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對中國創新體制和創新路徑的啟發

人類歷史上，任何偉大的科技創新都不是權力規劃出來的，一定是在權力的陽光關懷不到的地方，依靠科學家自發的興趣和責任感，依靠市場和民間的自發力量異軍突起的。

Deepseek無疑是這兩年全球科技界最有爆炸力的話題，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場技術的革命，也涉及到大國競爭。關于這款科技產品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半個多月，這兩天全球主流媒體依舊每天在做深度分析和報道，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即便是當初的ChatGPT也沒有達到如此的熱度。

在正式話題開始之前，筆者首先談談關于如何清晰公正評估Deepseek出現的歷史意義的問題。目前國內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過于夸大Deepseek出現的意義，認為這是中美科技競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國運級別的，證明了中國的文化和體制優勢，以及美國的日薄西山、江河日下。

我始終非常討厭“國運”這個詞，股票一漲、科技創新成果稍微有點成果，就說國運來了，似乎你想擋都擋不住，就享受這潑天富貴吧。如果說近代之前，在封閉的國際環境下以及幾乎靜止的技術進步條件下，中國社會發展還有個固定的歷史周期，在如今全球化多變的環境中，已沒有什么“國運”可言。如果非要說有國運這東西，它無非是創造一種寬松、開放、自由的制度，把各種生產要素的活力調動起來，歷史是混不過去的，不用在基礎工作沒有打牢的情況下，就開口閉口講國運。

關于Deepseek的技術革命意義，這個應該由行業專家說了算，筆者作為技術盲也無權置喙。不過綜合專業人士的意見，我們可以這么認為：Deepseek只不過是我們在模型領域的一個暫時領先，中美人工智能競爭方面，盡管中國是唯一有力量和美國匹敵的國家，但是中國跟美國還是有不小的差距，一款產品的出現并不意味著獲得了整體競爭的勝利，我們在基礎科研、算力設備等關鍵要素上與美國還有巨大差距。

另一個極端就是竭力否定Deepseek的意義，集中概括起來，無外乎：Deepseek是造假，是盜用了外國的技術，自己沒有原創，它在收割國民的愛國智商稅，以及欺騙國家領導人，你贊揚DS就是無腦自嗨，是一種夜郎自大。

并且很有意思的事，這種抹黑集中于中文自媒體，反倒是嚴肅的英文媒體沒有這么多的質疑，《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之類都是褒揚的聲音多。這種極力否定Deepseek的聲音，跟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固有批判思維有關，也跟還在高度復雜的信息戰有關——不排除其中有競爭國政府釋放的輿論煙霧彈。

這種言論以客觀理性的面貌出現，很多人信以為真。不過Deepseek火爆以來，盡管它被詬病，但是它更得到了全球人工智能行業最權威人士的普遍性肯定。當全球幾千名、幾萬名專家一致聚焦于你的產品時，你能經得住半個月的考驗，并經過天文數字級的使用驗證，這說明你的東西的確是幾下子，并非吹出來的，或造假出來的。

話歸本文的正題。對于Deepseek的出現，不同的人會看到不同的價值，對于我們致力于研究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研究的人來說，它的出現，給予更多的是如何構建我國的創新體制和創新路徑的啟發。

在中美科技戰的背景下，社會對于我國科技創新投入了超乎尋常的關注，中央也提出了自主創新和新型舉國體制創新路徑等理念體系，以快速提升中國的原創力，減少對外部依賴，降低風險。

盡管大家的目的是明確的、一致的，但對于如何實現自主創新，社會上的不同群體，基于價值和視野的不同，提出的路徑、對策也不同。實踐是驗證真理的唯一標準，Deepseek的出現，以及綜合數年來不同創新路徑的結果比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這個問題，確立一些關鍵性的原點認知。

第一, 政府的角色問題，或產業支持方式問題。這些年來我們的政府為了贏得科技戰爭的勝利，依托財政專項投放或央企產業基金，給很多企業都給予鼎力支持，投入的資源可謂是驚人的，但是效果并不是太讓人滿意，甚至產生了腐敗。

最典型的就是芯片領域的國家大基金，2014年以來三期累計投入6800多億，盡管對我國芯片產業發展起到了很大促進作用，但是搞了十年卡脖子狀況依然沒有破局，最后還形成腐敗窩案，七位創始人中有六位落馬。

