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 | 鄭鴻生：臺灣的大陸想像

編者案：本期的關鍵字是“想像”，另一篇是“想像的異域悲情”。人們似乎總是生活在想像之中，連國家都是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墒沁@種想像的現實基礎卻是實實在在存有的，也因而值得去探究的。本文是臺灣對大陸的想像，對理解綠營的心態有很大幫助。

在二○○四年臺灣“總統大選”藍綠兩陣營的激烈對立中，泛綠陣營繼續增強他們一貫的省籍族群心理操作，并引起極大反彈。一位較我稍年輕的朋友有一天問起是否聽過如下的笑話:當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臺灣時，他們看到墻壁上的水龍頭這個東西，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墻上一塞，卻奇怪為什么沒有水流出來！

我的朋友似乎在這次選戰中才聽到這個笑話。他屬于臺灣的新生代，雖然父親來自大陸，但自己卻是一直偏綠的。我回答說，不僅聽過，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區，還從小就聽說過。在一二十年來的每次選戰中，這笑話被民進黨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個試圖想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可見這個觀點已經成為各種政治立場的臺灣人對大陸的刻板印象。其實把這笑話中的“中國軍隊”換成臺灣鄉下人，臺灣換成都市，在當年的情境下也一樣成立。我與我的偏綠朋友都同意這是個文明都市人嘲笑落后鄉下人的笑話。

當然不止于此，其中還隱含著現代化的進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國的意味。而開始講起這笑話的臺灣人正是處于這種身份的曖昧狀態──他認同了現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絕了落后的中國。他以自身的位置，即接受了日本殖民者帶來現代化好處的都市臺灣人，來與大半是被國民黨拉而來的大陸農民，進行對立比較。這種強化中國大陸落后性的刻板印象笑話就一直是泛綠陣營用來動員臺灣選民的宣傳策略。

這是我的上一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現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輩，所陷入的身份危機。小說家黃春明曾經說過一個他們家里發生的事: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天皇宣布戰敗投降時，他的祖父很高興地回到家里，卻發現他的父親哀傷地哭著，他祖父不解地問他父親：“孩子，是我們打贏了，你為什么還哭呢？”與我父母親同一輩的黃春明的父親，確實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影響與好處，而有了與他們上一輩的重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輩屬前清遺老，在日本據臺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是經由《三字經》等傳統中國經典而識字的。閩南語是他們惟一掌握的語言，他們用閩南語讀全部的漢文經典，以接近唐音的閩南語讀書音來吟唱唐詩，句句押韻而得其韻律之美，并自豪于這套來自古中原的“河洛話”。他們大半身著傳統“唐衫”，而稱大陸原鄉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閩南語白話音中不同音），這名稱與到世界其他地區去的閩粵移民是一樣的。他們觀賞傳統戲曲歌仔戲布袋戲，聆聽有著漢唐雅樂遺風的南管與高亢喧鬧的明清新興音樂亂彈，膜拜傳統神。他們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現代化風潮下以遺民心態茍活著，我們可以從流傳在他們這一輩人中的一個日本兵的笑話來理解這心情：日本兵仔剛到臺灣時，看到尋常人家屋外曝曬在大太陽下的一個個洗刷得十分干凈的木桶，就像他們家鄉用來裝米飯的木桶，于是就拿來當飯桶使用了。沒想到這些木桶原來是臺灣人家用的夜尿壺，每天一大早就必須拿到屋外洗刷干凈、曝曬消毒。

這是兩代間的巨大差異，前清遺民的我的祖父母輩回首遙望的是“唐山”，吃穿閱聽的是中國傳統的閩南樣態；而我父母輩，也即是李登輝這一輩，隔海看到的卻是“支那”，他們期待著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現代新國民，對傳統閩南文化習俗就不能不抱著鄙視的態度了。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抱著鄙視的態度，也對抱殘守缺的他們的父母輩抱著鄙視的態度。他們不看歌仔戲布袋戲，而看日本、美國電影；他們不讀“三國”、“水滸”，而讀紫式、芥川；他們不聽南管亂彈，而聽日本歌謠與西方音樂了。

他們這一輩人是臺灣受到現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卻是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日語是他們現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們此后一輩子的思想語言。這樣一種教育卻是一種“強者邏輯”的教育：國家分強弱，弱小國家理該接受強大國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該接受先進文化的同化；人種分優劣，劣等種族理當接受優秀種族的宰制。這是以納粹德國為軸心，在“二戰”時達到最高峰的極右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一環。這種意識形態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教育體制里，以現代化做包裝，灌輸到我父母輩的一整個世代。

