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伐”方罍 | 能否揭開“城洋銅器群”的謎團

作者：卜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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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縣博物館的展廳中，一件名為“亞伐”的方罍以其獨特魅力吸引著眾人的目光。早年在陜西湑水河流域的一次偶然發現，讓兩件“雙胞胎”方罍得以面世，其中一件帶有銘文的“亞伐”方罍， 能否由此揭開“城洋銅器群”的謎團。

古城漢中湑水河畔的沃土上曾生活著神秘的巴國人，千百年以來他們融入蜀、漢的血脈中。

自清代以來漢中城固、洋縣境內的湑水河沿岸便不斷有青銅器被發現，這些青銅器因其集中分布于城固和洋縣一帶，所以被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趙叢蒼稱為“城洋銅器群”。

湑水河鳥瞰 圖源|寶雞市考古研究所

在“城洋銅器群”出土器物中，有兩件商代方罍于1976年在寶山鄉蘇村肖冢出土，這兩件方罍成為漢中地區發現較大的青銅禮器，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的方罍形制、紋飾十分相似。如今，它們分別被保存在城固博物館和洋縣博物館，其中保存于洋縣博物館的這件，因有銘文“亞伐”兩字，故名“亞伐方罍”。

“亞伐”銘方罍 洋縣博物館藏 圖源|漢中市博物館

“亞伐方罍”通高51.2厘米、重21.25公斤，方唇、直頸、圓肩、弧腹、凹底，肩兩側施牛形首一對，背面腹下部有一羊首鋬，蓋、頸四面各施一道扉棱。蓋和握手皆為屋脊狀，飾倒置卷角饕餮紋，握手紋飾以細陰線紋表現，頸部以扉棱為界，飾一對相對的夔紋，組成饕餮面。

“亞伐”銘方罍 洋縣博物館藏 圖源|夏商周考古青銅學古文字學

方罍肩部兩面各飾一高浮雕卷角羊首，以羊首和兩側牛首耳為界，兩邊各飾一個首首相對的夔紋，這種設計不僅增強了方罍的立體感，更賦予了它一種生動的動態美。這些動物形象的運用，不僅增添了方罍的藝術魅力，更蘊含著深厚的文化象征意義。

當細細品味這些紋飾時，不難發現，它們不僅構成了方罍的外在美，更蘊含了深厚的文化內涵。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同類型方罍對比后，可以感受到商代青銅藝術在不同地區之間的共通性和多樣性。

“亞伐”銘方罍 洋縣博物館藏 圖源|夏商周考古青銅學古文字學

方罍腹部紋飾分為兩部分，上部為渦紋間飾夔紋，兩面各有五個渦紋，兩側各有四個渦紋；下部飾夔紋、蟬紋組成的蕉葉紋。多種紋飾的分布展現了工匠對于自然現象的觀察與理解，也展現了他們對于美的追求與創造。特別是渦紋與夔紋的結合，如同水波與神獸的交融，生動而富有韻律感。而蟬紋的運用，則象征著生命的蛻變與重生，給人以深刻的思考。

為何具有如此明顯殷墟風格的銅器會出現在陜西？“亞伐”這兩個字又有什么含義？有學者認為“亞伐”方罍在漢中平原出土，揭示了商代漢中平原與中原及其北方地區之間的緊密聯系。

據洋縣博物館研究館員翟群濤介紹，甲骨文中“亞”原稱商王朝主管軍事的武官，或商王朝治下地方方國的首領為亞，可能與商王武丁有關。

翟群濤介紹，銘文可能表明這件青銅卣與商王武丁的軍事征伐有關。有甲骨卜辭“……亞祀父已……”可證，“伐”即征伐。在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常見一種形式是在族氏名號上加上已故祖先的“日名”，如在“祖” “父” “母”等稱謂后附加甲、乙、丙等天干，或僅以“日名”，制作者的名字來銘記。

此種銘文方式在“亞伐方罍”上得到了體現。在多代商王中，這個“亞”可能特指商代23代國君武丁，武丁作為商代晚期的一位重要君主，他的統治時期被稱為“武丁中興”。這件方罍應是商王武丁為紀念父親神靈護佐其征伐西羌、東夷、鬼方拓疆擴域之事而鑄造的酒器。商王的方罍怎么就從殷墟來到了千里之外的陜西？