Deepseek可以用橫空出世和石破天驚來出現，不僅出乎公眾的意料，也出乎官方的意料，因為它并非是在政府基金的關懷下成長起來的，也不是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科技規劃的資助，總之它在出名之前只不過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而細心的網友也發現，很多拿了天文數字公帑的，由眾多院士領銜的國家人工智能重點項目，卻乏善可陳，科研成果兩三年都不更新。

人類科技史也充分表明，任何創新奇跡都不是政府重點關懷和規劃出來的，一定是在權力的陽光關懷不到的地方，依靠科學家自發的興趣和責任感，依靠市場和民間的自發力量異軍突起的。

所以對于產業創新路徑，筆者認為如何科學定位政府角色，以及改變資源分配方式非常關鍵。創新中不能沒有政府，不能貶低看得見手的力量，美國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也是越來越大，但是這只手以何種方式出現是個非常大的學問，最忌諱的是政府親自直接下場經營、規劃，過于積極的角色一定會導致腐敗和產能過剩等問題，最終搞垮這個產業。

現在有人擔憂Deepseek的未來，由于它太優秀了，政府怎么跟它保持關系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筆者認為要給予深度探索這家公司空間，不能過度關注、關心，更不能管束太嚴厲，給它一個自由的空間，它才能更多成長的機會。

另外，這兩天江蘇官媒開始反思，為什么同是長三角中心城市，南京在創新上遠遠落后于杭州。筆者認為，根本上還是在于兩地市場發育程度和權力的邊界問題，南京過去計劃經濟太發達，至今依然是一個權力主導型的經濟（比如2023年南京百強企業中民企僅有29家，民企和外資企業營收占比僅為38%），而杭州是民間市場主導的經濟。有什樣的土壤就結什么樣的果，所以，南京最大的民企（如南京鋼鐵、金浦、紅太陽、金鷹等）仍然都是集中于權力主導的鋼鐵、化工、地產等產業，大家沒有興趣搞消費領域科創，而杭州的民企更貼近于市場主導的消費應用和創新路徑。

第二，開放和參與全球的重要性。現在一談起科技自主創新，很多人立即想起來要像過去搞“兩彈一星”一樣，關起門來、勒緊褲腰帶搞建設，我們不依靠任何外人，也不跟任何外人打交道。

其實這種創新方式僅僅適用于戰時狀態下的國防工業，而不適用于今天民用萬千領域的競爭，原子彈的價值更多體系在有和無，而不像今天民用領域科技競爭，更多體現在細微的效率和質量，隨時要接受全球消費者的檢驗。

即便是當時的國防重工體系的科研路徑，也與我們所想象的也不盡一樣。“兩彈一星”的主要科研帶頭人，95%以上具有國外留學背景，他們更多是在復制和使用之前所學到的西方20世紀上半葉科學技術成果；在封閉的環境下，我們重工業技術進步仍然離不開對進口設備的依賴，前期而言主要是蘇聯設備，即便是文革期間，我國對技術進口的依賴也仍在持續增加，1973年中國進口額是1959年兩倍，只不過進口渠道從蘇聯變為法國、聯邦德國和日本。所以，自力更生是一種精神，一種哲學，而非一種完全依靠自己的狀態。

雖然Deepseek團體幾乎全部是本土高校畢業，但是這個團隊的創新仍然得益于之前儲存的美國最先進的芯片，以及對國外人工智能知識的充分掌握，這都是依托中國高度參與全球化背景下完成的，而不是一種閉門造車。

任何一種有價值的高端科技都一定全球競爭性的，它只有在國際化的環境中得到修正、完善，封閉的環境不會保護企業（百度的歷程似乎是當下最好的證明）。高度的封閉一定是蘇聯模式的結果：有龐大的科研系統和世界最高昂的科研支出，而沒有科創產業、沒有影響世界的產品。所以，中國的科技未來仍在于開放，在于參加全球化。

第三，關于金融與創新生態。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創新生態，莫過于創新團隊、金融和商業應用之間形成的完美創新生態，目前對于當下的我國來講，創業人才比較充足，商業應用市場大，應用模式創新也源源不斷，最大問題在于創新所依賴的金融支持不夠。

