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張民元律師新作《證據(jù)終結者》第三章：善與惡的邊界

上接《證據(jù)終結者》第二章：此罪與彼罪

　　所有犯罪皆有因，因何而犯罪，皆來自內心的善與惡。若內心存善，行為卻仍然觸犯了刑律，刑法上一般判定為過失，在民事法律行為中，會被認定為“不可抗力”。若心存惡念從而犯下罪行，刑法上稱之為“故意”，在刑罰處罰的定罪與量刑中“故意”與“過失”存在天大的區(qū)別。

　　以命案為例，行為人因主觀上的故意行為致人死亡的，構成故意殺人罪，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罪】規(guī)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行為人主觀上因過失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后果的，在刑法上定為“過失致人死亡罪”，根據(jù)《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的規(guī)定：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

　　同樣是人命關天的事，故意奪取他人性命，最低刑是三年以上，最高刑是死刑;而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若行為人既沒有主觀上的故意，也不存在主觀上的過失，便構成了《刑法》第十六條的“意外事件”。該條規(guī)定：“行為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損害結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過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預見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行為人的意外行為不構成犯罪，不承擔刑法上的犯罪后果。

　　但刑法實踐中的“故意”“過失”“意外”卻是一種依托客觀證據(jù)所推定的一種事實存在，而并非是刑事案件中偵查者、審查起訴者、定罪量刑者的主觀推理和經(jīng)驗判斷，并且也不是一個法理學上的“自由裁量權”問題，相反，在涉及到刑罰處罰領域的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對主觀故意和過失的認定是不存在“自由裁量權”的，這是關乎認定罪案的罪與非罪的大事，不存在法律界外人士所想象的“自由”。

　　涉及這樁命案的委托人是一位年輕的少婦，她跟老公剛剛領結婚證，來找我的前一個星期剛裝修完婚房，原定計劃是在本周末舉辦婚宴的，但在前一天老公被公安抓了，刑事拘留通知書寫的是涉嫌“故意殺人”。具體情況委托人也講不清楚，只知道老公被公安抓了，被關進看守所，被殺的人是老公的發(fā)小，二天前在醫(yī)院經(jīng)搶救無效已死亡，她作為一個剛登記結婚的準新娘，唯一的愿望就是幫老公找一個優(yōu)秀的律師，能幫助老公從看守所放出來。

　　從看守所會見被告以及在公安了解案情之后，情況是這樣的，委托人老公有個發(fā)小剛當兵轉業(yè)回來【后文里我稱他為兵哥】，她老公便去送婚宴請?zhí)敱芫玫陌l(fā)小非常熱情，叫了幾個從小一塊長大的兄弟一起玩牌“斗地主”，兵哥那天手氣特別好，每手都摸雙王和幾副炸彈，十幾輪地主斗下來，兵哥一個人贏了另外三個人口袋里所有的錢，兵哥一高興，在最后一把“豪賭”時仍然搶了地主，而且是抓了五把炸彈四個王，牌打完了，另外三個人在口袋里和隨身帶來的包里翻錢的時候，卻發(fā)現(xiàn)桌子底下掉了一張黑桃“3”，盡管兵哥在五副炸彈加四個王的天牌狀態(tài)下，即使手里有一張黑桃“3”，也是穩(wěn)贏地主的，但另外三個人可能是輸?shù)醚奂t了，竟然為桌子底下發(fā)現(xiàn)的這張黑桃“3”生氣了，責怪兵哥出老千，兵哥雖然百般辯解，并表示贏的錢都可以退回去：“大家本來就是打著玩的。”

　　但另外三個人卻越說越生氣，并且認為兵哥“贏了不收錢”的想法是“瞧不起人”。兵哥家里條件好，又是當兵轉業(yè)的，從國家拿了不少補貼，另外三個人家里再窮，打牌斗地主這點錢還是輸?shù)闷鸬模攸c是：兵哥跟兄弟們打牌不能出老千，這是兄弟之間友誼的“底線”。

　　四個人吵了一陣子，互相推搡，委托人老公很生氣，將牌砸了一地，臨走時踹了兵哥一腳，氣沖沖地回家了。

　　晚上半夜時分，兵哥的父母感覺兵哥好像不對勁，去床上叫兵哥怎么也叫不醒，便叫120救護車到醫(yī)院搶救，醫(yī)院宣布“搶救無效，已死亡”。診斷結論為：脾臟受外力撞擊破裂出血，心肺功能衰竭，入院時已無生命體征。

