先是在中國東北邊境與蘇聯打了場珍寶島戰斗，以武力回擊蘇聯。

同時全國人民也進入備戰模式，開始“三線建設”，修建地下工事，西南地區的一些山體也被修建成了防核掩體，而重要的工廠也開始往山區轉移。

在這期間，我國先后還進行了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以及轟炸機空投氫彈熱核爆炸等試驗。這兩次試驗美國和蘇聯自然看在眼里，中國要表達的意思也很明確，那就是我們也有反擊的能力，根本不害怕蘇聯的核打擊。

在國際斗爭中，中國更是在1979年進行了對越自衛反擊戰，不僅教訓了越南，也震懾了蘇聯，蘇聯為了圍堵中國，不得不花大力氣扶持越南，給蘇聯造成了極大的財政負擔。

在中蘇交惡期間，蘇聯因為忌憚中國軍隊的實力，主要是中國志愿軍在朝鮮的表現，以及中國擁有的核武器，最終蘇聯強硬派放棄了對中國采取軍事行動的想法。

以上就是中蘇交惡的大概過程。直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但這時的蘇聯已經積重難返，兩年后就宣告解體。

圖|蘇聯解體照片，葉利欽在發表講話

中蘇交惡對于蘇聯是一段重要的歷史，在冷戰兩極分化的時期，蘇聯在與美國競爭的前提下，與另一個大國中國交惡，本質上不利于蘇聯的發展。

首先從軍事上講，由于中蘇關系的惡化，蘇聯在邊境線上部署大量軍隊，這筆費用可是一筆不小的費用，對于當時的蘇聯來說，國內民生問題一大堆，無疑是不小的負擔。

其次從經濟上講，本來兩國屬于互補性的，由于當時的中國工業正處于起步階段，是個農業大國，而蘇聯的工業正盛，兩個的產業結構上是非常互補的，中國可以給蘇聯提供大量的農產品和廉價的原料，而蘇聯可以在工業上給與中國一定的支持，是1+1大于2的買賣。

但是蘇聯與中國交惡，使得國內的民生問題更加嚴重。

從外交上講，蘇聯為東歐陣營的老大哥，在外交上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是對立的，也是不可以轉向的，而中國卻大可不必，中國可以隨時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同時東歐陣營失去了一個二號盟友，不僅影響其他盟友的信心，同時也壯大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

圖|蘇聯解體前夕，葉林欽命令戈爾巴喬夫發表講話

中蘇交惡，給蘇聯最不利的影響就是無法借鑒中國的發展。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蘇聯在看到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后也開始了自己的改革，如果中蘇沒有交惡，蘇聯完全可以借鑒中國發展經濟的經驗，擺脫重工業、輕工業發展不均衡的狀態。

但是因為兩國的敵對關系，中國不可能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想法。

中蘇交惡導致蘇聯在外交上也更加孤立，在國家發展中，也無法與中國互幫互助，最后在意識形態、民生經濟等領域全面崩潰，加速了蘇聯的解體，可以說，蘇聯與中國這個最為重要的盟友交惡，是得不償失的舉動，對蘇聯來說，根本沒有得，只有失。與中國交惡，是蘇聯最短視的行為。

關于這一點，蘇聯人自己也承認。

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想改善兩國關系，他請斯大林時期任命的、50年代派駐中國的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帶領一批專家學者梳理相關情況，寫了一個關于中蘇關系變化的總結材料。

這份材料的最后，得出的結論是：

中蘇關系惡化是衛國戰爭勝利以后，蘇聯外交方面最大的一個失敗，使蘇聯方面失去了中國這樣一個偉大而又重要的同盟國，而且把中國推向了西方，得利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可惜，蘇聯人反省的太晚了，兩年后，也就是1991年年底，蘇聯便宣告解體。

參考資料：“人民網：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系”；

北京新聞：“阿爾希波夫，那些年為中蘇友好付出了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