很多人認為Deepseek的成功證明了中國創新生態并不存在嚴重問題，甚至優于美國，筆者仍認為Deepseek是科創產業持續低迷下的一個孤例，一個幸運兒，這也是它能夠引發這么多關注和驚嘆的一個客觀原因。

創業初期企業面臨的風險極高，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為2.5歲，言外之意，半數以上企業在2.5年之內被淘汰。另外，根據2018年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對該市188萬家企業存續時間的統計，只有24%的企業壽命超過5年，因此，傳統意義上的銀行，以及以保值增值、維護國有資產安全為主要目標的國資產業基金，都不愿意為有高度風險的創新提供初期發展資金。

這種情況下，市場上的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對于支撐科創產業極為重要，他們為創新起到了資金池和擔保的作用，凡是創新活躍的地方，都是市場風險投資行為發達的地方。但是，我國最近幾年投資市場規模急劇萎縮，2021年VC/PE投資規模為14228億，而2024年降低到6036億，減幅達近60%，已經退回2016年的水平。國際比較上，中美科創市場從基本并駕齊驅，到去年中國科創投資額僅相當于美國的8%（美國VC/PE實際投資總額為10475億美元），這種差距引發的長期效應，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放大。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防范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資源浪費和誤導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積極的一面，對創新不可或缺的一面，政府和資本界要合力構建一個健康的科創金融生態，為創新提供必備的動力，這樣才會有更多Deepseek出現，否則這只能是一枝獨秀。

第四, 關于破除功利主義，重視基礎研究、基礎設施、基礎原創性人才的價值。最近《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對深度探索這家公司大加贊賞，認為它并不是簡單去模仿美國科技公司，而是很重視在基礎領域探索，以及團隊內部有大量跨領域的人才。不過，美國人贊賞深度探索這家企業獨特性的背后，也折射出中國科研和教育中忽視基礎研究和基礎原創性人才培養問題。

支撐人工智能技術源源不斷創新的首先是數學、計算科學、物理，以及心理學、語言學、哲學這些基礎學科的發展。我國雖然每年SCI論文發表量早已經超過美國，但基礎研究仍是落后很多。2022年，我國基礎研究占R&D總經費的比例僅為6.2%（OECD國家在12-23%之間），絕大多數（83.3%）投入到應用性試驗上，有本末倒置之嫌。盡管中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科研論文發表量超過了哈佛、MIT，但是近五年我國前五位高校的基礎研究高引論文數量僅為美國前五名高校的42%左右。在人工智能領域，盡管中國的總論文發表量和專利數量超過美國，但是高引基礎研究方面僅為美國三分之一左右。基礎研究的落后是中國AI產業大而不強的關鍵制約因素之一。

另外，人工智能大模型背后依賴數據“基建”。全球十大云計算平臺中，美國占八家、中國僅占兩家。最近十年以來，騰訊、阿里、華為等構建的云計算平臺，為人工智能創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這仍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提高我國的云計算能力。

Deepseek的另一個特點在于其創始團隊并沒有像往常一樣，唯名牌大學學歷是用，而是更側重于考慮興趣和基礎積累。梁文峰最近在回答媒體采訪時說：“我們選人的標準一直都是熱愛和好奇心，所以很多人會有一些奇特的經歷，很有意思。很多人對做研究的渴望，遠超對錢的在意”。

筆者認為Deepseek的出現，也是對過去中國教育模式和人才聘用模式的一個警示。我國高等教育仍沒有擺脫專才教育和論文教育的窠臼，導致生產的博士數量全球第一，而可用之才少。這些年無論招聘還是選項目也首先看是不是藤校、北清復交學歷，其實決定創造力的并不是文憑標簽，而是你的好奇心、責任感，以及跨學科的知識儲備。

人類的自然科學創新史證明了這一點，筆者在人文社科領域研究的所察所感，也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在筆者熟悉的經濟學、歷史學領域，大量精英學校路線成長起來的高學歷者，并沒有產生與學歷成正比的學術能力和影響力，反而最優秀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是從物理系、土木工程系走出來的，是從普通211學校、雙非學校走出來的，這充分證明興趣和跨學科積累是創造力之源。

所以Deepseek既是對技術路線的顛覆，也是對政策路徑、科研教育模式、社會判斷價值的善意警示，我們只有做出順應性的調整，才能培育出更多的Deepseek，根本提升中國的創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