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東館參觀全記錄:中國歷代書法館（明代以前）

和中國歷代繪畫館相似，上博東館的中國歷代書法館，也是目前唯一按照通史陳列，展現中國書法發展歷程的展館，兩個展館隔著大臺階相望。根據官網數據庫的檢索結果，上博書法藏品的數量，約為繪畫的40%，對應的，書法館面積也比繪畫館小一些。

老館書法館的明清書房布景，最早出現于董其昌特展，如今轉移到東館的海上書畫館

我對書法不太了解，之前在老館的時候，繪畫館常去，書法館只在去年臨近關閉之際，才完整走了一遍。這篇整理文章，內容主要有賴博物館的介紹展板，也可作為我對中國書法史的入門了解。

接下來開始分享，圖片均為本人拍攝，冊頁類篇幅所限，一般只貼一張。

起源

書法館布置風格和繪畫館類似，進入展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以懷素“種蕉學書”為典故布置的種蕉亭，芭蕉和奇石造型出自孫位《高逸圖》的經典畫意，又結合王維“雪中芭蕉”、張乖崖“水滴石穿”等典故，展現國人對筆墨的獨特理解。天花板上投射的，則是中國傳統的二十八星宿。

漢字是以象形、指事、形聲等法則構造的文字，具有獨特的圖像性。從商代到魏晉南北朝，漢字經歷了篆、隸、草、楷、行的字體演變，又在不同時期、地域和應用范圍，衍生出五花八門的變體。數千年來，中國古人在漢字不同結體的基礎上，以毛筆書寫出具有豐富運動節奏感的點、線，賦予其藝術生命力，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書法藝術。又和國畫、篆刻等藝術交流碰撞，成為中國文化的標志性符號之一。

先秦與秦漢書法

進入第一單元，商周與秦漢是中國文字書法孕育與發展時期。甲骨文契刻在龜甲、獸骨之上，內容多為占卜記錄，書風渾樸，已初具書法意趣。金文則鑄造在青銅器上，用以記事，或表明器物所屬。

中國最早的文字書法，大多保存于石刻、甲骨、青銅器銘文之上，這部分展品就以這些文物為主。部分文物和老館最后一次展出時一致。比如這片禱禾牛胛骨刻辭，刻于距今約3200年的商王祖庚時期。整塊甲骨基本完整，刻辭齊全，是成套卜骨的第一版。記載了商王以以羌、牛祭祀祖先及自然神，祈求莊稼豐收的內容。

從書法風格上來看，這件牛骨刻辭為疏放型，筆畫細勁，結體開闊，字心處留白較多，顯得格外疏放，蕭散而又空靈，給人一種“素手把芙蓉，步虛躡太清”之感。

邊上是商王康丁時期的毛筆墨書祭祀牛胛骨書辭，右上方有用毛筆寫的幾個小字。

西周金文端整雄渾，這件西周昭王時期鑄造的召卣，蓋子上鑄有金文銘文，也是老館時的常客。

邊上是同屬于西周時期的免簋銘文。這件器物僅存底部，銘文記載了其制作和使用背景。

西周毛公鼎是現存銘文最多的青銅器，現藏于臺北故宮。書法館展示了清代的篆書毛公鼎全形拓軸，可以看到毛公鼎內部飽滿莊重的銘文。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割據，演化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這是齊太宰歸父盤的銘文，屬于齊系文字，筆畫比較纖細。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著名的刻石文字，記載了春秋時期秦公游獵之事，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石鼓文發現于唐初，共計十枚，現藏于故宮博物院，此為明代石鼓文拓本。

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政策，以小篆作為官方文字，同時隸書漸趨流行。這件始皇詔方升邊緣鑄有記錄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銘文，是秦代的標準量具，具有極高史料價值。字體屬于李斯負責制定的小篆。

秦始皇巡視天下，在泰山、瑯琊、會稽等地留下刻石。瑯琊臺刻石傳為李斯所書，原在山東諸城瑯琊臺。今殘存秦二世詔書十三行，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古厚蒼深，為秦篆名作。此系清嘉慶間拓本。

隸書用筆由圓轉方，講究起訖波挑，成熟于兩漢時期，在西漢中后期漸趨定型。上圖的西漢君有遠行連弧紋鏡，以及居延漢簡，體現了漢代文字的風貌。

存世漢隸多見于簡牘及東漢時期的碑刻，其中東漢銘刻書體最能體現兩漢隸書的成熟形態。這件西漢五鳳刻石拓印于清代，展現了早期隸書的風格。

東漢選擇了明末拓本的隸書乙瑛碑冊。乙瑛碑又名漢魯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東漢永興元年（153）刻于山東曲阜。記魯相乙瑛奏請為孔廟置守廟者事。雄古超逸，為漢隸成熟期代表性碑刻。

還有著名的東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東漢末年，蔡邕向漢靈帝提議校訂儒家經典，將其刻在石頭上，這就是熹平石經。由于戰亂，石經大多遭到毀壞，宋代之后偶有殘石出土，現存數十枚，散落于全國各地。石經以隸書書寫，方平正直，中規入矩，故也稱“一字石經”。熹平石經在老館也有展出，新館升級為獨立展柜，可以看到正反兩面的刻字。

兩漢時期，草書、楷書、行書也相繼出現，到了漢末，漢字主要字體的演變已基本結束。

晉唐書法

魏晉時期，書法發展為不同流派和風格，涌現了一批成就突出的書家。三國曹魏的鐘繇以楷書名世，被奉為“正書之祖”。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變革舊體，開創“二王”書風。南朝書風延續東晉新體，北朝流行北碑書體，楷隸雜糅，古拙峻拔。

