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會師后的“朱毛之爭”，以及陳毅打倒“陳毅主義”（一）

“朱毛之爭”，顧名思義，就是朱老總與毛主席之間的爭執與分歧；“陳毅主義”則由此衍生而來。

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為取得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中共領導人自然不可能在一團和氣中從井岡山走進北京。

這其中有分歧，有痛苦，有迷惘，甚至還有背叛。在失敗與成功的迭代中，共產黨人也從幼稚走向成熟，毛主席、朱老總等人也從普通革命者成為世紀偉人。“朱毛之爭”和“陳毅主義”，就是這個過程中出現的。

一、“朱毛之爭”產生的根源

1928年4月井岡山會師后，紅軍改編為工農紅軍第四軍，即人們常說的紅四軍。

成立初期，紅四軍有六個團：28團、29團、30團、31團、32團、33團，共一萬余人。六個團由三部分隊伍組成：

一部分是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被編為28團。

一部分是毛主席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和在上井岡山過程中收編的農民軍。其中湖南宜章農軍編為29團，秋收起義部隊編為31團，湘南起義農軍編為30團和33團。

再就是王佐、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被編入32團。

紅四軍成立不久，由于井岡山經濟困難，補給不足，30團和33團返回湘南，其余4個團繼續留在井岡山。

1928年12月1日，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部隊來到了井岡山，同朱毛紅軍會合，這是另一支隊伍。

對此時的紅軍來說，薪餉是頭等大事，尤其是紅四軍組成復雜，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一度成為產生內部矛盾的主要癥結之一。

六個團由于組成不同，戰斗力、經濟狀況極不均衡。

其中，朱德、陳毅帶來的南昌起義余部有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是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正規部隊，武器好，戰斗力強，會師前的薪餉為每人每月12塊大洋。

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每人每月只有3塊大洋。

待遇差別大，難免有人提意見，鬧情緒，導致矛盾頻發。

為緩和矛盾，毛主席在沒有更多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干脆來了個“一刀切”：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日發菜金5分，每月1.5元；每月再另發補貼2元，合計3.5元。

但待遇可以一樣，戰斗力卻無法均衡。

六個團中，以28團戰斗力最強，29團次之。每次有作戰任務，都是這兩個團沖到最前面；剩下兩個團，31團打輔助，32團留下來看家。

這樣一來，28團、29團貢獻大，收獲大，犧牲也最大，卻要和其他兩個團平分戰利品，讓兩團官兵極為不滿。他們看不起31團和32團，認為他們不會打仗，只撿現成的；31團和32團則說28團、29團有匪氣，沒有紅軍樣。

矛盾不斷激化的結果是：28團、29團人多槍好，不愿再把武器拿給31團、32團；31團、32團團在井岡山人地兩熟，籌款籌糧有優勢，也不甘心資助28團、29團。

內部的不和睦和物資的短缺，讓29團打起了退堂鼓，他們本是湖南宜章農軍，老想著打回老家。有人負氣說，要餓肚子也回家里餓去。

軍內的不團結讓毛主席很生氣，對前兩團提出嚴厲批評。朱德、陳毅作為兩團的直接領導者，夾在中間非常為難。團與團之間的矛盾，讓各團官兵也不待見別團的領導。

對這種情況，毛、朱、陳幾位領導自然心知肚明。當時的情況是：毛主席輕易不到28團講話；31團官兵也不太歡迎朱德。

在這種情況下，4個團磕磕絆絆地過了兩個月。

任紅四軍代表時的毛主席

二、八月失敗

1928年6月30日，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帶著省委兩封信來到井岡山，要求紅四軍向湘南發展。