　　家屬報案后，公安找到了一起打牌的另外三個人，另外兩個陳述委托人老公踹了兵哥一腳，委托人老公也自認“臨走時確實踹了他一腳，但他不至于這么不經(jīng)踢啊”。

　　委托人老公被公安抓獲，雖然自認“踹人”的事實，但不能認定為投案自首，其犯罪動機只是“踹人”，并沒有殺害兵哥的故意，公安機關將涉嫌罪名更正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案件偵查結束之后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涉嫌罪名和案件情況與公安移送的起訴意見書基本相同，檢察院移送法院準備開庭審判期間，委托人多次找到我，問：“我老公什么時候可以放出來?”“他究竟要判幾年，他在監(jiān)獄里究竟要呆多久?”

　　委托人那份期待的眼神至今讓我無法釋懷!

　　關于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34條規(guī)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規(guī)定。

　　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的刑期是十年以上、無期或死刑!

　　一位剛剛嫁人的少婦，會等待她老公十年嗎，甚至有可能是更長的時間!

　　基于一種責任，我找到這個案件刑庭的承辦法官，跟法官反復地研討“幾個發(fā)小在一起打牌，因為小事爭吵踹對方一腳，其行為主觀上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呢?案件為什么不能定性為過失致人死亡呢?”

　　審判法官也是有情感的，他跟我說：“我也見過那個少婦，很年輕，也很漂亮，那兩只期待的大眼睛讓人不敢正視。”

　　法官說：“問題在于，她老公臨走時踹那一腳的行為，其內心是否具有故意傷害的惡意，有惡意的則成立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無惡意的則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她老公當時一腳踹在桌子上，桌子倒下去砸中了被害人的脾臟導致死亡結果，我完全可以定他過失致人死亡罪，可他踹被害人那一腳時，內心‘傷害被害人身體’的故意是客觀存在的，只是沒有預見到‘傷害身體會造成死亡的后果’。”

　　法官接著說：“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本身就已經(jīng)認定了他的行為屬于‘過失殺人’，如果定他的主觀動機是故意犯罪，就要定故意殺人罪了，正因為已經(jīng)將其內心的主觀意識定性為‘過失’，才將罪名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因為刑法上并沒有‘過失殺人罪’這個罪名，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是‘過失殺人’的一種類型，在定主觀故意上，公安和檢察都已經(jīng)定性為‘過失’了，你從現(xiàn)有證據(jù)上跟我爭論他是故意還是過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我是非法律專業(yè)出身的，1988年以宜昌縣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武漢大學時，因為填報了“服從分配”，被分配到了圖書情報學院，1995年因為愛情而報考“律師資格”，四科均以60分過線的成績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但對于法理學和法治精神，特別是刑法領域，我是完全陌生的，我只是作為一名年輕律師，對于委托人那兩只眼睛流露出來的期待而感到迷茫與無助。

　　身為律師，卻不能為委托人找尋到委托人老公在飛踹那一腳時“內心的善”!加害人與被害人是發(fā)小啊，曾經(jīng)一塊長大，一起數(shù)過星月，一起期盼過成人與長大，兵哥當兵轉業(yè)了，加害人即將步入婚姻的殿堂，加害人去被害人家里是去送請?zhí)模窍胍黄鹋c被害人分享他即將娶妻的喜悅的，即使在打牌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爭吵，并有肢體沖突，從娃娃開始磕磕碰碰的這二十多年里，兄弟哥們之間又何嘗沒有過拳頭相加、撕破臉抓破皮的歲月呢，難道兄弟之間的那些打鬧，只要破了皮或見了血，兄弟之間那份相擁成長的“善”就成了死亡后果的“惡”了嗎?

　　被害人的家屬也深知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親密關系，與加害人之間已經(jīng)達成民事賠償協(xié)議，加害人將他們準備結婚的住房賣了，也變賣家里所有值錢的家當，委托人甚至出售了她的嫁妝和全部首飾，被害人家屬也出具了諒解書，但我作為辯護律師卻無法區(qū)分加害人內心意識中“善”與“惡”的邊界!