如此看來，由這一輩日本殖民式現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戰”后所渲染的水龍頭笑話，就不只是臺灣人譏笑大陸人或都市人譏笑鄉下人的故事，也是現代臺灣譏笑落后唐山，有著我的父母輩鄙視我祖父母輩的意涵。他們不只在譏笑隔著臺灣海峽、外在于自己的對岸那群人，也在鄙視自己所從出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內心深處鄙視著自己的“清國奴”身份。這個自我否定是這一代人的一個情結。

“二戰”后臺灣有個嬰兒潮，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前后出生的。這時祖父母輩的“唐山”與父母輩的“支那”都已變成了“中國”，而且不只是中國，還是一個新的中國，一個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八年抗戰之后的新的中國。然而有著這么一段充滿著奮斗與掙扎歷史的新中國，對他們兩代人而言卻都是陌生的，必須趕緊補課認識。戰爭末期，大家預期日本即將戰敗，開始偷偷學習英語與北京話，父親還曾因此被日本憲兵隊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輩人心里明白要迎接來的將是一個新的中國，不是過去的唐山了。

光復后，臺灣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將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請回來，因為這在“皇民化時期”曾被壓制禁止。不過他們卻發現從唐山過來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沒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媽。這是一批受過中國現代化革命影響的大陸人，對仍有著舊唐山記憶的臺灣人而言確實有點不一樣了。然而不管如何，舊傳統都一一恢復了，歌仔戲、布袋戲、酬神廟會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陣與八家將都回來了，但是傳統的漢文教育，以及作為我祖父母輩的思想語言、用來讀經吟詩的典雅閩南語，卻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劇性的“二二八”事件及一九四九年后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確立，卻又引發了一連串的心理變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壓制的情況下，以日文作為接觸現代知識惟一語言的我父母這一代人，在社會發言上頓時成了文盲啞巴的失語的一代。而原本用來稱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詞，卻被轉成“阿山仔”一詞，還以特別聲調說出，用來蔑稱戰后來到臺灣的外省人；“半山”則用來蔑稱抗戰期間奔赴唐山參加抗日行列，戰后隨著“國民政府”回來的臺灣人。在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五六十年代，傳統唐山觀念基本上已經灰飛煙滅，只偶爾在祖父母提及陳年往事時脫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則是父母輩的慣用語，對他們而言，這是與“支那”一詞及他們年輕時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東西。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成長年代從家族鄰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覺概念。然而由于國民政府對傳統戲曲與宗教習俗的解禁（這在日據時代末期是遭到壓抑的），屬于祖父母輩的傳統文化與宗教活動又蓬勃起來了。于是我們這代人在小時候，可能一邊聽著父母唱日本歌謠桃太郎荒城之月，一邊跟著祖父母去看歌仔戲山伯英臺貍貓換太子；一邊高興地跟父母親去看日本、美國電影，一邊興奮地站在廟口觀看迎媽祖的熱鬧行列；一邊到基督教堂去領糖果，一邊牽著祖父的手去清明掃墓。父母為新生兒子命名，在日據末期皇民化壓力下曾經出現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復后出生潮的我們這一代，卻出現了很多“崇堯、崇舜、堯雄、舜杰”之名，這顯然是在我祖父母輩重新取得命名主導權下所取的名字，以堯舜之名重新召喚唐山先祖。經由這么一個迂回的方式，我們戰后這一代人似乎又與舊唐山掛了鉤，然而卻是在這唐山與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長的。

一個更大的影響在我們入學之后發生。我們是戰后重新接受“中國教育”的第一代，但這教育已經不是傳統的漢文教育，而是一個“新中國”的教育，這個新中國是以辛亥革命為主軸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有其特定的中國概念，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唐山傳統，但基本上卻是一個現代化的國族概念，傳統只是用來支撐這個國族目標，尤其它又是撤退到臺灣的偏安政權。

