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北京猿人被發現

薩沙歷史上的今天。

作者：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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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祖先究竟是不是北京人？1929年12月2日：古生物學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首個中國舊石器時代猿人頭蓋骨化石，被稱為“北京猿人”。

早在1921年，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和美國、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奧托·師丹斯基，在中國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龍骨山發現了化石遺址。

于是，挖掘工作從1927年開始。

在1929年12月2日，中國考古學者裴文中挖掘出第一個完整的頭蓋骨，這就是北京人頭蓋骨。

簡單的說一下裴文中。

裴文中是河北唐山人，在1904年出生，挖出北京人頭蓋骨時僅僅25歲。

他在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后正式轉入北京大學地質系。

在1927年，大學畢業的裴文中進入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在1928年被政府派遣到周口店遺址進行發掘工作。

亮眼人會發現裴文中是學習地質的，同人類學似乎八竿子打不著。

其實，裴文中發現北京猿人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他大學畢業的時候恰好趕上北伐戰爭，當時全國陷入戰亂，一個學地質的根本別想找到工作，就連去小學教書都不行。

裴文中自己回憶：“畢業后，欲教書無人聘請，欲做事又無門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窮困已極。”

好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先生有愛心，將這個弟子塞入周口店發掘團隊，開始只是從事挖掘的輔助性工作。

裴文中學的是地質，對于挖掘尚且有些研究，對于古人類學和考古則完全不懂：“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時，對脊椎動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無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時，那是專門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畢之后，有一位工人帶我到開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揀一個牙，說：‘這是鹿牙’，又揀起一根小骨化石，說：‘這是鳥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辦？”

好在裴文中是個愛好學習的人，干勁十足：　為了盡快“補課”，他手不釋卷地閱讀古生物學的各種書籍，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去修鞋鋪修鞋，一手拿著鞋，一手拿著書，結果到了目的地，竟然發現手里的鞋不見了。對他而言，周口店的一切都是新鮮的。但是，對于已經從事了大量現場挖掘勞作的科學家和技工而言，大家卻都倍感怠倦。自從奧地利古生物學家斯丹斯基發掘出2顆古人類牙齒以來，周口店雖然出土了大量脊椎動物化石，但一直沒有什么有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出土了。

裴文中這么回憶：我的任務就是每天帶著100多個工人枯燥的挖土，簡直就像監工一樣。挖了這么多年，什么也沒有挖到，工人和我都開始煩躁起來。

到了1929年，年輕的裴文中已經被任命為周口店挖掘工作負責人。

此時工作已經陷入停頓，12月因為冬季到來挖掘工作被暫停，裴文中堅持要再挖兩天。

也就是這兩天的挖掘，掀開了考古史上嶄新的一頁：　1929年12月2日，當時天色已晚，洞內漆黑，點著蠟燭發掘。賈蘭坡等的《周口店發掘記》生動追憶了當時的場景：“也許是因為天氣寒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時候，周圍是靜悄悄的，如果不是有節奏的錘鎬聲不時地傳出來，簡直不會知道有人在里面工作。可是就在這靜悄悄的氣氛里，裴文中忽然大聲叫了起來‘這是什么？是人頭！’”他不顧危險，吊著一根繩子親自下到洞里，反復查看比對，連夜清理化石。當天晚上，即基本確認了發掘出來的化石是古人類化石，即向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先生發出電報。電報使用了極為簡短而謹慎的文字——“頃得一頭骨，極完整，頗似人”。

而裴文中的人生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為名揚天下的考古學家。翁文灝先生作為其伯樂、知己、領導者以及觀察者，對此作出了頗為中肯的評價，“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實地采掘，又在室內專心研究，從不識豬牙鹿骨之人，一變而成為古生物專家，世界學者莫不聞知他的大名，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除了發現頭蓋骨以外，還發現了舊石器和用火痕跡，可以說為周口店人類遺址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依據。

裴文中在1931年去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深造，獲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以后回國繼續教學，連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教學。