毛主席不同意，認為敵強我弱，現在出擊時機不成熟，讓省委再慎重考慮此事。

恰在此時，湘軍兩個師向井岡山發動攻擊，朱德、陳毅率28團、29團下山阻擊。結果打退了湘軍，29團卻不愿回井岡山了。

朱老總自然不同意，強令29團回師；杜修經則趁機讓兩團進軍湘南，團黨代表龔楚也附和杜的主張。

老總見大家意見不一，只好同意進行民主表決。結果是多數人主張去湘南，老總只好少數服從多數。

消息傳回井岡山，毛主席又驚又怒。此時井岡山空虛，國民黨軍乘機圍攻，沒有了戰斗力最強的28、29團，井岡山岌岌可危。

主席立即寫信下山，要求兩團立刻返回，但為時已晚。

說要打回宜章老家的29團，在攻占郴州搶了國民黨大批物資后，一哄而散，除了副營長蕭克強行收攏的200多人外，其他人多在回鄉途中被國民黨軍截殺。

紛亂之時，28團二營長袁崇全叛變，拉走了6個連隊。袁的同鄉好友、紅四軍參謀長兼28團團長王爾琢，信心滿滿地趕去勸阻，反被袁崇全冷血槍殺，令大家心痛不已。

關鍵時刻，28團一營長林彪率軍包圍了叛軍，將大部分人帶回井岡山，但袁崇全卻逃走了。林彪因此事立功，回去后被擢升為28團團長。

這就是著名的“八月失敗”。紅四軍因此元氣大傷，被迫于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

“八月失敗”暴露出的問題是：在大家意見不一的緊急情況下，是執行最高指揮官的命令，還是實行民主，聽從多數人的意見？

轉移中，為減少敵人的注意力，紅四軍曾考慮過分兵計劃，毛主席以前委書記的身份，強烈反對分兵，并于1929年2月10日以優勢兵力取得大柏地戰斗的勝利，鞏固了局面，增強了官兵信心，也加強了紅四軍內部的團結。

此戰被陳毅稱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的戰斗”，也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持槍上戰場的戰斗。

在當時來看，紅四軍組成復雜，內部各有山頭，根本算不上正規部隊。要把上萬人的近乎“烏合之眾”的一支部隊打造成真正的革命隊伍，就要解決磨合期產生的許多矛盾，其過程之艱難遠非我們所能想象。

大柏地戰斗之后，軍內矛盾逐漸顯露出來，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軍隊建設上。

早在1928年4月，主席就制定了所有人必須遵守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來增加到八項注意），就要求軍隊“一切行動聽指揮”。

另外強調實行民主集中制，特別強調實行“由上而下的民主”，即：軍隊決策權歸黨的一把手，避免再產生像朱德那樣只片面講民主，在關鍵時刻卻說了不算的情況；還有就是建立各級地方黨組織，由黨組織推動地方行政工作。

當時紅四軍的直接領導機構有三個：一是紅四軍軍委，二是湘贛邊界特委，三是中共湖南省委前委。

而毛主席一人身兼多職，既是湘贛邊界特委書記，又是紅四軍軍委書記（后由陳毅接任），也是湖南省委前委書記。

按級別排序的話，由高至低分別是：湖南省委、湖南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

毛主席一人身兼前委、特委和軍委書記，那么按照他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思想，軍隊的決策權就都主席手中，這難免不讓其他人產生想法。

1928年，毛主席還只有35歲，血氣方剛，有時為貫徹自己的想法可能會“專斷”些，偶爾也會發脾氣批評人。雖然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將領對主席的意見基本持積極支持和擁護的態度，但對有些問題還是有看法的。

比如：

“黨的絕對領導”是不是就是“黨管理一切”？

“從上而下的民主”不是等同于“家長制”了嗎？

軍隊是打仗為主，還是建設根據地為主？

黨內軍內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實現？

在分歧得不到解決，意見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就產生了“朱毛之爭”。

前面說過，紅四軍的直接領導機構有三個，這種疊床架屋的組織形式對工作的開展很不利。

為解決這個問題，在1929年2月的羅福嶂會議上，通過了改紅四軍軍委為政治部、行動由前委統一指揮的決議。

改完后，軍部與政治部平級，均接受前委領導。政治部主任仍由毛主席兼任。

不過這樣一來，主席集黨、政、軍、地、財權于一身，權力更大了。搞得朱、毛、陳以及下面的干部對他有看法，說他“喜歡攬權”，搞“家長制”。

三、二月來信

當年4月3日，主席收到了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代表中共中央發來的“二月來信”。