然而即使我們整天聽著“領袖、主義、國家”，它所容忍的中國傳統卻還是能與臺灣的民俗社會掛鉤。我們在學校學習的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化教材，基本上是與臺灣傳統的戲曲音樂宗教習俗一致的，即使有著不完全一樣的態度，但堯舜禹湯與媽祖關公并列，都是“屬于我們的”東西。這個共同的文化歸屬感是我們戰后這一代人與我們父母輩不一樣的第一個重大的中國概念，神州大陸乃是我們的眾神之州。而我們也很快掌握了新中國的語言文字──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國語白話文，即使在發音上講不好“標準國語”，但到了六十年代就已經產生出陳映真、黃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禎和、李昂等文學家寫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論戰”中，出場的幾位殷海光在臺大的年輕弟子許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運用中文的邏輯思辨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長對手毫不遜色。這個新的“中國文化共同體”在有著舊唐山養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就重建起來了，國語成了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思想語言。

但是這個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卻大半只能是個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兩岸的分治敵對完全斷絕了人的往來，而這種斷絕情況比日本據臺五十年間還要嚴重。日據時期即使有海禁，兩岸的人還是可以往來，尤其是在閩南語區的泉州、漳州、潮州與臺灣之間的親族往還，如今連傳統親族往還都不可得了。在這種極端的情況下，作為文化共同體的中國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體接觸與互動。

然而更重大的影響是，以“反共”作為重要屬性的“中華民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將對岸的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描繪成妖魔之域。雖然“中華民國”有一個“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的目標，但這個“大陸同胞”是無臉的、抽象的、觸摸不到的。在六十年代的臺灣，我們會理直氣壯地說，“我們中國人”應當如何如何，但是這連海外華僑都算在內的“中國人”卻不包含“大陸同胞”，那十億人口只是面貌模糊的“苦難同胞”，具體現身的只能是一些污名化了的“匪酋”。我們即使很有興致地在“中華民國”的地圖上劃著祖國江山的鐵路線，但也只能是畫餅充饑。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在七十年代之前成長過程中所能抓到的“中國”。

雖然兩岸各有不同的新中國版本，卻都是在十九世紀列強侵凌中國時，作為一種對傳統中國的改造而生的，都是在繼承辛亥革命的同一條道路上。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對立的，他們在對美國與傳統的態度上對立著，一個新中國內含著“反共親美”并容忍傳統象征，另一個新中國則是“抗美援朝”并走向“破四舊”的道路。同樣是中國現代化革命之子，分歧的關鍵似乎在于如何對待美國這個新興的世界霸權。在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接受的即是這么一種反對大陸新中國版本的“親美反共”教育。

美國的因素極為重大，它在國民黨新中國的內部制造蛻變，它是五四運動有別于中共路線的另類出路。這也發生在五六十年代，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人借由《自由中國》與《文星》雜志，展開對國民黨威權統治一連串的嚴厲批判，最后竟走到了“全盤西化”論。然而這并非五四的全然還魂，不同于當年五四全盤西化的走向中共路線，發生在六十年代臺灣的全盤西化論卻是走向國民黨的背后支持者──美國。如此，五四在臺灣的重演一方面的確加強了新中國意識，另一方面卻也同時提供了內涵于反共親美意識形態里的反中國因素，而且不論反的是新舊中國。

然而在日據時期，各種新舊中國意識在臺灣的脈絡里并非完全是斷裂跳躍地發生的。從參加同盟會并在臺灣延燒辛亥烽火而上了絞刑臺的羅福星(一八八六——一九一四)開始，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地發生，直到臺灣光復。臺南人翁俊明(一八九一——一九四三)自許為辛亥革命志士，畢業于臺灣醫學校，曾于一九一三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并與醫學校同學淡水人杜聰明(一八九三——一九八六)于一九一五年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他后來又在抗戰期間奔赴重慶，幫助成立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接著也是畢業于臺灣醫學校的宜蘭人蔣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一)，信奉孫中山學說，在一九二一年糾集同志成立了“文化協會”，推展臺灣人民之啟蒙運動，并在一九二六年成立臺灣民眾黨，展開工人農民運動。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響應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提倡臺灣的白話文小說書寫，被尊為臺灣現代小說之父。

