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軍方先斬后奏，向券商籌款購鎮國神器，總理批示：以正國法

1992年，蘇聯解體后各國都跑到獨聯體國家擼羊毛。因為獨聯體國家的通貨膨脹太厲害了，原來一個盧布價值1.6美元，在蘇聯解體以后，直接變成了3500盧布才合計1美元。最直觀的體現是買一張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車票，僅需1美元就夠了，而且還是軟臥。

獨聯體國家窮得飯都吃不起的時候，一家挪威公司拿著定金找到烏克蘭說：“我給你們下單，訂4條大噸位油輪。”烏克蘭高興地上躥下跳：“同志們，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可新問題出現了，烏克蘭黑海造船廠的船臺沒空啊，里面停滿了三艘航母。第一條是庫茲涅佐夫號，完工率已經達到了98%；第二條是瓦良格號，完工率是67.3%；第三條是無量洛夫斯基號，完成率最低，只有17%，也就船體剛剛合攏，空架子搭好，沒有安裝任何機器設備，但它卻是三艘里面寄予希望最大的一艘，原計劃是蘇聯的第10條核動力航母。

此時的烏克蘭經濟非常糟糕，有錢送上門豈有推出去的道理，黑海造船廠的工人趕緊拿出氧氣割槍，說：“我們馬上清空，把這些航母割成一塊一塊的。”

饑餓的母獅是最危險的，俄羅斯海軍知道后，趕緊搶在烏克蘭動手之前，在沒有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強行將庫茲涅佐夫號開回了俄羅斯。其余兩艘由于沒有完工，想開但開不動，不得不留在了烏克蘭。

然后“不是在敗家就是在敗家路上”的烏克蘭提起小割槍，將無量洛夫斯基號核動力航母大卸八塊，割成了一塊一塊的鋼，堆在碼頭上。挪威公司說：“高效啊，還有一艘瓦良格號一起割了吧。”烏克蘭說：“沒錢了，工人都餓得吐清口水了，你們先把預付款交了吧。”挪威公司答復：“好的，我們馬上回去辦理轉賬。”然后這家公司就注銷了。

烏克蘭傻眼了，后來檔案解密，原來這一切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目的是為了消滅蘇聯遺留下來的戰略資源。

烏克蘭白忙活了一場，含著眼淚花兒，把剩下的瓦良格號推向國際市場，只求多多少少賺點成本回來。中國軍方聽聞消息后，摩拳擦掌，眼冒綠光，立刻向國家提出購買的立項申請，然而報告一封接一封打上去后都沒有回應。

因為當時我國對于航母，無論是軍方還是高層一直有兩種觀點，爭論了幾十年。一種觀點是這是好東西，你看美國人一有了事兒就說，我們的航母在哪里？開過來弄他；另一種觀點是赫魯曉夫的觀點，航母沒有用，它是一個海上移動的活靶子和活棺材，一發導彈就干掉。

當時猶豫不決的還有一個原因是，在1989年中國突然遭遇西方制裁，那時的我們綜合國力有限，根本無力反擊或與西方打經濟戰，因此GDP在1989和1990年出現大幅下跌，分別下跌了4.1%和3.8%，后面有所反彈，但整個國家的財政狀態是捉襟見肘。

所以不少經濟學家說：“中國確實需要航母這樣的裝備，但不是現在，我們不能在超越自身國力的情況下去考慮這樣的事情。”

面對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軍方等不及了。尤其是1996年我軍在臺灣海峽軍演期間，美國海軍一口氣出動了第七艦隊的兩支航母戰斗群“獨立號”航空母艦和“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對中國進行震懾。軍方憋屈，民間也是群情激昂，捐物捐款捐命……

當時還屬于一介盲流，擺過小攤，做過黃牛，剛剛實現溫飽，還沒發家致富的后來胖東來老板于東來聽聞中國有購買烏克蘭航母的意向后，立刻和自己的兩個兄弟動身，懷揣兩萬塊錢，開著小貨車，連夜從許昌趕到了北京。

這是三兄弟第一次來北京，人生地不熟，問了一整天才知道捐錢的地方是中國航天基金會。三人找不到路干脆打車，司機知道這三個農民是去捐款后，震驚得不得了，最后說了句：“你們賺錢不容易，還是把錢留下。那是上面該考慮地事，和我們小老百姓沒什么關系。”于東來點點頭，沒有回復這個司機。

當基金會副秘書長見到三人時，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平時捐款的不是海外的富商就是知名企業家，而這一次，來的竟然是三個衣著樸素的農民。

基金會副秘書長震驚得說不出話，最后問于東來：“為什么這么做。”這一次于東來回答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三兄弟給完錢后，沒有再多說什么，扭頭就離開了現場。

群情激昂，天下歸心的這種情況下，箭在弦不得不發，軍方大佬決定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直接出面購買，不要說美國了，即便餓得上氣不接下氣的俄羅斯都不會同意，臥榻之間豈容他人酣睡，所以軍方找到了一位愛國港商——香港創立公司的老板徐增平，請他出面代表軍方的軍貿辦到烏克蘭投標。

為了師出有名，徐增平特意花600萬港元在澳門設立一個空殼公司——澳門創律旅游娛樂公司，專門操作此事，對外宣稱買航母回來是為了改裝成世界最大的海上賭場酒店，會在上面興建迪斯科舞廳、旅館和博彩設備等，日后停泊于澳門附近海域。