“二月來信”是我黨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對紅四軍的前景比較悲觀，要求紅四軍分散成小股游擊隊，轉入民間，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同時讓毛主席和朱德要“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二月來信”引起了大家的強烈抵觸。

主席認為這是要把部隊葬送掉：“我不離開，拿轎子抬我也不走！”

朱老總也深感不滿，彭德懷則是反對最激烈的一位。

兩天后，毛主席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給中央復信，批評“二月來信”太過悲觀，不切實際。

不過，毛主席和朱德對自己的職務和去留問題比較克制，表示服從中央安排，同時建議如果朱、毛離開，由劉伯承和惲代英接替。

作為下級黨組織如此不客氣地批評中央是不多見的。朱德雖然對中央來信表示不滿，但他從軍人服從命令的角度，認為主席對待“二月來信”的態度也有些過分。

看到多數人對“二月來信”持反對態度，毛主席干脆把中央來信和紅四軍前委的復信一起交給各支部討論：朱、毛該不該走？走一個還是兩個都走？誰來接替？等等。

四、劉安恭引發前委、軍委之爭

1929年5月初，劉安恭從蘇聯回國，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帶著中共六大文件來到紅四軍。

劉安恭是四川永川縣人，曾留學德國，參加過南昌起義，在蘇聯學過軍事。因有“托派”嫌疑，被蘇方遣返，中共中央也因其“托派”嫌疑，把他送到蘇區。蘇區消息閉塞，認為他是中央派來的大員，所以當時紅軍討論問題，都想取得他的支持。

劉安恭留過洋，又學過軍事，講起國際國內局勢口若懸河，讓大家很是佩服。一時間，他的意見在紅四軍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劉安恭和朱德、陳毅都是四川人，他從蘇聯帶來的“一長制”——軍事首長負責制與朱德的觀點比較接近，所以劉、朱二人走得比較近。

陳毅則認為劉安恭下車伊始，就對紅軍內部分歧問題亂發表意見，有欠妥當，提醒他應注意團結。但劉安恭不聽他的。

此時，毛主席已感覺到大家對他身兼多職有意見，而且他確實也忙不過來，就在前委會議上主動提出，由劉安恭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這樣一來，劉就位于朱、毛之下，陳毅之上。

這個意見在前委擴大會議上得到通過，但陳毅和林彪投了反對票。

劉安恭就任政治部主任以后，提出成立紅四軍的最高黨部，即恢復紅四軍軍委。

紅四軍政治部本來就是由紅四軍軍委改組成的，如今再次恢復，顯然是劉安恭想擴大自己的權力。

毛主席作為前委和特委書記，不便對劉安恭的提議表示反對，但是陳毅林彪卻堅決反對。

即便如此，會議還是決定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由劉安恭任書記。

5月23日，朱德、劉安恭聯名給中央發去《紅軍第四軍報告》，沒有讓軍黨代表毛主席署名。

劉安恭就任軍委書記以后，再次提出將臨時軍委變為正式軍委，并決定仿照蘇聯的做法，前委只討論紅四軍軍事行動，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情。

劉安恭的這個決定，實際上是讓軍委脫離前委領導，是下級黨委擅自作出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決定，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

同時，劉安恭還在軍內散布一種觀點，即：

紅四軍中有派別，朱德是擁護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毛澤東喜歡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

毛主席本來準備在成立軍委問題上繼續讓步和妥協，但劉安恭得寸進尺的做法，讓他產生了“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

毛主席決定起而抗爭——共產黨不要爭個人的兵權，要爭黨的兵權。

就是說，黨一定要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

在5月底的前委會議上，毛主席與朱老總二人產生了直接分歧。

主席認為，由于戰斗頻繁，部隊經常轉移，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部隊，更有利于作戰，因此不必在前委之下、特委之上非要成立軍委，這樣做，實際上是“分權主義”。

