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前十天，主席為何嚴厲批評項英？為何稱他無辦法無決心？

0年12月26日，也即皖南事變爆發前十天，毛澤東主席代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一封給新四軍政委、東南局書記項英的指示電。這封電報措辭極為罕見，可以說十分嚴厲。讓我們先看一下電報的主要內容：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如有這種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出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毛澤東年譜》中卷，第246頁）

對于主席親自起草的這封極為嚴厲的批評電，我們該如何解讀呢？

一是這封批評的電報主要針對的是項英。

主席的這封電報，只發給項英和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并不包括新四軍軍長葉挺。如果是主席全面對新四軍領導人提出批評，那這封電報接收的對象肯定還應該包括葉挺。

批評電主要針對項英，源于項英是東南局書記、新四軍政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他是新四軍的絕對當家人，有絕對的話語權與最后的決定權。

考慮到葉挺非黨員的身份，主席的這封批評電應該說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葉挺的面子。加之，在貫徹中央關于新四軍發展的大政方針上，葉挺總體上還是比較堅定正確的。而項英在這方面則表現得比較消極。所以，從黨內更應嚴格的批評角度講，主席將這封嚴厲的批評電只發給項英、袁國平、周子昆，而未發給葉挺，是有他的深層考慮的。

二是批評新四軍軍部貫徹中央決策指示不力。

關于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問題，當初在中央與新四軍軍部之間，一度確曾有過不同的觀點。1939年2月，周恩來利用來皖南新四軍視察的機會，經與新四軍領導磋商后，最終形成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

應該說，這是一個總體上切合新四軍實際的大戰略。不過，在具體的貫徹落實過程中，新四軍政委項英做得并不好。主要表現在：無論是向東作戰，還是向北發展，他都不是太積極。他的總體想法是一旦有變，準備向南發展。這顯然與中央的大戰略相悖。

1940年5月4日，針對項英貫徹中央指示不力，中央對新四軍下發了著名的“五四”指示，強力敦促項英要“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

在此之后，根據陳毅粟裕的建議并經中央批準，要求項英率軍部東移蘇南。項英曾一度答應，但最后還是反悔。一來二去，最終失去了與陳粟會合蘇南的戰略契機。

時間一點點過去，而項英的這種貫徹中央決策指示不力，最終招致了極大的戰略被動。

三是批評新四軍軍部不能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從黨務系統講，以項英為書記的東南局，作為一級的中央局，在組織開展工作方面，應該有很大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戰爭年代，在中央與下屬的幾大中央局之間，中央主要給的是大政策，需要下面的中央局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指示，創造性地推進和開展工作。反觀以項英為書記的東南局，這個作用發揮得很不理想。不但創造性談不上，甚至有些消極被動。

從軍隊系統上講，新四軍是我黨領導的除八路軍外，第二個重要的戰略武裝力量。既然已經明確制定了向南防御、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大戰略，但新四軍軍部卻不積極向敵后發展，不積極與陳毅粟裕會合于蘇南，而是久居皖南，最終陷于被國民黨軍戰略包圍態勢之中，直至徹底失去戰略機會，招致來頂之災。

回過頭來看，當時新四軍分三大塊活動。一塊是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居于皖南，一塊是陳毅粟裕率一、二支隊戰斗在蘇南，并最終向江北大發展，一塊是副軍長兼新四軍參謀長張云逸率江北指揮部開展敵后抗戰。最終，就皖南新四軍軍部這一塊出了大問題，爆發了皖南事變。

四是批評新四軍軍部對國民黨抱有一定幻想。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時我黨實行的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政策。在這一大政策下，有的領導干部在處理與國民黨合作與斗爭的問題上，把握得并不好。特別是在斗爭方面不敢放手，恐怕會破壞統一戰線。我們通過公開的電報檔案資料看，項英在這方面還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的。

也正是基于此點，毛澤東主席在這封批評電報中，深刻地指出：“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黨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

主席的話說得非常明確具體，非常有針對性和指導性。他知道國民黨蔣介石不會手軟，所以要求項英“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實際上是叫項英根本不要指望對國民黨抱有幻想。

最終皖南事變的爆發印證了主席的話：還是“對國民黨抱有幻想”，并且“毫無定見，毫無方向”，最終釀成了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