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志強案辯護手記一：“法”與“不法”在本案中界限清晰

11月27日庭審時，我注意到邢志強在自我辯護時說了三次“法不應向不法讓步”。在看守所內(nèi)的邢志強不一定知道，今年春節(jié)期間最高檢影視中心出品的電影《第二十條》講正當防衛(wèi)，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這句話。當全網(wǎng)都在宣揚“法不應向不法讓步”時，邢志強卻因為二十多年前對“不法”的不讓步而身陷囹圄，在為自己苦苦爭取那一點點光。現(xiàn)實永遠比編劇更真實。網(wǎng)絡上很多人仇公、仇警、仇權(quán)，誤認為這是一個警察槍殺無辜的案件，殊不知，在冤案面前，人人平等，哪怕是一位從未向“不法”妥協(xié)的人民警察，也可以一夜之間從英雄被打成“殺人犯”。

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劃分，只是根據(jù)案件指控的邏輯，但不一定就是客觀事實，也不意味著著被告人就是“不法”，被害人就是“合法”。有些案件的法律事實也會發(fā)生逆轉(zhuǎn)，就像昆山反殺案一樣，輿論披露后，被害人“龍哥”一夜之間成了“不法”，而犯罪嫌疑人于海明則成了正當防衛(wèi)者。如果說追訴邢志強已經(jīng)是一次反轉(zhuǎn)，那通過審理發(fā)現(xiàn)邢志強其實是與“不法”在斗爭，則是又一次反轉(zhuǎn)后的正本清源。

讓我們回顧一下被告人邢志強和被害人孟永清的人生歷程，看看究竟誰代表“法”誰代表“不法”，這是本案的發(fā)生的事實背景，這有利于澄清所謂的“誰死誰有理”的謬誤：

上述兩份控辯雙方均無爭議的簡歷，其實已經(jīng)說明本案的案發(fā)背景。兩個本無交集的人，就因為身為人民警察的邢志強盤查有犯罪嫌疑的孟永清，被后者刺了一刀，后發(fā)生槍案，當年定性為正當防衛(wèi)，在證據(jù)沒有根本變化的前提下，如今卻以故意殺人罪指控。有輿論造謠說警察“殺良冒功”，那我們來看看，孟永清是否無辜，以及他當時做了什么？

從卷宗材料中的證人證言可知，幾乎所有人對孟永清的認知都是，從小混社會，盜竊慣犯，因為盜竊摩托車等二十多起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若不是案發(fā)時他尚未成年，在當年盜竊罪最高刑是死刑且處于嚴打期間，孟永清是有可能被判死刑的，因為十五年已經(jīng)是有期徒刑頂格了。而當年的摩托車是奢侈品，一般家庭根本買不起，這一點孟永清的父親和哥哥都能作證，說家里根本沒有買過摩托車也買不起，他們從未見過孟永清騎涉案的這輛鈴木AX100，所以公訴人也當庭承認孟永清當時應該是重大盜竊案的嫌疑人。有著盜竊前科的本應在服刑的孟永清，騎著那個年代舉全家之力都不可能買得起的摩托車，出現(xiàn)在偏僻的荒山坡，身著警服的邢志強本著職業(yè)敏感發(fā)現(xiàn)其犯罪嫌疑，依據(jù)《人民警察法》的規(guī)定攔住盤查，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且，根據(jù)邢志強庭上陳述，當時有一個脫逃犯任永利，外號“小黑頭”，有人曾看到孟永清騎著摩托車帶著“小黑頭”。既然，公安機關(guān)已經(jīng)部署了抓捕任永利，邢志強看到與之相關(guān)的孟永清，完全可以根據(jù)嫌疑進行盤查。而且我查了卷宗，任永利就是1995年5月脫逃，1995年的6月6號，也就是本案案發(fā)那天被抓獲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邢志強出于職業(yè)的敏銳和責任感，去盤查、去抓捕可能與脫逃的任永利同伙的孟永清，完全是正當和合法的。

孟永清當年騎的這輛來歷不明的摩托車，至今都沒有找到車主。如果這輛車是他合法購買的，在邢志強盤查時，他大可帶著炫耀的口氣說，這車就是老子的，老子有購車記錄和行駛證，你想怎么著？但他的表現(xiàn)卻是慌張，并直接駕車持刀沖撞身著警服的邢志強。他本來就是因為盜竊摩托車被判刑的，卻沒有任何證據(jù)證明這輛車是其合法購買的。那為何查不到失主？因為并不是所有失竊車輛，都一定會報警，也不一定所有報警失竊的車輛都知道具體的發(fā)動機號。從當年失竊摩托車的報警單看，很多確實沒填發(fā)動機號，無法比對，比如卷宗中有當?shù)?995年初丟失的兩輛紅色鈴木AX100，特征記錄跟涉案摩托車高度相似，不排除其中有一輛就是涉案車。盡管因為時過境遷可能無法做同一認定了，但不影響當時邢志強及后續(xù)公安機關(guān)認定孟永清是盜竊摩托車的嫌疑人。

