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考不公、外資撤離、腐敗猖獗，這國青年掀桌子了

賽格特約作者 丁慧

沖撞總理官邸、破壞國父雕像，近一個月以來，孟加拉國政治局勢經歷了急劇變化，被稱作“鐵娘子”、連續執政長達15年的哈西娜政權一夜之間崩盤，新的過渡政府由諾獎得主、“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和其他非政治背景的領袖來領導。

示威者開始的主要訴求是阻止公務員配額制度的恢復，但隨著抗議規模的擴大和哈西娜政府的暴力血腥鎮壓，即便在7月21日孟加拉國最高法院“收回成命”，宣布公務員配額方案中“自由戰士”及其后裔的保留配額將從30%削減至5%，擇優錄取的公務員名額擴充至93%后，這場沖突仍未停止，甚至升級擴大。抗議也由最初的“反配額”訴求，演變成對執政的人民聯盟政府的強烈不滿。

隨著暴力的升級，示威者的訴求逐步擴大至反對政府提出的新的全民養老金計劃，要求釋放被監禁的人，要求對暴力事件負有責任的官員辭職，以及要求哈西娜下臺。抗議規模升級，場面愈演愈烈，哈西娜固若金湯的政權，也因這場意料之外的的抗議浪潮而終結。

8月5日，哈西娜辭職離境。8月18日，過渡政府總理尤努斯發表了他的第一份政策講話，強調維持關鍵產業紡織業的發展，在羅興亞人難民問題上對接國際社會，調查抗議運動中的死亡事件，在不久的將來舉行“自由和公正的選舉”等等。

但尤努斯真的能帶領孟加拉國人民實現安全、富足而公平的“金色孟加拉”，成為新一代“國父”嗎？他是否能帶領過渡政府收拾好哈西娜政府留下的哪些“爛攤子”？

青年失業率高企，編制分配不公成靶點

配額制是英屬印度殖民時期的歷史遺留產物，在南亞國家具有普遍性，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類似的制度。一戰后，英國在帝國公務員制度中給予印度官員一定配額，配比方式是歐洲官員占40%、印度官員占40%，另有20%從英屬印度各省級公務員中提拔。

配額的分配是爭議的關鍵。孟加拉國實行的配額制，指的是在政府公務員系統里為指定群體留有指定配額。1971年從巴基斯坦中獨立，為了穩定局勢，孟加拉國實行配額制度，以照顧參加東巴基斯坦獨立戰爭的“自由戰士”及其后裔。

新政府規定：30%的公務員配額分配給“解放戰爭”的退伍軍人（自由戰士），10%的配額分配給戰爭期間被強奸的婦女，40%分配給來自代表性不足地區的民眾，剩下20%擇優錄取。

2018年時的配額制比例分布

也即是說，在當時，如果一個人想要謀得公務員崗位，需要先參加公務員考試，通過筆試后，在面試階段如果被核定是“自由戰士”身份或其他指定的配額身份，便會被保留崗位名額。如果什么身份都沒有，只能“憑本事”考公，與其他沒有身份的考生一起競爭剩下20%的擇優錄取名額。顯而易見，二者難度有天壤之別。

隨著孟加拉國國內政治勢力的變動，配額制的份額也在不斷變化，但總體上來看，自由戰士的配額一直保持不變，擇優錄取崗位的配額在提升。1976年，代表性不足地區民眾的配額降低至20%，擇優錄取的比重升至40%。1985年，針對婦女的配額擴充至全體女性，針對地區的配額降低至10%，擇優錄取崗位配額增加至45%。

隨著孟加拉國青年人口就業壓力的增加，爭議也主要來自“自由戰士”的配額。1997年，孟加拉“國父”穆吉布的女兒哈西娜第一次上臺執政期間，“自由戰士”的定義擴充至他們的兒女；2009年，哈西娜第二次執政后，孟加拉國政府進一步將“自由戰士”范圍擴充至他們的孫輩。

實際上，即便是自由戰士“子子孫孫”的人數加起來，也只占孟加拉國人口的0.12%-0.2%，而國家公務員中30%的配額要留給這0.12%-0.2%的人口。一個尖銳的現實則是，孟加拉國平均每年提供大約3000個新的公務員崗位，同時每年卻有400萬孟加拉青年參與競爭。

即使每年自由戰士配額達不到30%，剩下的名額也不會擇優錄取以補充。由此，也引發了潛在“考公”的最大群體——大學生們的不滿。當然，這其中還有不少人造假“自由戰士”身份、賄賂，以謀求“考公”便利。