日據后期，臺灣的工農運動蜂起。臺南人蘇新(一九○七——一九八一)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求學期間加入了共產黨，并于隔年回臺開展工人運動。一九三一年被殖民當局逮捕入獄十二年，而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后經香港轉赴大陸，并在晚年當選政協委員。他的臺南同鄉楊逵(一九○五——一九八五)，在一九二四年赴日求學，一九二七年回臺后參加領導農民運動，對殖民資本進行抗爭。也是作家的楊逵原名楊貴，因慕水滸李逵之名而取楊逵為筆名，并在一九三二年發表獲獎的日文小說《送報夫》，揭發日本殖民統治真相，后經胡風翻譯成中文。然而光復后他卻在國共內戰時因發表《和平宣言》而招“國府”逮捕入獄十二年。出身貧賤的彰化人謝雪紅(一九○一——一九七○)在年輕時參加了文化協會的活動而得到極大的啟發，后于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參與五卅工人運動并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并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成立臺共組織，回臺活動。一九三一年被殖民政府逮捕入獄八年，光復后“二二八”事件時在臺中組織二七部隊抗暴，后經香港前往大陸，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以上所提事件、運動與人物等等，無一不是在同時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每個環節。這是一個企圖擺脫日本殖民式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與現代中國一起呼吸，共同成長，一個追求民族平等、主權在民與社會正義的左翼民族運動。這一運動雖然在戰爭期間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殘酷鎮壓，光復后卻也迅速恢復為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國共內戰的慘烈，這支力量在五十年代初還是逃不過國民黨極為全面的整肅，幾乎遭到整個鏟除。

這一傳承雖然在五十年代幾乎斷了根，但在完全接受戰后國民黨教育的新生一代中竟還藕斷絲連，在七十年代初臺灣的大學校園里爆發的“保衛釣魚島運動”中重新公開接上了線。這運動不僅引發了對民主的訴求，也隱含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企盼，對邁向理想大同世界的新中國的憧憬，這個火苗當然也迅速被撲滅，而那正是“文革”高潮剛過之時。稍后雖有懷抱同樣憧憬且影響深遠的，由蘇新女兒蘇慶黎(一九四六——二○○四)所辦的《夏潮》雜志繼之而起，然而隨著“文革”的落幕與鄧小平的復出，這么一種對現代中國革命的憧憬與企盼遂進入一種壓抑隱晦的狀態。

在一九七一年與“保釣運動”幾乎同時發生，并且促成“文革”落幕的，還有一連串極為重要的事件：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訪問北京，同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此后，大陸在全世界范圍重新取回了“中國”的名號，同時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開始崩潰，以戰后新一代為核心的新興臺獨勢力借由黨外民主運動也開始逐漸取得政治正當性，這三者是同時并存發展的。這正是臺灣由反共親美走到反中國之路的關鍵時刻。

從七十年代開始，大陸在國際上取回了中國名號，又隨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原來在五六十年代面貌模糊的“大陸同胞”，開始有了具體的形象。然而這些形象對大部分臺灣人而言卻是既熟悉又陌生，這里存在著從南京到北京的差距，從帶著吳儂軟語余音的“國語”到高亢而有點興奮的“普通話”的差距，從傳統漢字到簡體字的差距。而心懷多年故國之思回去尋找文化之根的人，找到了那些古跡勝地，但也就只是唐詩宋詞三國水滸之地，以及殘破凋零的宗祠祖塋，此外卻大半是陌生的了，既找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的痕跡，連減了筆畫的漢字都陌生起來。以致到了九十年代，臺灣介紹大陸風光的電視節目都還是帶著獵奇的眼光，其中一個很熱門的節目就直接叫作“大陸尋奇”。

而國民黨從七十年代開始不只失去中國名號的正當性，它所建立的威權體制也在民主浪潮與經濟發展下逐漸崩盤，而連帶著崩盤的還有它那個版本的新中國理念。原來朗朗上口的“我們中國人”變得囁嚅難言，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臺灣人”。而原來從中國自由主義者雷震、殷海光等人汲取諸多思想養分的黨外民主運動，這時也逐漸被以“我們臺灣人”為號召的民進黨所僭奪。

從六七十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開始，到二○○○年民進黨成功奪取政權，新興的臺獨運動雖然反對國民黨版的新中國，但在國民黨這幾十年來將大陸妖魔化的“反共親美”路線上卻是忠實的繼承者，他們同時也受到六十年代五四臺灣版反傳統的影響。而且當反共意識在九十年代已經失去其實質意義后，又很吊詭地被轉化成反中國意識。即是說，在臺獨運動的這些多重繼承線索中，新中國不論哪個版本，中國也不論新舊，都一概被拒斥了。而就在這個空虛關頭上，李登輝一輩的“支那觀”遂又被召喚回來，尤其是在一九九○年他借著要求重組國會的“三月學運”將舊勢力清除出國民黨權力核心之后，如此一路走到“去中國化”的今天。