朱老總等人認為，既然是紅四軍，就要有軍委。他指責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之嫌。

雙方爭執不下，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這種情況下，主席認為自己作為前委書記已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辭去前委書記職務。

6月8日，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繼續討論是否成立正式軍委的問題。

最終，在彭德懷、陳毅、林彪等人的反對下，會議表決結果是不成立正式軍委。

但劉安恭會后仍對主席“黨管理一切”的主張大加抨擊，并提出各級負責同志要進行選舉，限期更換，等等。他的這個提議，實際上還是要剝奪毛主席前委、特委書記的職務。

主席非常氣憤，寫信要求辭職，前委擴大會議也竟然同意了，并任命“中立派”陳毅擔任代理書記。

五、紅四軍內部大討論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紅軍上下展開了“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問題的大討論。

毛主席、朱老總、劉安恭也分別寫文章發表在《前委通訊》上，陳述各自的意見。

毛主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最大的組織原則”，“一顆子彈不問過黨，都不能分配”。

主席還提出要在連隊建黨支部，由支部領導一切，黨員個人自由要受限制，等等。

朱老總對在連隊建立支部表示擁護，也不反對集權在前委，但主張“自下而上的民主”，反對“由上而下的家長制”，等等。

現在來看，主席的主張是正確的，但過于絕對化。朱老總所爭的，則是他作為前委集體領導下的一名軍長應有的獨立工作的職權，反對黨包辦一切。從軍事指揮意義上來說，他的意見是合理的。

但他堅持在前委的基礎上再成立軍委，導致軍隊領導權分散，就引起了與毛主席的激烈交鋒。

隨著革命的發展 ，毛主席的“黨管理一切”的主張，逐步完善為“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一切工作歸支部”，則深化為“黨委領導下的首長負責制”。這樣，既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黨政工作也有明確職責，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在當時，共產黨領導的紅軍與軍閥部隊的一大區別，就是實行民主集中制，這也是共產黨人引以為傲的地方。所以，像朱老總這樣在軍閥部隊待過的將領，才會主張軍隊要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遇事要交由下級自由討論，而不是長官一個人說了算。

但老總顯然未能充分認識到，戰爭年代的軍隊必須集權，必須按級服從；遇到大事應該由領導層討論決定，必須征求下級意見時，也要先由領導集體討論擬定了方案后，再拿給下級討論執行。而不是先由下級討論，由下級決定最終方案。

八月失敗的教訓之一，就是先讓下級討論，導致朱老總、陳老總等黨政領導人無法控制和掌握住部隊。

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加上主席當時血氣方剛，工作態度和方法上難免有不為人接受的地方，就引起雙方的爭辯。

至于劉安恭等人攻擊主席不服從中央指示和調動，顯然是沒有認識到主席為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的過人的英明和堅定。

以后主席頑強地頂住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也同樣反映了主席這一最優秀的政治品質和膽識魄力。

這場論戰，雙方囿于當時的認識水平，自然沒有是非結論。然而，通過這個筆墨之戰，我們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光明磊落，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不是為此爭個人名利，而是探索戰爭年代革命軍隊的建設問題。

當然，隨著革命的發展和個人的成長，朱老總也認識到了自己的局限性。

1962年，老總再上井岡山時，對陪同視察的毛澤民遺孀朱旦華說：

“我一直在想，當年井岡山會師才幾千人，主席就提出‘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紅軍的任務不僅僅是作戰，同時要做宣傳隊、工作隊，要建立地方政權；摸索出‘十六字’作戰方針等等。現在回想起來，每一條都很深遠吶。”

老總說，在井岡山和轉戰贛南、閩西時，開始我并不信服主席，認為他沒有學過軍事，可是我已帶兵打仗多年。但實踐證明，主席是正確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遠。得到這個“證明”，我黨我軍付出了很大代價，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較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