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南法治強省建設年會上的發言

（本文是即席發言整理稿。提交會議的正式書面稿將分期陸續發出。）

感謝會議主辦方邀請我參會并作主題發言。我向會議提交了論文，題目是《擺正姿態和依法表態：律師在服務法治建設大局中的職責和功能》，剛才還獲了獎。由于時間的關系，文章中的觀點和主要表述，我不再重復。今天，只講干貨。

剛才主持人介紹了我從事法律工作近二十年來的主要經歷和業績。首先我要向大家澄清的是，那些業績都是之前我在立法、司法和執法機關工作中、履行工作職責時取得的。不是我以律師身份參與的。“律師切忌虛假宣傳”，這點，我自己要先做到。

我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什么是法治建設大局？

當前有種社會現象是：體制內的人如果不講點格局和情懷，讓人感覺怪怪的；體制外的人如果講點格局和情懷，也讓人感覺怪怪的。由此形成了體制內外對話和溝通的壁壘。實際上，大局是方向、是靈魂、是目標，沒有一點大局觀，無法精準理解法律。因此，我常把具體的法律適用和對法律精神的把握，比作“低頭拉車”和“抬頭看路”的關系。沒有大局觀，只知道低頭拉車，不知道抬頭看路，走偏了、入坑了，還茫然不知；不腳踏實地，只知道抬頭看路、不知道低頭拉車，也終將是一事無成。講清楚什么是法治大局，實際上就是搞清楚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法的精神實質是什么？

中國所有的法，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精神實質的話，就是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和深化改革。比如：前幾天公開征求意見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是促進發展的。比如：有維護穩定的需要，才有刑法、刑事訴訟法、社區矯正法。再比如：要在海南進行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所以才授權海南調整適用部分法律。

當然，我們不是生活在理想社會，也不是生活在紙面上的法之中。促進發展和維護穩定過程中，如果出現了新的問題，怎么辦？那就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就是中央提出的“改革中的問題，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解決”。

再往上拔一層，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和深化改革靠的是什么？這也是中央反復強調的：“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曾有人不知深淺，對我說這說那，我反問他:“怎么著？你難道想讓律協管好中國的事嗎？”

曾有觀點人為割裂政治與法律、黨和法的關系。對此，我想用毛主席早年批評王震同志的一段話，來論證一下。主席對王震同志講：“你犯的錯誤，我和總理也有份。你把自己處在矛盾之中，而不是站在矛盾之上考慮問題，常使自己陷入被動。”這句話，既是哲學層面的論斷，更是實踐層面指導。

你們去翻看近些年來的立法，自反間諜法開始，就把“堅持黨的領導”明確寫入各部新制定修改的法的原則之中，這是明確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的宣示。同時，你們再去翻看任何一部法，在具體適用的法律條文中，又故意隱去了“黨”的表述，這是把黨從具體的糾紛中擺脫出來的需要。由此，實現了使黨在法律體系和矛盾糾紛中，“既站在之上又不陷入其中”，以免被動。也由此，實現了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

第二個問題是法律體系和法治框架內，各個職業、各個群體的職能定位是什么？

記得原來在最高法院給領導寫講話，常用的一句話是“要在黨和國家事業的大局中謀劃和推動司法工作”。當時寫了很多，由于實踐接觸的少，對實踐中的具體利益紛爭了解的也不多，所以感觸沒有現在這么深。

有“黨的領導”這個總原則管著，各個職業、各個群體的角色定位是都已經劃定好的。以刑事訴訟為例：公安負責偵查、檢察院負責審查起訴、法院負責審判。既不能缺位，不履行職責；也不能越位，越俎代庖。否則就會受到黨紀甚至國法的追責。

律師呢？各個法律也在黨的領導下，為律師劃定了角色和職責。就是提出意見，讓辦案機關參考和采納。

這么講，在座的律師朋友可能不滿意，也可能感覺不夠振奮人心。你就想一想，書記管司法，也只是提出意見。法律賦予你提出意見的權利，這還不夠你嘚瑟的？另外，更重要的是，公檢法只能管辦案的一個環節，而律師是全程參與，在訴訟的每個環節都可以提出意見。公檢法雖然權力大，但他們只管一截；我們雖然只能提出意見，但我們可以給誰都提。公安上提五條，被采納一條；檢察院提四條，被采納兩條；到了法院，再提兩條，被采納一兩條。我們的有效辯護也就實現了。

二是，什么是律師的大局？

這個大的問題，關聯著兩個小的問題：

第一個小問題是司法是不是律師的獨角戲。

我刷微信視頻號，常看到一個北京律師在網上喊口號：“我是北京律師！要是誰讓我的委托人受欺負，我就到北京告狀！”“北京律師就是強！就是可以擺脫地方利益干擾！”

我作為一名北京律師，對此感到很汗顏。

司法不是律師的獨角戲，而是多方參與的過程。你提出的意見能不能被采納，靠的不是口號、更不是控告，而是你的意見是不是客觀、中肯、合法以及為各方所接受。

我這次來以前，有個上海客戶到我律所咨詢。走到就拿出幾頁紙的材料，是對法官的控告信。我拿起來看了看，給他推了回去。問他：“你知道辦一個法官職務犯罪案件，需要多少證據嗎？僅憑一封控告信辦了？”“哪個律師讓你控告的話，你問問他，如果他做這個法官的辯護律師，會從哪幾個方面辯護，會要求哪些證據？”“不要去控告法官，這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制造新矛盾。更不要試圖用控告給法官施加壓力，現在一個刑事法官每年要判幾百個人，把他們送進監獄、甚至拉出去槍斃，他都不怕，他怕你沒有證據的控告？”