2018年4月，學生們要求取消不合理的配額制度，運動從達卡發起，迅速蔓延到孟加拉國全國各地的校園，哈西娜政府也決定全面取消配額制度。但2024年6月5日，孟加拉國高等法院判決再度恢復公務員配額制度，并獲得哈西娜政府認可。此消息一出，自然引發孟加拉國學生們的嘩然，“反配額”的抗議活動旋之又起。

只不過，這次哈西娜政府動用的暴力血腥鎮壓引發了示威者的強烈不滿。隨著沖突的升級、示威規模的擴大，示威者仇恨的對象也從“反配額”，轉向對哈西娜及其代表的人民聯盟黨。

截止7月底，暴力沖突累計造成上百人死亡、超過1.1萬人受傷

不過，“反配額制”只是哈西娜政府崩盤的導火索，其深層原因還是孟加拉國長期發展單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致無法為大學畢業生們提供足夠的高質量就業崗位。

這些大學生別無選擇，只能“考公”，由此也凸顯了這個實行了超過50年的公務員配額制度在當下孟加拉國經濟、政治發展下的窘境。

紡織業撐起半邊天，發展紅利未能普惠

8月11日，《紐約時報》報道孟加拉國此次事件用的標題是《孟加拉國將其經濟放在一個籃子里》，這里的“籃子”指的就是紡織業，簡明扼要地指出了孟加拉國的經濟要害。

對于總人口超1.7億，人口密度指數每平方公里1329人的孟加拉國來說，紡織業這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該國的情況相適配。孟加拉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開始進行經濟改革，紡織業一直以來是該國經濟的核心，2009年哈西娜執政期間，將經濟發展的重點縮小到紡織業這一單一行業，并拓展新的全球市場，這推動了孟加拉國經濟的增長。

紡織業挑起了孟加拉經濟增長大梁，也是對外貿易的主力軍。印度《經濟時報》報道稱，孟加拉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服裝紡織品，其出口額從2009年至2022年幾乎增長了三倍多。路透社稱，服裝出口額占據了孟加拉國2023年總出口貿易的83%。哈西娜執政的十多年里，孟加拉國的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其中，服裝出口占該國收入的80%以上。

數據顯示，2023年孟加拉出口了約470億美元服裝

2015年7月，世界銀行發布報告稱，孟加拉國已經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孟加拉國此前的人均GDP一直屬于貧困之列。

可以看到的是，孟加拉國近年來經濟增長主要是外向型經濟帶來的紅利，低端制造業是吸納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國家力量發展單一產業的確能夠為國家經濟帶來紅利，但也為此埋下隱患。

不管勞動密集性產業的紡織業如何發達，高學歷人群始終缺乏適配的就業崗位，高技術崗位的稀缺由此也帶來大學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據統計，孟加拉國每年約有220萬青年進入就業市場，但青年失業率是全國平均失業率兩倍之多，達10.6%。

孟加拉發展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66%的公立大學的學生處于失業狀態；受過中學教育的青年失業率達則為29.8%；未受過教育的青年失業率為4%；沒有受過任何教育、培訓和就業經歷的青年比例高達29.8%。

由于私人投資停滯不前（2024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3.5%），私營企業無法提供足夠多的就業機會。孟加拉國《每日星報》報道，84.9%的工作崗位來自收入和工作保障較低的非正規部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長，已經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

在勞動力市場不平衡的情況下，體面的就業機會有限。對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考入公立大學的大學生們來說，畢業后出路有限，要么出國深造，要么繼續千軍萬馬擠“考公”，公務員在該國屬于為數不多的、能夠提供穩定工資和福利的職業。

據了解，該國的公務員職級分為20個等級，最高級的一級公務員月薪78000塔卡（約合人民幣4815元），最末尾的二十級公務員每月月薪8250塔卡（約合人民幣509元）。除此之外，還有一系列住房、教育和醫療補貼。穩定的公務員崗位，自然也就成了大學畢業生的“香餑餑”。

從宏觀來看，2022年8月，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分析指出，孟加拉國的經濟存在結構性隱患，包括其在進行的大型基建項目迫使政府投入高額的資金、銀行業大量的不良貸款、電力行業的腐敗以及洗錢帶來的資本外逃。

不可持續的基礎設施支出：2009年以來，哈西娜政府開展了由各國以及多邊機構資助的多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包括帕德瑪大橋、魯普爾核電站、達卡市地鐵和卡納普里隧道等。其中帕德瑪大橋耗資近36億美元；魯普爾核電站耗資1265億美元；地鐵項目從最初估計的21億美元膨脹到33億美元；卡納普利水下隧道成本達10.3億美元，這些并不是例外而是普遍現象。

2017年，世界銀行指出，孟加拉國的道路建設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成本超支主要因為材料定價過高、腐敗和工期過長。