公訴人說，盡管孟永清有重大盜竊嫌疑，但案發(fā)前，公安部門沒有部署抓捕犯罪嫌疑人孟永清的任務，也沒安排邢志強抓捕孟永清，想說明什么呢？人民警察發(fā)現(xiàn)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人員、有可能攜帶贓物的人員，都可以進行盤查，這是《人民警察法》規(guī)定的權(quán)力，也是其職責所在。難道邢志強在烏蘭花水庫大壩上跟朋友打靶，不是在工作期間，就沒有這個職權(quán)嗎？他當時是公安局辦公室工作人員，不是刑警部門，就沒有這個權(quán)力了嗎？當然不是。哪怕他下班了，遇到犯罪嫌疑人或者形跡可疑的人員，都有這個職權(quán)，并不需要誰部署或誰安排。面對突發(fā)情況，警察隨時隨地都可以履職，也應當履職。

而且，當時的孟永清，應該在監(jiān)獄（少管所）服刑，怎么會出現(xiàn)在案發(fā)現(xiàn)場呢？原一審的時候，公訴人出示情況說明，說孟永清是因為腰椎間盤突出，1994年7至11月保外就醫(yī)，但案發(fā)時已經(jīng)是1995年6月，早就超過了保外就醫(yī)的時間，那就是脫逃啊。現(xiàn)在發(fā)回重審，公訴人又出示新的情況說明，稱其1994年7月至1995年6月是請假看病。什么病呢？什么病可以讓一個判刑15年的人，由他父親寫個保證書就可以出去，以看病的名義在外面活蹦亂跳地，開著疑似賊贓的摩托車招搖過市？如果是所謂腰椎間盤突出，怎么沒有一份就診記錄，沒有一次住院記錄，也沒有任何治療的證據(jù)？甚至在1995年6月，孟永清都死了，少管所還在繼續(xù)著其請假的記錄，7月請假，8月請假，9月請假……這不是“紙面服刑”是什么？這不是脫逃又是什么呢？如果一個頂格判了重罪的服刑犯，在外面繼續(xù)進行犯罪活動，盜竊加脫逃，會處以什么樣的新的刑罰呢？別忘了1995年至1996年正值嚴打期間，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重點打擊的兩類犯罪就是強奸罪和盜竊罪，邢志強就是在1996年因為屢破盜竊案獲得嚴打先進個人的。因此，四子王旗公安局后來在四公字（1995）第27號文件中認定孟永清是“亡命之徒”，說他想“魚死網(wǎng)破”是有依據(jù)的。

于是我們就能理解邢志強當時遭遇的兇險境況。根據(jù)證人王某柱的陳述，他們遭到了孟永清的激烈對抗、沖撞以及侵害，孟永清一手拿著刀，一手握著摩托車的油門，從斜坡上加速沖下來，言語針對警察，試圖撞死邢志強，若不是及時躲開，邢志強有可能當場負傷。所以邢志強跟王某柱說，這個孟永清肯定有事，或許背著什么大案，否則不會這么窮兇極惡。如果邢志強是一個自私的明哲保身的人，也許就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他卻在強烈的責任心的驅(qū)使下，只身去追孟永清。我在庭上發(fā)問時問過他，對方有兇器，你當時為什么不帶任何武器就去追他？他說，“因為我是人民警察！”這句話振聾發(fā)聵。

在烏蘭花水庫附近的小樹林，赤手空拳的邢志強就遭受了孟永清的兇狠攻擊，身中一刀，鮮血染紅了整個警服。這一刀，本來是奔著邢志強的前胸去的，因為他本能的躲閃，刀子深深刺中了其左后肩，若不是肩胛骨擋著，就可能刺中心臟，危及生命。從卷宗中顯示的照片可以看出來，雖未造成邢志強的致命傷，但卻是致命部位，而且傷勢嚴重，包扎后其實仍在出血，整個左手無法正常活動。這是孟永清對邢志強的第二次不法侵害，是行兇。1995年時，公安機關(guān)描述的是“捅刺”，也是客觀事實，但這次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都輕描淡寫地變成了“劃傷”，他都差點丟了性命。怎么是“劃傷”呢？有中刀那么深，出血那么多的劃傷嗎？這是孟永清要邢志強的命啊！為什么他以命相搏？是因為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間，再次盜竊摩托車被抓獲的話，嚴打期間有可能會加刑到死刑，這是孟永清為何成為亡命之徒的根本原因。孟永清的行為不管放在當年還是現(xiàn)在，都是行兇，邢志強完全可以對這樣的不法侵害進行正當防衛(wèi)，哪怕造成對方死亡也不負刑事責任。但孟永清跑了，而且是騎著邢志強的摩托車跑的。邢志強當時也沒有武器在手，負傷的情形下也沒法追擊，直到王某柱和塔娜花帶著那支槍到小樹林，然后再由王某柱載著邢志強去找孟永清。

必須補充說明，《槍支管理法》是1996年以后才出臺的，當年槍支在民間非常普遍，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的一些牧區(qū)五金店都能買到獵槍，而且很多非制式槍和土槍，沒有任何部門界定其持槍非法。1996年上半年，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收繳了8800多支槍，87000多發(fā)子彈，也沒有哪個人被定性為非法持槍。本案中，控辯雙方似乎也從未對邢志強持槍合法性問題有過任何爭議。

本案不存在爭議的還應該有，邢志強作為民警履職，遭遇了孟永清的兩次不法侵害：第一次是水庫大壩的遭遇，孟永清駕車沖撞邢志強，第二次在小樹林的遭遇，孟永清用匕首刺傷了邢志強，都是履職的民警邢志強面對不法侵害者孟永清。法與不法的界限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