九十年代冷戰結束，美式資本主義成為惟一稱霸的意識形態，而其“民主自由”遂成了這一意識形態的武器，成功地嫁接在“皇民支那觀”的心態上。大陸的“缺乏民主自由”相對于臺灣在李登輝掌權后的“民主自由”，也就成了一種“落后”，“進步的社會主義中國”遂又淪為“落后的中國”。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五六十年前的水龍頭笑話到了二十一世紀還能在臺灣流行，而其主要對象已經不再是在臺灣的外省人及其后裔，而是大陸的中國人。“皇民支那觀”借尸還魂，隔著海峽望過去，竟然還是一個“落后支那”。這是從七十年代以降，在冷戰與美國因素的交相影響下所促成的關鍵性轉折，直到民進黨在世紀之交取得政權。

二○○四年九月底，民進黨籍的“外交部長”陳唐山批評新加坡反對臺獨的言論時，在一個公開場合說，“新加坡，一個鼻屎大的國家，根本是在拍中國馬屁”，其中拍馬屁一語是以閩南語粗話說出。在接下去的紛爭中，政治對手的攻擊主要集中在外交部長竟然說出“鼻屎”與“拍馬屁”這兩個不雅之詞，而媒體也將焦點放在這里。然而他們都一如往常忽略了新加坡其實是臺灣的另一個影子，新加坡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也是閩南移民，與占臺灣百分之七十人口的閩南移民講一樣的閩南語──臺獨運動者所一再標榜的母語，大半新加坡人是直接聽得懂陳唐山的閩南粗話的。

“民選縣長”出身的陳唐山（他竟有個唐山之名）說粗話，其實是用來強化他與在地支持群眾的聯系，并非說給其他人聽的，更沒考慮到新加坡人能直接聽得懂他的粗話。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方面，臺獨運動排斥中國身份的幾十年來，他們不僅拒絕了中國，還拒絕或忽略了使用同一母語的其他華人。閩南語被他們直接稱作臺灣話，而看不到臺灣之外講同一語言的人群。民進黨早期重要人物、“新政府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就曾鬧過這么一個笑話：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訪問，有個驚人的發現，他發現新加坡人居然也會講“臺灣話”！

這個臺灣福佬人與其他閩南語地區的隔閡來自歷史上的幾次外力強加的斷裂：先是日本占領臺灣強迫海峽兩岸閩南語區分裂，接著國共內戰與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對立再一次強化這個分裂。講“國語”的國民黨也不鼓勵重建聯系，因此，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是難得見到聽到或感覺到講閩南語的非臺灣人存在的。到了后來的臺獨運動更是將這原鄉同語族的分裂視為理所當然了，閩南語遂成了排他的“臺灣話”，也就有了康寧祥的笑話。因此，對于受到前后新舊政權影響的臺灣選民，他們從臺灣看出去除了是個陌生的新中國外，是看不到閩南語原鄉的，更不用說同是閩南移民后裔的新加坡人或東南亞的其他華裔了，進一步說他們也是看不到亞洲的。而這里正是他們以閩南語為中心的“本土論述”的內在矛盾所在，難怪其中有人建議干脆放棄閩南語，而以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他們不只要去中國化，還要去閩南化，如此就再次陷入李登輝那一輩人鄙視其父祖輩舊唐山的自我否定情結里了。而這竟成了今天在臺灣社會占主導地位的、以都市福佬人為主體的臺獨運動的深層意識。

在二○○四年為貫穿臺灣南北第二條高速公路命名的問題上，被臺獨運動奉為神圣名號的“福爾摩沙”被列為首選，四百年前一艘路過的歐洲船只上的水手隨口說出的這么一個偶然稱呼，竟成了“新臺灣”的開始。在這之前的二○○二年，民進黨成立了一個叫作“V1492”的青年俱樂部，意在發揚“一四九二年歐洲人發現美洲新大陸的精神”。相較于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還在留戀舊日本帝國之眼界的李登輝南進政策，年輕一輩的臺獨運動者則已配上了一副新美利堅帝國之眼鏡。這里可以看到臺獨運動面對大陸/亞洲，基本上還是走著一條類似舊日本帝國“脫亞入歐”的老路，只是以更扭曲的姿態而已。