沒想到，全面抗戰很快爆發，裴文中為了保護周口店遺址不能撤退到后方，又堅決不同日偽合作，結果丟了工作。他每個月僅僅依靠20斤雜糧面的收入，苦苦維持著一家的生計。

到了1941年，日偽準備盜挖周口店，強迫裴文中參與其中。裴文中堅決不同意，因此被認定為“反日分子”，在1944年被逮捕遭遇酷刑，隨后被判刑15年。

裴文中的骨頭很硬，宣判后日本法官故意假惺惺的表示惋惜，說只要他愿意合作就可以立即釋放。

到了這種地步，裴文中竟然回答：我覺得你們判得太輕了。按你們的邏輯就該槍斃！徒刑就徒刑，槍斃就槍斃，何必啰嗦！

此時日偽政權已經瀕臨滅亡，實在沒有精力兼顧這些知識分子，因此1個多月后允許裴文中“保釋”出獄。

雖然裴文中被捕關押時間不長，因受到很多酷刑虐待，出獄時頭發竟然全白。要知道，當時他才40歲。

有趣的是，經過這些殘酷的磨煉，裴文中也從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變成了一個可以同三教九流打交道的考古學者。40年代，裴文中帶著團隊在西北進行各種調查工作。

據李有恒先生回憶，裴文中帶隊發掘一處墓葬，請來幾個當地民工挖土方。有一天，竟然挖出了隨葬的金飾品。那時，賈蘭坡先生還比較年輕，看到出土的金飾品，大聲說，“啊！這是金子！”民工們都露出羨慕怪異的目光。這些人來源復雜，周圍都是荒山野嶺，甚至還有盜賊出沒，民工中或許就有強盜的探子。在那個年代的西北，即便普通民工見財起意，殺人滅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況非常危險。

裴文中先生立即板起面孔問：“你好好看看，這是金子嗎？”賈蘭坡馬上反應過來，改口道：“我看錯了，這哪里是什么金子，這是銅做的呀！怎么這么像金子呢？”就這樣，緊張焦急的氣氛一下子緩和下來了。

在1950年，裴文中沒有去臺灣，留在北京擔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博物館處處長，同時以教授身份不斷教學，直到1980年去世。

對于這個學者，中國考古界大多保持著很大的敬意：裴文中先生一生省吃儉用，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卻把積蓄都花在了購買圖書、標本等事情上。但為了考古事業，為了學生，他多次慷慨捐獻出自己的平生收藏。　北大教授呂遵諤回憶了當年裴文中贈送珍藏的往事：那是1954年初，在裴文中先生辦公室召開了一次教學研究組會議上，裴文中突然提出將他個人珍藏的專業圖書和實物標本贈送北京大學考古系，作為教學和科學研究之用。這一突如其來的宣布，讓大家驚愕、興奮和喜悅。第二天，呂遵諤和另一位年輕人帶著一只大木箱和一些包裝紙，蹬著三輪車來到裴文中先生的辦公室，看到圖書都已捆好，有的貼有方形紙條，上面蓋有日本憲兵隊的圓形圖章。

裴文中嘆息說：“這是日本憲兵隊抄家時抄走的，只找回這些，其他的不知去向，你們拿回去讓它們重見天日吧！”接著，他拉開標本柜的抽屜，里面竟然全是排放整齊、制作精美的石器標本，而且每件石器上都有出土地點和文化期的編號。他說，“這是我在法國留學時，省吃儉用花了不少時間收集的歐洲舊石器時代各個文化期的標本。許多都是很典型的，對教學會有幫助的，希望你們很好地利用。”

呂遵諤當場感到鼻子發酸，兩眼模糊，深深地向裴文中先生鞠了一躬，隨后蹬三輪車將這些珍貴的圖書和標本運回學校。其中，很多圖書在當時國內屬于孤本。而那些標本更是極為珍貴。

后來，有國外學者到北京大學考古系參觀，看到這批標本感到很驚訝，說想不到在中國竟有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

裴文中先生對待年輕人不僅是言傳，還有腳踏實地之身教。一位學生回憶當年跟他去田野考古挖掘現場的往事，那時的裴先生穿著一套洗舊了的灰色中山裝，腳上是一雙磨光了的翻毛皮鞋，手里拿著一個長柄的地質錘，看起來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