“亞伐”銘方罍銘文位置 圖源|夏商周考古青銅學古文字學

翟群濤推測，方罍在陜西出土可能指向了一種文化交流或軍事擴張的情景。尤其在商代晚期，隨著商王朝勢力的擴張，殷墟風格的青銅器可能伴隨著軍事遠征、貴族的遷徙，或者是作為政治聯姻的禮物被帶到了遠方。方罍的長途遷移，不僅體現了商文化的影響力，也可能反映了商王武丁時期對于邊疆地區的軍事關注和戰略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早年在河北靈壽西木佛墓地也發現了帶有相同“亞伐”銘文的銅卣，該銅卣出自商代晚期一個與商王關系密切的顯赫家族，該家族可能在商王朝的軍事和政治事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結合靈壽地區的地理特點，發現該地區是商周時期太行山東麓南北走廊的一個關鍵節點，這個戰略位置使其成為商王朝抵御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重要前線。

河北靈壽西木佛村發現的“亞伐”銅卣 圖源|河北日報

同樣，陜西發現“亞伐”方罍的湑水河流域位于秦嶺山脈以南，這里是中原文明與西南地區的交界地帶，也是中原王朝向西南地區擴展影響力的橋頭堡。發源于秦嶺山脈的湑水河最終匯入了漢江，漢水流域連接著中原與西南的重要交通要道。可見陜西漢中“亞伐”方罍的發現地也是十分重要的軍事戰略位置，在這里設置行政或軍事機構，對加強和管理殷商南方邊境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有學者指出，河北靈壽發現的“亞伐”銅卣和陜西湑水河沿岸發現的“亞伐”方罍，一南一北，共同揭示了商王朝有可能在靈壽、城固等距離前線有一定距離的關鍵軍事地點設立有軍事指揮機構，表明商王朝對冀中地區和連接中原與西南地區的南北交通的關鍵節點管理有著明確的部署和安排。

歷來帶有銘文的青銅器都受到各方學者的高度關注，因為它們往往攜帶著重要的歷史密碼。有學者還發現，不但“亞伐”方罍跟商文化存在密切聯系，跟該方罍同樣出土于湑水河一帶的其他“城洋銅器群”器物，與巴蜀文化也具有很多相似因素。他們推測，這一地區可能是商文化由中原統治中心向巴蜀地區傳播的一個過渡形態，更是多種文化的“中轉站”。

研究發現，“城洋銅器群”出土器物的種類十分豐富，有禮器、容器、兵器、生產工具，還有儀仗器中的鐮形器等，兵器和裝飾類器物占有很大比例。器物上的紋飾有立體雕的羊頭、牛頭等，與中原地區青銅器有所不同，但又和四川三星堆遺址的器物有所區別。既有與殷墟風格相同的青銅禮器，又有仿殷墟風格本地制造的青銅兵器，還有極具漢中地方風格的鐮形器、璋形器等，體現出該地文化和人群的多元屬性。

“城洋銅器群”出土器物 圖源|寶雞市考古研究所

區別于河北靈壽“亞伐”銅卣出土于墓葬，指向了它屬于與商王關系密切的顯赫家族。那么出土于陜西的“城洋銅器群”為何被不定期埋藏于湑水河的沿岸？它們的主人到底是誰？

漢中城固出土的銅人面飾與江西新干大洋洲、西安老牛坡、四川廣漢三星堆所出銅面飾對比圖 圖源|漢中發布

帶著這樣的疑問，趙叢蒼教授從“城洋銅器群”的分布規律和埋藏形式等多種因素分析，這些銅器很可能是用于祭祀性埋葬。他認為，埋藏銅器的土堆應為祭祀場所，祭祀對象為山川河流等自然神祇。

圖源|三聯生活周刊

北京大學教授孫華通過埋藏坑的直徑較小、出土器物種類單一等現象，認為“城洋銅器群”屬于墓葬的可能性較小。同時，由于“城洋銅器群”的埋藏年代跨度較大，因此可能也并非突發情況下的窖藏。

此外，學者們還發現“城洋青銅器群”并非單純模仿商文化，而是在一些器物上融入了地方特色和周邊文化元素。例如頸部飾有弦紋、肩部裝飾立鳥的高圈足尊，與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銅尊風格相似，顯示出南方文化的影響。

“城洋銅器群”豐富多樣，在這些器物身上，看到了殷墟、關中、四川成都平原、長江中游等地的影子。“城洋銅器群”所代表的寶山文化與三星堆文化、路家河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這些青銅器不僅是商代晚期社會結構和文化互動的直接證據，更是商王朝在維護邊疆安全和擴展文化影響力方面的深遠考量。它們的存在，證明了漢中地區在商代文化網絡中的關鍵作用，以及它在連接中原與西南地區的文化交流和軍事戰略中的重要作用。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進展，期待更多關于“城洋銅器群”的謎團被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