這部分是整個書法館，可能也是上博東館人流最密集的區域，因為二王和懷素書法齊聚于此。

首先是東晉書法大家王羲之寫給友人的書札——上虞貼，上博所藏為唐代摹本，筆致清勁，姿態妍麗，有章草余韻。王羲之被譽為書圣，其書博采眾長，創立行、草新風。

邊上是王羲之兒子王獻之的鴨頭丸貼。王獻之以擅長行草聞名，這是他寫給親友，吐槽鴨頭丸效果不好的吐槽貼，通篇行筆流暢，回環往復，是代表王獻之草書成就的傳世名作。上博所藏為唐代摹本。

二王后方轉角處有個容易被忽略的文物，北魏石婉墓志銘，字體古樸生動，具有早期北朝墓志的書法特征，堪稱北魏墓志的精品。

隋代書法承接六朝，融會南北，楷書脫去隸書筆意，館藏《董美人墓志》與《常丑奴墓志》是其中代表。唐代書法注重法度，尤以楷書為最，初期以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為典范，其后則有顏真卿與柳公權。行書入碑始于唐代，李邕、張從申引風氣之先。草書以“二王”為基礎，發展出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狂草”書體。

這次上博拿出了壓箱底的苦筍貼，這是唐代草書名家懷素唯一沒有爭議的傳世真跡，也是195件禁止出國文物之一。懷素是長沙人，法名藏真，工狂草，張旭并稱“顛張醉素”。用筆圓轉靈動，自然古淡，深得二王風致。

宋代書法

北宋初期延續唐代書風。宋太宗刻制《淳化閣帖》，推動帖學繁盛，崇尚“二王”，行、草流行。北宋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名聲最著，并稱“宋四家”，均以行書見長，其風格被概括為“宋人尚意”。另外，沈遼擅長楷、行書，風格清妍；宋徽宗趙佶重視書學，楷書獨創“瘦金書”。

此次展出了北宋四家中兩位的作品，首先是蘇軾的楷書祭黃幾道文卷。蘇軾就是蘇東坡，四川眉州人。此卷楷書是蘇軾與其弟蘇轍聯名哀悼好友黃好謙的祭文，書于元祐二年（1087），作者時年五十一歲。

另一幅是米芾的行書多景樓詩冊。米芾是太原人，工書畫、精鑒別。此冊系登臨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多景樓所作題詩，為其傳世大字杰作。不過關于這幅作品也有真偽方面的爭議。

南宋書法如宋高宗趙構，上溯虞世南、智永；吳琚筆致清潤遒麗。張即之獨樹一幟，風格恣肆。兩宋文人如司馬光、王安石、陸游、范成大、朱熹、魏了翁、趙孟堅等，大多擅書而不以書名世（上博藏有王安石的楞嚴經旨要卷，也是禁止出國文物）。

南宋展示的是魏了翁的行書文向帖卷。魏了翁是四川蒲江人，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工書，擅篆、隸、行、草。此系其致趙范信札，論及內外軍政諸事，用筆自然淳厚，書于寶慶元年（1225），時年四十八歲。

元代書法

元初書壇，趙孟頫與鮮于樞提倡師法晉唐，推崇晉人風韻、唐人法度，開啟元代崇韻尚法新書風，二王書風一脈又成為書法發展的主流。趙氏兼善諸體，尤以行草、楷書為佳，亦是將詩、書、畫合為一體的倡導者。其書法與書論影響深遠，從學者有張雨、虞集、朱德潤等。

此次展出的趙孟頫行書十二札冊，是他給親友費拱辰、吳瓘等人信札的合冊，為中年至晚年所書。過去受展廳面積限制無法全部展出，此次展出了完全版。

馮子振、溥光諸家，則在趙孟頫一派之外另辟蹊徑，延續“宋人尚意”書風，為元代書壇帶來雄健之氣。在復古思潮影響下，古文字研究再度興起，誕生了周伯琦、吳睿等篆隸書家。

此次展出了馮子振的行書虹月樓記卷。他是湖南攸縣人，工行書。此系其自書《贈朱君璧詩并序》一文，筆力遒勁。作于泰定四年（1327），時年七十一歲。

元末戰亂四起，一些士人隱居不仕，如楊維禎、陸居仁、倪瓚等，以書為寄，面貌各異，別具一格。此次展覽兩幅，其一為楊維楨的行書真鏡庵募緣疏卷。他是諸暨人，元末避亂，徙于松江，工書，用筆多章草意。此系其晚年為真鏡庵所撰募緣啟事，庵址原在浦東，用筆古拙蒼奇。

另一件是倪瓚的行書致默庵先生札卷。他是無錫人，元四家之一。元末戰亂，倪瓚避世隱居，往來于太湖一帶，工楷、行。本札致其友默庵沈右，系中年書作，用筆秀潤，靜謐渾樸。

以上，便是書法館明代以前的作品，逛館進度近半，下一半，下回分解。和中國歷代繪畫館相似，上博東館的中國歷代書法館，也是目前唯一按照通史陳列，展現中國書法發展歷程的展館，兩個展館隔著大臺階相望。根據官網數據庫的檢索結果，上博書法藏品的數量，約為繪畫的40%，對應的，書法館面積也比繪畫館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