為了發掘方便，他就住在工地旁邊的一個小店里，泥糊的墻壁，竹板床，蚊帳也是破舊的，吃的就是小店的農家飯。有些學生都覺得難以忍受，他卻絲毫不以為意，全身心撲在發掘工作上，給學生們做了表率。更讓學生感動的是，“裴先生白天頂著太陽和大伙一塊兒在工地工作，晚上收了工，為了提高助手們的水平，還要圍著一張飯桌給大家講課。”

因此，有學者感慨道，“那些20世紀90年代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第四紀哺乳動物研究、年齡50歲以上者，都得到過裴文中的指導或從他那里受到教益。”

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致力于田野考古，為后世留下了“要把75歲當作57歲來過”的名言。在辭世前一個月，裴文中在給友人的信中，還勾畫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線：廣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縣、內蒙古滿洲里。

一個國家想要強大，就要有無數裴文中這樣的學者，一輩子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業。

只可惜，這樣的學者在今天已經是鳳毛麟角了。

我們再說說北京人頭蓋骨。北京人頭蓋骨被認為屬于直立人，或者直立猿人，生活在68萬到80萬年前。

直立猿人是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人類，特點是可以直立行走并且制造石器。

人類演化學認為，直立猿人是人類進化非常重要的一環。

直立猿人帶有明顯的猿類特征，如頭蓋骨低平，但也有現代人的明顯特點。他們可以雙足直立行走，腦容量達到人類的74%左右。

直立猿人多住在天然洞穴中，會制造簡單的石器，用于采集食物、打獵，還會使用火煮食食物。

直立猿人的壽命很短，百分之五十以上死于30歲之前，能夠活到50歲以后是極少。

直立猿人經過長達40萬年的演化，最終進化為智人！

大約誕生在距今25萬年到40萬年的智人，同今天的人類已經沒有什么區別。智人的腦容量達到現代人的水平，能夠制造精美石器，修建房屋，甚至開始搞藝術創作。

早在1957年，在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主持、發掘下，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就發現了距今近20萬年的早期智人“長陽人”化石。而此次考古中，長陽地區的伴峽小洞發現了距今13萬年左右的舊石器及人類用火遺跡，鰱魚山發現了距今12萬至9萬年的人類用火遺跡，而伴峽榨洞則發現了距今2.7萬年的舊石器和人類用火灰燼層。

而中國境內的智人很多，包括廣東發現的馬壩人，山西發現的丁村人，周口店的山頂洞人等等。

在直立猿人之前，則是能人。

生活于200萬年前的能人，第一次被認為是人類的生物，之前的都被認為是猿。

能人外形有明顯猿的特征，尤其腦容量較小，還不到現代人的一半。能人的身材比較矮小（不超過1米44）。

能人的腦容量比其他猿類要大得多，已經會使用復雜的石器、木器等工具，完全超越了動物的范疇。

能人之前的南方古猿、地猿等等，即便有的可以直立行走，有的會使用簡單工具，本質上他們仍然是猿類動物，比如地猿的腦容量甚至比黑猩猩還小！

有趣的是，從這些猿到能人有一個飛速進化期。至今為止，人類不能解釋快速進化的原因，也就出現了很多陰謀論，比如外星人促進進化等等。

而北京猿人是直立猿人的一種，它的出現有很大的意義。

學術界普遍認為，最初的人類遠祖起源于非洲，在距今約200萬至180萬年的時候，部分直立猿人群體離開非洲，擴散到歐亞大陸，北京猿人就是他們的后代。

此后，北京猿人繼續演化，開枝散葉，繁衍出今天的東亞人群。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直立人（海德堡人）演化為尼安德特人，后者又演化出現代的歐羅巴人種。

在1987年三位西方遺傳學家提出一個新的理念：現代東亞人不是200萬年前從非洲走出來的，而是大約20萬年前在非洲誕生出的一支新人類。他們大約在10萬至5萬年前走出非洲，擴散到歐亞大陸。這個擴散過程是以“完全替代”的方式進行的，也就是原先歐亞大陸生活的本土古人群，包括北京猿人，都在演化中滅絕或被擴散出來的早期現代人替代了，沒有留下任何后代。