1997年，一共6個國家到烏克蘭投標瓦格良號。最后，徐增平以最小金額2千萬美元中標。

為什么烏克蘭沒有賣給價高者呢？原因有三點：

第一點，烏克蘭在無量洛夫斯基號核動力航母的事情上吃一塹長一智，發現這些國家給出的方案全是奇思幻想，一看標書都是一些不靠譜的主，一家法國中介公司要把瓦良格號改裝成奢侈獨特的“海上機場酒店”，一家英國公司要把瓦良格號變成“裝甲式監獄”……

第二點，這些公司雖然開價高，但附加條件多付款周期長，只有徐增平言簡意賅，愿意一次性付款。

第三點，革命友誼。為了中標，徐增平特意帶了50多瓶屬于獨聯體國家的“外交神器”——62度的二鍋頭，特意找了兩名喝酒當喝白開水的美女助手提前飛往烏克蘭，憑著每頓飯喝2到3公斤二鍋頭的豪爽，建立起深厚的友情，讓烏克蘭政府和船廠不僅答應以2000萬美元出售，而且私下把瓦格良號40噸重的圖紙一起賣給了他；

這個過程中有沒有烏克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故意成全的成分呢？很難說，畢竟后來中烏關系有一段時間好得一塌糊涂，烏克蘭是能賣給中國的全都賣，不能買的創造機會也要賣，完全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姿態。

而且這個過程中，澳門當局態度也是讓人回味無窮。一開始不說話，沉默是金，等到拉回來后，突然來一句澳門附近水域海水淺，停不下這種大船，拒絕瓦良格號未來在澳門停泊。

聽上去很無情，實質上中國軍方聽得是美滋滋，澳門停不下只能拉回國內了，不是我們言而無信，看到了吧，我們也是被逼的。這些都是后話。

沒有一帆風順的事，好事多磨。當時就在交易雙方準備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徐增平破產了，沒錢了。他找到軍方說：“不好意思，沒辦法先墊錢了。只有你們先打款給我，我再去交錢了。”

實際上軍方根本沒有拿到批文，手里哪里有預算啊，只能想辦法找錢了。軍方找到海南人民銀行行長馬蔚華：“江湖救急！”馬蔚華的海南人民銀行也沒有那么有錢，如果一下劃撥出2000萬美元，流動資金斷裂，那是九死一生。

于是馬蔚華把各個金融機構召集在一塊兒，說：“我這里有一個非常劃算的好生意，用航母改裝賭船，大家有沒有意愿入股，湊出2000萬美元。”

中國禁賭禁黃，沒人愿意干。沒有辦法，馬蔚華只能把話點透，于是2000萬美元有了，以一家證券公司的名義走賬給徐增平。這一下，全球都知道中國買下了瓦格良號。這是先斬后奏，北京很生氣，因為98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外部是經濟危機，內部是通貨緊縮，國企改革和下崗潮，高層認為有人如今急不可耐地推動這次交易是為了軍火交易中國際慣例的那10%傭金，直接批示“膽大妄為，嚴肅查處，以正國法，以儆效尤”。

北京派出6個部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查了一陣子，發現這個過程中所有人把這當成中華民族唯一的機會在做，都是為了民族干的這事，真沒有貓膩，于是調查很快翻篇，沒人再提這事了。

1999年6月14日清晨，身患重病的黑海造船廠廠長馬卡羅夫曾淚流滿面，在位于海邊的造船廠療養院看著瓦良格號被拖船牽引著緩緩駛離烏克蘭港口。為了掩人耳目，瓦良格號上面插的是加勒比島國圣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的旗幟。

在瓦良格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時，土耳其政府以“莫須有”理由開始阻撓。中國軍方雖然先斬后奏，但畢竟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中國政府出馬談判。土耳其政府這次阻撓完全是被人當槍使，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很快就半推半就“從了”我們。　

在2002年3月3日，耗時123天，經過15200海里遠航，歷盡艱險的瓦良格號終于抵達中國領海。同一天，澳門創律公司的博彩營業許可證被澳門特區政府吊銷。于是瓦良格號“被迫”停泊大連，“被迫”終止了改造成海上娛樂設施的初始目標。

如果這些說是巧合，我只能說也太巧了。

停放一年半后，中國突破各項航母制造難題，于是在2004年8月，中國海軍決定啟動我國的航母工程，在瓦良格的基礎上續建訓練航母。此時的瓦格良號還屬于創律公司的資產。不曾想到的是在收購瓦良格號的過程中，徐增平突然獅子大開口要價32億人民幣。

但此刻的徐增平說了不算，因為他在98年經濟危機中破產，無力付款，實際購買瓦良格號航母的錢是國內金融公司眾籌的，這些公司擁有澳門創律公司80%的股權。

因此澳門創律公司的董事會很快通過了賣船決定，將瓦良格號以8.78億元人民幣賣給了中國海軍。徐增平在創律公司中占比20%股權，在扣除他的借款和利息后，分得1.2億人民幣。

這1.2億距離徐增平的要求相差太遠，深感不平，因此這筆錢他至今都一直沒有領取，以此表示對其他股東的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