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魯迅所害怕的

文｜西坡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魯迅的這句話經(jīng)常遭到無視、扭曲，或者以無視、扭曲為目的的辯解。這些人說，雖然魯迅是主張少看中國書的，但魯迅其實是主張多看中國書的。瞧瞧，這可是人說的話么？想想魯迅身后的境遇，也是可憐，自己生前百般奚落的正人君子之流，都扛起了自己這面大旗。比被敵人攻擊更慘的，便是被敵人拉攏、玩弄。

其實魯迅為這個主張解釋過很多次，他的態(tài)度再誠懇不過，他的意思也再明白不過。我們不必為魯迅的初衷解釋什么，愿意誤解的人也不會聽我們解釋。假如我們以為自己可以比魯迅解釋得更好，那無異于一個病人進了手術(shù)室，對主治醫(yī)生說，放著我來。值得我們做的，便是借著魯迅的話頭，說一說我們自己的話，這也是魯迅期待未來的我們?nèi)プ龅氖隆?/p>

魯迅起初是這樣說的：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但除了印度）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jié)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xiàn)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讀中國書讓人沉靜，卻與真實的人生分離；讀外國書激起人的進取心，哪怕是頹唐厭世的，也有活人的氣息。這是魯迅的閱讀感受，真實直接的感受。魯迅使用的概念是模糊的，今天我們已經(jīng)不會再用“中國書”“外國書”這種粗糙的二分法，但我們可以理解魯迅的意思。

魯迅所說的外國書，其實基本是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書，科學的、文學的、藝術(shù)的。為什么外國書多了活人氣呢，無他，這些國家比我們先進入的現(xiàn)代世界，他們首先遇到新問題，然后思索、解答、克服這些問題，解答、克服不了的，便成了頹唐和厭世。因為面對的是新問題，所以哪怕沒有弄出答案，思索的過程對后來者也是有益的。

魯迅在那樣一個時代，主張多讀外國書，少讀中國書，不過是激勵大家直面現(xiàn)實，奮力去做事，而不要沉湎于故紙堆里，在已經(jīng)朽壞的夢里不可自拔。可惜當時就有無聊的人來找茬，有不相識的青年寫信要魯迅搬出中國去，魯迅說“但是我終于沒有走。”

大概是實在覺得這個主張重要，魯迅后來又解釋過好幾次。比如他拿喝酒舉例，說酒精害了腸胃，雖然自己戒不掉，但還是要勸青年不要喝酒。他接著說：“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決不因此反對牛痘；即使開了棺材鋪，也不來謳歌瘟疫的。就是這么一個意思。”魯迅說的牛痘是指疫苗，既然有了現(xiàn)代的疫苗，就沒必要再去主張人可以硬扛。然后時至百年后的今日，還有很多人在說，疫苗發(fā)明之前我們也沒有死光，所以疫苗也不是什么好東西。

我們今天生活的時代，已經(jīng)不如魯迅那時峻急、嚴酷，我們有很多站得住的理由去讀中國書，但我們更應該有心理空間去理解魯迅是什么意思，至少得承認，在許多事情上，我們離不開外國書。

關(guān)于中國書對人的影響，魯迅在《寫在“墳”后面》一文里說得最細致、最透徹。《墳》是一本雜文集，里邊有很多我們熟悉的文章，如《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論雷峰塔的倒掉》《燈下漫筆》，但是這篇《后面》讀的人就比較少了。

寫這篇文章時，魯迅的心境是帶著悲哀的，“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雜文了。”他懷疑起寫作這項事業(yè)，對于世界究竟會否發(fā)生效力，以及會發(fā)生怎樣的效力。

讀者夸他“是說真話的”，他卻知道自己“還沒有這樣勇敢”，因為“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里。”有人以為他是“信筆寫來，直抒胸臆”，他說不盡然，“我的顧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么戰(zhàn)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qū)”。他還說“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

不要以為這是謙虛，須知誠實是遠比謙虛更重要的品質(zhì)。我們知道，魯迅的可愛與可敬就在于他的真實，而不是他可以做我們的嘴替。

最令人驚訝的是，魯迅說：“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魯迅為什么要害怕？

接著便引出中國書對他自身的影響來。當時上海一個期刊上，有人提出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其一就是魯迅。“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

在魯迅看來，讀中國古書是不得已的事。“曾經(jīng)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但古書對他的思想?yún)s起到了轄制的效果，這是許多人不知道的，所以他要特意指出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

所謂莊周、韓非的毒，責任當然也不在莊周、韓非，他們在自己的年代是很現(xiàn)代的。但是他們身后一代一代寫文章、做事情的人，大都沒有脫離他們劃定的邊界，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以致到了魯迅成長的年代，哥倫布、牛頓都成了古人，愛因斯坦是他的同齡人，小魯迅還要在三味書屋里天天之乎者也。魯迅長大之后，留了學，讀了外國書，開眼看了世界，對舊書產(chǎn)生怨氣，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魯迅意識到了自身的局限，他想要“博采口語，來改革我的文章”，這是一條可行的路，在他后邊的老舍、沈從文證明了這一點。“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他懷疑這和讀了古書有關(guān)系：“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于后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

一個人在成長階段受到的影響，如地下河一樣，潛流于我們的生命深處。我們以為屬于自己的思想，其實是被植入的程序，被篡改的記憶。魯迅能夠察覺到這一點，已經(jīng)非常可貴了。

魯迅的文學主張是，“不必更在舊書里討生活，卻將活人的唇舌作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我們今天也挑不出這個主張有什么毛病。只不過魯迅也發(fā)現(xiàn)，“至于對于現(xiàn)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的大眾普遍不會說自己的話，一開口就是別人塞給他們的那些東西，這是一個遠遠超出文學范疇的問題了。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在魯迅看來，活人的真生活、真語言是大于所有書的，而因為外國書更貼近現(xiàn)代生活，所以可以多讀外國書。而如果一些書限制了人的思想，禁錮了人的勇氣，那么哪怕是自己寫的書，也可能成為毒藥。這就是魯迅所害怕的，也是后來所切切實實發(fā)生的。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生命大于一切文本。文本記錄的只是古人在當時的諸多條件下，對生活展開的探索。有些探索很成功，于是成為經(jīng)典，但這些探索遠遠沒有窮盡人類可以如何生活的可能性。

“讀史使人明智”，我們都知道這句話。但我越來越發(fā)現(xiàn)，讀史也可能使人狹隘，使人恐懼，使人猥瑣，看到那些人你會覺得，要是不讀書，他還更可愛一點。

我現(xiàn)在相信，歷史只是無量虛空中的一樹煙火。當歷史給你力量的時候，要相信歷史。當歷史給你絕望的時候，要相信歷史的空白處有許多美好已經(jīng)發(fā)生卻沒有被記錄，有更多的美好本可以發(fā)生卻還沒有發(fā)生。歷史最終給我的不是規(guī)律性，而是生命在巨大的無規(guī)律性面前始終保有的韌性與潛力。

“你要寫下那些感動你的。”

“可是我沒有看見值得寫的。”

“改變你看見的。”

如果求知不能給我們勇氣，去尋回那些走失的、被掩埋的、因時運不濟而夭折的可能性，那么我們不如無知而生動。

至此，我們可以體會魯迅在文章結(jié)尾處傳遞的對未來世界的溫情與善意：“惟愿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jīng)活過的軀殼。待再經(jīng)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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