以上兩種觀點大同小異：現代人來自于非洲，而不是本地猿人慢慢的進化而來。

通過對北京猿人以及中國境內元謀人、藍田人等古人類的研究，中外一些人類學家仍主張，現代人是在不同地區由不同的古老型人類逐漸演化而來的，即“多地區進化說”。

中國現代人不是來自于非洲，而是來自于本土進化而來的智人，期間可能有過同外來族群的少量雜交。

說通俗點，北京猿人不是來自非洲，而是中國本土的猿人，期間最多同來自非洲的猿人有過通婚而已。

如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吳新智在“多地區進化說”的基礎上提出，東亞人類的演化模式是“連續進化附帶雜交”，即在東亞現代人形成的過程中，以北京猿人為代表的本土古人類連續演化是主線，外來人群帶來的基因混雜起到輔助作用。而且他認為，東西方人群從來沒有真正隔離過，沒有分化出不同的生物種群。按照這個假說，北京猿人就是現代東亞人的祖先。

這派學說的理論，主要是基因學上和考古學上的研究：通過古DNA分析發現，曾生活在歐洲、西亞和西伯利亞，原先被認為徹底絕滅了的尼安德特人，其實并沒有真正滅絕。他們與從非洲擴散出來的所謂“早期現代人”發生過混血，少量基因得以流傳下來。而我們歐亞現代人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他們的遺傳物質。

另外，在西伯利亞，古人類學家從DNA分析中發現了一個新的人種——丹尼索瓦人。他們與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現代人”也發生過混血，我們身上也有其基因。

最近，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上又發現了7萬至5萬年前的，個體矮小、形態獨特的“呂宋人”種。有學者認為，他們可能是北京猿人所代表的直立人的后代。此前，在印度尼西亞弗洛里斯島也發現過距今5萬年左右的小矮人——霍比人，他們被認為是一支古老型人類在封閉島嶼環境留下的后代。

學術界意識到，現代人演化絕非從非洲殺出一支新人類，擴散之處所向披靡，成為現生人群純凈、單一的祖先這般戲劇化；所謂滅絕了的早期古老人類，有的種群也留有后代，我們的祖先是由不同古老型人群構成的。

學者認為北京猿人是本土的直立人，主要在于考古上發現：東亞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現代人的演化是連續的，在體質特征上也是一脈相承的，沒有發生外來人群整體替代所該有的形態特征突變。考古學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論，中國乃至東亞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是連續且穩定發展的，表現在工具的技術、形態、組合和古人類的生存模式上，都是承前啟后的，沒有發生過間斷或被替代，不存在10萬至5萬年前的那段人類生存的空白，這也支持中國乃至東亞人群是連續且逐漸演化的結論。

當然，目前學術研究水平還是有限的，各種理論很多，沒有任何一種觀點是100%可靠的。

我們再說說北京人頭蓋骨的奇怪下場。對于周口店的挖掘工作，一直延續到抗戰爆發的1941年。

大概在1941年，北京人頭蓋骨奇怪的從歷史中消失。

此時的北平早已淪陷，已經在日偽的完全控制下。北平淪陷之前，中國科研人員將北京人頭蓋骨放置在北京協和醫院中！

在那個年代，協和醫院是美國資產，受到美國政府保護，日軍不敢進入。

隨著日美關系緊張，戰爭迫在眉睫，協和醫院也不安全了。

中國政府和美國達成協議，將中國財產北京人頭蓋骨暫時運輸到美國保管，戰后則必須歸還：據古人類學家胡承志回憶，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時中美簽的合同規定，在周口店發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國財產，禁止運送出境，當時美國公使館的人拒絕接收。后經國民政府協調，遠在重慶的美國駐華大使同意并授權，駐北平的美國公使館才接收這批珍貴的古人類化石，并準備將其安全運往美國保存。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國海軍陸戰隊專列駛出北平，據說車上裝有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按計劃列車到秦皇島后，化石運到“哈利遜總統”號輪船，然后運往美國。此次托運的負責人是即將離華赴美的海軍陸戰隊退伍軍醫弗利，兩箱化石就是被混裝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車的。

