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圓首的秘書
FIRST驚喜電影展剛在北京檀谷閉幕,而此前在青海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已經迎來了第十八個年頭。在這個影展本應成年的一年,競賽單元評委會卻罕見決定最佳劇情長片空缺,著實給了電影展以及觀眾一個令人玩味的“成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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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FIRST主競賽評委會
誠然,評委會自有其道理,我們在這里無需指摘,但這一選擇也的確昭示出今年華語創作的乏力。這種乏力不僅僅是國內的問題,也是世界范圍內的問題,事實上不少評論人就認為今年歐洲三大電影節“乏善可陳”,其他各大電影節當然也都難逃此劫。這是全球疫情大流行之后遺留下來的問題,而在今年之后,有些國家情況會逐漸好轉,有些國家則難免會一路下行,2024年可能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和分水嶺,這里我們不做過多預測,只能拭目以待、靜候未來。
盡管如此,今年第十八屆FIRST青年電影展仍然頒布了除最佳劇情長片之外的其他全部獎項,在這之中,還是有一些影片值得特別討論,它們絕非完美,但足夠鋒利,在一種陳詞濫調之中脫穎而出,讓人看到華語電影一線動人的希望。
其中,蔣與之執導的《鋦瓷》堪稱獲獎名單中的“最佳影片”,拍出了很多創作者都想拍但很難拍出的電影:疫情封控下的一家五口室內戲。
無論是丈夫的工作和財務問題、妻子的情感問題、夫妻二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兩代人之間隱含的權力關系問題等等,不僅通過潛臺詞豐富的對白有效地傳達出來,更通過更加隱晦的、場面調度的方式進行了深入呈現。在最精彩的一場中秋夜飯局戲上,問題的集中爆發和幾個角色的對峙都層次分明,體現出創作者對劇作和角色的強大理解,令人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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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導演《鋦瓷》
“鋦瓷”指的原本是一種傳統的瓷器修復工藝,影片中則成為一種家庭裂痕修復 (或難以修復) 的象征。當然,疫情封控是所有這些問題的放大器,因此《鋦瓷》既是指向底層的家庭矛盾,也無疑與那段過去的封控歲月保持著密切聯系,因此無論是對當下仍然對疫情有著殘存記憶的觀眾,還是對那些之后或許已經淡忘這段“往事”,只將其視為封閉空間室內劇的觀眾,恐怕都有無與倫比的意義。
接下來是最佳編劇獲獎影片《倒倉》。影片今年6月先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進行了展映,7月在FIRST青年電影展進行了展映,而且都有獎項的斬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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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編劇《倒倉》
這部影片雖然導演水平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劇作上仍有不少可取之處,尤其我們看到這部電影是怎么樣從最傳統的、早已經無人問津的京戲里,去挖掘一些很當下、很普世的價值和議題,探討一些在當下這個環境里已經是不太能被接受甚至不太允許存在的觀念, 比如說“男旦”形 象——一個男性氣質不那么炸裂、不那么“戰狼”的形象——同時片中也有“女老生”,這些形象都是比較反主流意識形態的,性別觀念在這里面是流動和融合的,是沒有邊界和偏見的。 有趣的是,這些形象并非來自我們的西方假想敵,而恰恰就是來自中國傳統的文化基因,這也足以讓我們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某些層面的包容、進步和現代性。
當然,從中國電影史的角度看,《倒倉》這樣的做法其實并不鮮見,比如我們在90年代就有陳凱歌執導的《霸王別姬》,在80年代就有黃蜀芹導演的《人·鬼·情》 (影片還曾在前幾年的FIRST進行過回顧放映) ,《倒倉》與這些影片其實一脈相承,也沒有更好,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影片在當下的市場環境和思想環境里已經相當稀缺了。
下面是“一種立場”獲獎影片《上流》。這部電影其實是筆者今年FIRST青年電影展最期待的一部電影,首先就是因為這部電影長達248分鐘,這個體量在華語影展上是極其罕見的。其次影片講述的內容非常當下,與短視頻UP主相關,而導演傅宗盛自己就是一個UP主,所以讓人非常期待能夠怎么樣深入這個行業或者產業,尤其是能否以一種電影 (cinema) 而非短視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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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立場《上流》
從結果上看,《上流》是令人喜憂參半的,因為我們很容易發現影片確實揭露了一些短視頻行業生態的內幕以及階層固化的現實,且片中的每一場彈幕亂滾短視頻制作都極其精良,想必花了不少心思。然而但凡回到短視頻之外的現實世界,每一場都是視聽極其粗糙、想法極其粗淺的大對白長鏡頭,本應與現實保持密切關系的部分,從最終呈現上來說只是那些感官轟炸性質的短視頻之間,起到連接作用的幾座貧乏的獨木小橋。
這樣的事實表明,《上流》的創作者有其擅長的領域,但擅長的肯定不是電影,影片無法通過視聽手段真正構架外部和內心世界,工具箱里面并沒有幾件趁手的工具。從這個角度上講,《上流》仍然是一個適合流媒體網頁或手機端分發的分集短視頻,而并非適合大銀幕觀賞的作品,將這樣一部四個小時的“巨型視頻”放入影院,最終只是一個錯位,一場誤會。
最佳紀錄長片《我要找到你》。這部影片由導演孟瀟執導,講述三個尋子家長開著一輛面包車走遍全國各地,只為找回他們多年前被人販子拐賣的孩子的整個過程。在影片結尾,有的家長找到了,有的家長還在艱難求索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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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紀錄長片《我要找到你》
從這個主題上看,影片的確是一部很難仍然拒絕 (也很難讓人背起沉重的道德包袱打低分) 的影片,對幾組人物和他們的命運也有著比較深切的關懷,但如何嚴肅地呈現苦難、探討苦難,不在任何程度上消費苦難,仍然是一個比較值得探討的創作倫理問題。
比如,當攝影機止步于拍攝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些影像的意義是什么?為什么這些人一直在孤軍奮戰卻很難找到他們想要的答案?影片似乎始終都在追逐主人公的路上,但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主人公之外或者之上的問題。這不僅是我們對“最佳”是否最佳之問,也是我們對紀錄片功能和意義的追問。
最后,最佳劇情短片《課外活動》雖然短小,但非常精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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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劇情短片《課外活動》
影片講述女孩和男孩偷食禁果后發生意外,為收拾殘局,女孩不得不面對男孩母親的故事。非常敏銳地發現了在一個男性責任缺失的情景之下女孩內心既理解又怨恨的微妙體驗,同時也發現了母親這個角色身上母性和女性、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矛盾,這也為母親這個角色的每一個動作、眼神和姿態都帶來了某種謹慎和遲疑,而這其中也帶來了創作者對于兩種身份合二為一的反思。
導演魏德安和徐一丹通過固定和緩慢的推拉鏡頭進一步增強了場景的不安和局促感,把女孩和母親的角色推向極致。可以說在極少的對白中,雙方交換著無法言說的意義和能量,也正是在這樣的作品當中,我們看到了華語電影未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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