通過這個例子，我主要想說，司法不是律師的獨角戲。“你想要的”和“實際發生的”要想重合，要想讓“夢想照進現實”，你得多從對方角度考慮，而不是自說自話。

第二個小問題是司法是在哪里唱戲？

我們經過了特殊的歷史時期，經過了法律荒蕪時期，又經歷了這么多年的司法改革，終于算是把司法的事弄明白了。對這一點，我想還是得用剛才主席老人家的話來概括。就是“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處在矛盾之中。”

公檢法都有回避制度，凡是與案件當事人有利益關聯的，都要回避？為什么有這種規定？那是因為，如果有利益關聯，就相當于是當事人一方了，就屬于處在矛盾之中，而不是站在矛盾之上了。司法就是在特定程序中，讓站在矛盾之上的一群人，從各個不同角度，對處在矛盾之中的人和事評判是非。

客觀公正而又精準的評判有個前提，那就是“重點清晰和條分縷析”，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我看最高法院有位知名學者型法官，是搞民事的，寫了幾篇關于“爭點整理技術”的論文，我看后很受啟發。重點和爭點弄不清楚，眉毛胡子一把抓，“一會東有理、一會西有理”，怎么可能實現公平？

對此，我曾有個形象的比喻。我認為：審判和辯護就像我們寫高考作文。老師改卷是“采點”的，一個點得一分，全是重點和干貨得滿分。寫得再多，沒有重點，得零蛋。

通過這個例子，我主要想講的是，司法是由特定人員參與，在特定程序內，解決特定爭議的特定重點的過程。這當中講的“四個特定”，就是司法的本質和要求。利用媒體炒作案件是典型的與此相反的做法。

我最反對利用媒體炒作案件。律師宣傳是必要的，但宣傳和炒作，特別是炒作案件，完全是兩碼事。為什么反對？相關規定為什么不允許炒作案件？

這當中存在一個法治思維模式和法律底層邏輯問題。

炒作案件，實際上是把審判由法庭轉移到網絡；把辦案機關和律師，由“站在矛盾之上”下降到“處于矛盾之中”；把待爭事實無限擴大和模糊化；以及將重點完全分散和轉移的過程。辦案機關為什么不回應？回應了，就正中炒作者下懷，就成了輿論審判的一方當事人。這方當事人同時還陷入了自證辦案清白的死循環，越證明越證明不了，越扯事越多。

個別律師炒作案件，整天打著“法治”、“情懷”、“營商環境”的大旗。實際上是利用老百姓對法治的追求、對情懷的共情、對營商環境的關注，謀取私利。今后對這種情況，就用一招就足以打臉。就是給他炒作的稿子改“花臉稿”。哪里說的不符合實際、哪里說的不符合法律規定、哪里說的是胡編亂造，給他標注出來。這么做，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是讓我去輿論審判場嗎？我再把球踢給你，讓你證明你是不是對的。”看他能不能證明得了。

也不用擔心他利用花臉稿再炒作，再炒作再改一遍花臉，改幾遍花臉稿以后，一方面讓網民識破他的真面目，另一方面把歷次的花臉稿交由律協和司法局處理。“證據坐實了，炒作案件、虛假宣傳和誣告陷害。”

這一部分主要是想講，律師的大局在于堅持法治底線、堅持法律的基礎邏輯、尊重司法程序和司法規律，充分理解和尊重各個職業群體的關切。

三是，律師怎樣服務大局？

這個問題，我想用三句話來總結：

第一句是，著眼于實質化解矛盾來考慮解決方案。

公檢法都是辦案子的，想解決的是矛盾。律師要想說服公檢法，首先就要考慮把矛盾一攬子全部解決掉。總不能讓公檢法采納了你的意見，反倒“按下葫蘆浮起瓢”，惹出更多事。

“不行，就得按我說的辦！”如果這么任性的話，這不是律師，這該是個孩子！

第二句是，在充分理解各方困難和關切后，尋求最大公約數的解決方案。

紙面上的法和實際運行的法有很大差距。產生這個差距的原因，在于執法的是人。我看網上有教授發文說：“刑事辯護將迎來寒冬。”一個辯護沒做過、一件案子沒辦過，也不知道他怎么這么能如此無病呻吟。

我在辯護第一線，我就從來沒有感覺到寒冬，也從來沒有遇到過辯護和會見受阻的情況。為什么有人會受阻？“你來，就是炒作案件，我能歡迎你嗎？”這還別說什么控辯平等啊、這法律原則、那法律規定啊。執法的是人，辦案的是人，是人就會有利益判斷。律師也一樣。

第三句是，依法表態，辦案板板正正，不掙“擦邊”的錢。

有句話說“掙大錢的辦法都寫在刑法里。”要掙大錢，總不能去搶銀行吧。所以，我把這句話改一改，叫“掙大錢的方式都寫在擦邊里。”別人擦邊可以，律師不行。法律對我們和我們競爭對手職責規定的很明確，規規矩矩的站在法律框架內、有板有眼的履行法定職責、板板正正的提出意見，到哪里都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