弗利說，這件事在當時相當秘密。在秦皇島，弗利的助手戴維斯負責接收這批特殊的行李。戴維斯說，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們都放在了我的房間里。弗利等待著第二天坐“哈里遜總統”號回國。然而第二天，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軍迅速占領了美國在華的機構，美海軍陸戰隊在秦皇島的兵營也被日軍侵占，弗利和戴維斯成了俘虜。在天津的戰俘營中，弗利他們陸續收到從秦皇島兵營運送來的行李，但北京猿人頭蓋骨已不見蹤跡。

美國方面認為，日本奪取了北京人頭蓋骨，作為重要的戰利品隱藏了起來。

在1945年4月，軍國主義日本明白距離滅亡不遠，決定將存放在中國大陸的北京人頭蓋骨運回日本隱藏。他們將北京人頭蓋骨同一些重要的戰略物資，隱藏在日本郵輪阿波丸上。

根據日本和美國的協議，阿波丸被用于運輸物資給日本關押的盟軍戰俘，得到免于被攻擊的特權。

日本卻違背協議，使用阿波丸號運輸大量人員、戰略物資和北京人頭蓋骨這種珍貴的戰利品。

結果，阿波丸號在臺灣海峽夜間行駛時，被無法識別船只型號的美國潛艇皇后魚號攻擊。

阿波丸是一艘沒有防御能力的商船，中了4枚魚雷后在極短時間內沉沒，全船2003人僅有船長的私人廚師一人幸存。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作為示好將這一情況告知中國方面。

于是，中國花費很大財力物力打撈阿波丸號殘骸。

奇怪的是，中國花費數年只撈出價值5000多萬人民幣的錫、橡膠、水銀等戰略物資，沒有發現北京人頭蓋骨。

一種說法是，阿波丸號船長得到的命令是，如果不能將北京人頭蓋骨運回中國，就必須毀掉。

在船只中彈時，船長用手榴彈或者炸藥，直接炸毀了北京人頭蓋骨，或者將其砸毀后拋入海中。

想要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幾塊頭骨碎片，自然是不可能的，北京人頭蓋骨由此消失。

唯一的北京人頭蓋骨失蹤后，對于周口店的考古工作從1949年又重新開始，直到1981年才結束。

1951年、1958年、1959年、1960年，前后又進行了4次發掘工作，先后發掘出北京猿人牙齒、肱骨、脛骨、下頜骨等化石，偏偏沒有頭蓋骨化石。

有一種說法是，在1966年又發現了部分北京猿人的頭骨，主要是兩塊頭骨化石斷片。

經過科學分析，這是一個50多年老年北京猿人的頭骨。

歷史教訓擺在眼前，這個頭骨的實物從沒有公開展出，只用于科學研究。

不過，這10多年國內又有一種觀點，北京猿人很有可能不是東亞現代人的祖先。

在非洲猿人到達東亞之前，也就是距今10萬年到5萬年間，東亞曾進入末次冰河期，導致北京猿人滅絕：據古地磁測定，北京猿人生活時期維度靠南4度多，應相對溫暖。但北京人化石的堆積層厚達40多米，歷時達30多萬年，其間山洞多次被碩鬣狗占據，還遭遇兩次大水，不同階段的氣溫不同。學者賈蘭坡先生曾解釋，下層堆積中，喜冷的物種所占比例最大，此后逐漸縮小，至頂部又有略增趨勢，大致處于冰期。在北京猿人居住中期，附近曾有廣大水域，因發現了水獺、河貍等遺骸，此外山下應有廣闊草原，因馬的遺跡最多。在北京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100多種動物的殘骸，但“更多的是采集小動物……發現最多的有兩種田鼠、兩種倉鼠和林姬鼠，嚙齒目和食蟲目動物共發現有36種”，在賈蘭坡先生看來，北京猿人的生活“極其貧乏”。

其實，過于強調祖先是哪個猿人的意義不大，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純種的人類，都是不斷混血的結果。

幾千年后，可能連種族和膚色都會消失，所有的人類都是各種類型的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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