貸款違約：2019年，中央銀行聲稱貸款違約總額為111.1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異議，稱實際金額是這一數字的兩倍多。還發現，中央銀行通過改變“不良貸款”的定義來規避監管。

電力腐敗：2022年3月電力覆蓋至全國，但發電量的增加主要是私營部門建立的快速發電廠，與此同時，與政府相關聯的公司獲得來自政府的巨額補貼。

資本外逃：過去十年孟加拉國洗錢活動十分猖獗，2009年至2018年間每年約有82.7億美元通過虛開進出口貨物價值發票而被挪用。孟加拉人在瑞士銀行的存款增長證明了資本外逃。2021年，這一數字增長了55.1%，達到9.12億美元。

就業機會缺乏、腐敗猖獗、任人唯親、巨額銀行貸款違約以及缺乏良好治理，導致孟加拉國社會各階層的財富分配不均，社會貧富差距贈大。從孟加拉國近兩年的經濟數據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2022年，孟加拉國最富有的5%的人口擁有國民收入的30.4%，而2016年僅為27.82%。另一方面最貧窮的5%的人口僅擁有國民收入的0.37%，略高于2016年的0.23%。另一方面，2024年6月，孟加拉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為9.72%。過去兩年，政府未能遏制高通脹，擠壓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購買力。

孟加拉國《每日星報》報道稱，反配額運動背后是社會長期存在的、各種形式被壓抑的憤怒和匱乏感。可以看到，雖然孟加拉國經濟發展亮眼，但哈西娜政府意在經濟擴張而非改善人民生活，普通人乃至青年人無法分享改革與發展的紅利，以至于最終影響了國家與社會的穩定。

臨危受命，尤努斯能否擔當大任？

在哈西娜辭職離境后，尤努斯肩負著孟加拉國人的期望：伸張正義，建立運轉良好的經濟和民主之道，建立法治和透明負責的政府。

孟加拉國當下的社會期望，也與近50年來孟加拉國獨立后復雜的政治生態有關。1971年孟加拉國獨立戰爭后，孟加拉國先是陷入軍政府統治，即便孟加拉國在1991年后民主化，事實上也在哈西娜帶領的人民聯盟黨和卡莉達·齊亞（Begum Khaleda Zia）領導的民族主義黨（BNP）的糾葛和仇恨中來回折騰。

兩黨輪流上臺，一方上臺，便以各種名義打壓另一方，每每大選便有政治暴力和流血事件上演，這顯然不是健康的政黨輪替，而與此同時，軍事干政的“老傳統”從未在孟加拉國消失。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卡莉達被裁定貪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在哈西娜辭職離境后，卡莉達也隨即被釋放。

由于兩黨的不健康競爭，1991年，孟加拉國引入了“看守政府“模式，主要作用是在大選期間，防止兩黨惡性競爭，由看守政府充當總理角色。但在2011年，哈西娜通過修憲案取消了看守政府制度。此次尤努斯充當首席顧問的過渡政府，其實也源自于此。

回看孟加拉國過去兩黨復雜的政治斗爭，尤努斯在這兩大家族、兩股政治仇怨中著實是一股“清流”。他出生于1940年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東孟加拉，有著經濟學背景，曾和穆吉布一樣深度參與過孟加拉國的獨立運動。

1976年，他創立第一家提供小額貸款的機構，為窮人提供小額貸款，最終促成格萊珉銀行的成立，也因此享有“窮人的銀行家”的聲譽。2006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因“為消滅貧困而戰”獲得全球贊譽，在孟加拉國內和海外有著極高的聲望。

截止2023年，該銀行已發放了375.8億美元的無抵押貸款，而對應的借款人人數高達1045萬

即便如此，他也曾因意圖組建新的政黨（雖最終作罷），而被哈西娜政府打壓過。2024年1月，他和在格萊珉電信公司的三位同事因未能在公司設立工人福利基金而被指控違反勞動法，并被判處六個月徒監禁。當時，他還面臨一百多項違反勞動法和涉嫌貪污的指控。

哈西娜曾攻擊尤努斯“吸窮人的血”，在孟加拉的社交媒體上，也曾零星出現過指責尤努斯是“資本家”的聲音，這些指責聲是否和哈西娜政府控制下的“水軍”存在關系，很難得到求證。

對尤努斯而言，能否利用個人影響力獲取國際社會援助，幫助孟加拉國度過難關，繼而重塑外國投資者對孟加拉發展的信心，這當然是推舉他上臺的運動青年們的期望所在。但更接近現實邏輯的推測則是，半個多世紀來，孟加拉一直在政治暴力中循環往復，尤努斯并無深厚的政治根基，一旦過渡政府計劃遇阻，那些針對其個人的攻擊就可能蔓延開來，在謠言的加持下形成反撲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