七十年代開始的變局并不只在臺灣發生。一九七二年初毛澤東高興地接見尼克松，預示了“文革”的結束與新時代的開始。中美和解帶給大陸又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不僅在國際局勢上，更在大陸的新中國路線上。然而這次的巨大變化卻是慢慢顯現的，而且也更慢地才為臺灣的人所察覺。隨著大陸的開放，臺灣商人跟著回鄉探親老兵的步伐，一點一滴將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陸去，目標不是為了大陸的市場，而是為著同一個美國市場。對美國/全球市場開放的鄧小平路線到了九十年代還在繼續堅定地走下去，大陸遂像磁石一樣一步步將臺灣商人吸引了過去。來到二十一世紀，受制于島內的“去中國化”意識而被蒙蔽于大陸的崛起的臺灣人民，突然發現原來落后的“支那中國”竟然變成了世界工廠，成了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火車頭之一。大陸的這個發展不論是對于崩盤中的國民黨，還是新取得政權的民進黨，甚至對社會主義中國抱著孤忠之忱的統派，都是令人手足無措的一個“更新的中國”。

然而對在當局鎮壓黨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之后出生長大、對藍綠雙方都持懷疑態度、也不太被社會主義所吸引的新生代，對大陸的這般發展卻有不同的視野。他們與大陸同在承平時代成長的一代人一樣是以當代惟一霸權的美國為標的，學一樣美式發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邁克爾·喬丹，讀《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譯本。但因為政治對立的關系，他們卻又是在這以講國語/普通話為范圍的大中華區，以美國為同一參考目標的合作兼競爭者。國共各自的新中國與臺獨的獨立建國對他們而言都不再有神圣光環，甚至連舊唐山也是天寶遺事了。而他們最純熟的語言則是從小說起的“臺北國語”，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以臺北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種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國語”，它既非帶著閩南腔調的“臺灣國語”，也非原先從大陸帶過來的“南京國語”。然而這竟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語言，它所創造運用的一些詞匯在包括大陸在內的整個中文華語圈中被廣泛使用著。

在藍綠不同中國觀的紛擾中，這批使用臺北國語的新生代從其他路徑找到了多重互動管道。譬如臺灣流行歌謠在新加坡十分紅火，新加坡歌手孫燕姿在臺灣也紅得發紫，臺灣卑南族歌手張惠妹也擁有很多大陸的年輕歌迷。又譬如我的一個侄兒沒有特定的政治立場，剛退伍即背著行囊自助旅行，以三個月的時間走過大陸半壁河山，沿途結識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陸年輕人，他們無所不談，除了統獨問題外都可溝通。他們都活在全球/美國化下一個叫“華語文化圈”的新興氛圍里，幾個世代來“中國/臺灣應該是什么”的紛紛嚷嚷，都不太在他們的視野里了，甚至連“中國/臺灣曾經是什么”也不太成問題。他們不太有這些歷史意識了。

新生代之缺乏歷史意識有其主客觀因素。他們經常被批評為“只看自己肚臍眼”或“只要我喜歡，有什么不可以”的“無根的一代”。然而他們的這種匱乏與其說是來自他們自身，毋寧是肇因于發生在海峽兩岸的歷史嬗變。百年來介入這里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因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對歷史傳承隨意切斷，對歷史傷痕則是無情抹殺。我們可以看到，百年來站在臺灣島上回望大陸，從我祖父母輩看到的“原鄉唐山”，來到日據時期接受殖民式現代化教育的我父母輩所看到的“落后支那”，再來到接受國民政府教育的我這一代人觸摸不到的“神州大陸”，接著新興的臺獨運動又將這神州之地描繪成“妖魔中國”。短短百年斷裂如此之巨，嬗變如此之頻，而兩岸人民卻都未能對自身這種斷裂的歷史進行認真反思。

顯然，海峽兩岸若不能認真地對這段斷裂的歷史進行深刻反思，我們今日的癥結將是難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對臺灣的歷史進行反思，還要對整個中國二百年來的近代史（以及整個東亞的近代史）進行反思。而對近代的歷史進行反思的條件，也是作為反思的起點，則是必須重新站回舊唐山的土壤，回到那個東西碰撞新舊遞嬗的年代，重新去聯結出一個源遠流長的歷史傳承，當面對西方/美國時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將自身視為異己，如此或許才會再有一個對中國真正堅實的新的憧憬的來臨。

讀書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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