　　我跟法官一起到被害人搶救的醫(yī)院和他曾經(jīng)參軍的部隊醫(yī)院調取了病歷，病歷中的既往病史記錄了被害人患有嚴重的脾臟腫大，正常人的脾臟是藏在肋骨里面的，一般拳打腳踢是不會傷及脾臟的，因為被害人有嚴重的脾臟腫大疾病，所以脾臟暴露在肋骨之外，加害人那生氣的一腳正踹在因腫大而顯露在肋骨之外的脾臟上，導致脾臟出血過多而死亡。

　　病史證據(jù)是法官親自調取的，病史證據(jù)查明了被害人死亡原因是因為自身存在嚴重疾病，但法官認為：被害人自身存在嚴重疾病，只是加重了故意傷害的后果，導致死亡結果的發(fā)生，加害人的傷害行為仍然是導致“過失行為造成殺人后果”的原因，既往病史有原有疾病的存在，只能成為被告人存在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法定事由，卻不能證明加害人的傷害行為不是因為“惡意”，因為打人者伸手去打時，其內心一定是想打傷對方的，哪怕只是追求被打一方“疼痛”的效果，打的行為一定是“惡意傷人”的內心意識所驅使而形成的“打傷人”的后果，所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罪名并不能因為這份病史證據(jù)的存在而發(fā)生任何改變。

　　在法院即將開庭審判的前一天，我來到法官的辦公室，仍然想跟法官糾結一下：既然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都認定了加害人的行為是“過失”，同樣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為何罪名要定性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的過失殺人，而不定性為“過失致人死亡”的過失傷害呢?

　　法官保持的足夠理性和敬業(yè)的耐心是當時從事刑事辯護的我所敬佩和感激的類型。法官說：“我能理解你作為一名辯護律師的心情，首先要跟你解釋的是：刑法上并沒有‘過失傷害’這一種犯罪類型。過失行為造成人身損害構成犯罪的，有三種罪名，一是過失行為造成死亡后果的，定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即法理學上的過失殺人】;二是過失行為造成重傷后果的，定為過失致人重傷罪，即《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guī)定的‘過失傷害他人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三種過失行為造成人身損害的犯罪類型為：過失致人死亡罪。本案中被害人已死亡，被告人要么構成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要么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排除過失致人重傷罪】。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與過失致人死亡，兩者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并且行為人對于死亡結果的發(fā)生都具有過失，區(qū)分的關鍵在于所實施的行為是否具有故意傷害的惡意，被告人已經(jīng)自認其‘踹人’行為，在場一起打牌的另外兩名證人也已證實，被害人的死亡后果經(jīng)醫(yī)院搶救記錄證實是外力撞擊脾臟導致脾臟破裂出血過多死亡，你讓我認定被告人的‘踹人’行為不具有傷害的‘惡意’恐怕難以服眾。”

　　法官接著說：“君子動口不動手，這應該屬于公序良俗，即使被告人與受害人之間是發(fā)小的親密關系，哪怕是父母出于教育孩子的‘善良愿望’出手打孩子，造成孩子死亡后果的，也推定打人者‘打’的行為是惡意的，而并非法理學上的‘善意’，因為‘打人’的行為不是國家和社會所推崇的，不能將刑法上‘善’與‘惡’理解為道德層面上‘善良’或‘惡毒’，只要是被告人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無論被告人在實施前內心里是出于友好，還是惡毒，只要行為造成了刑法意義上的后果，便只能推定行為人的主觀是‘惡意’，而這種推定是依托客觀證據(jù)來推定的，推定的過程也是客觀的。也就是說：被告人的客觀‘踹人’行為，推定了被告人主觀上有‘惡意’，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和客觀的推理過程，并非出自我作為刑庭法官的主觀推理和經(jīng)驗判斷，被告人即使獲得了死者家屬的諒解書，死者家屬原諒了被告人主觀上的‘惡意’和客觀上的傷害行為，也不能抵銷被告人的罪責，因為罪案是公訴案件，除了懲罰被告人之外，還必須以法律的懲戒來規(guī)制社會公眾的行為，根據(jù)罪刑法定原則，只能定被告人為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

　　法官繼續(xù)說：“過失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后果，要么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要么認定為《刑法》第十六條規(guī)定的意外事件【即無罪】，但本案顯然不能認定為意外事件，你作為辯護律師，應該也非常清楚。”

　　法院如期開庭，合議庭當庭宣判：被告人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依《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之規(guī)定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九年。

　　現(xiàn)在回憶這個案件時，我已忘記當時被告人是否表示要上訴，也不清楚委托人后來是否尋找其它的律師代理上訴，只記得案件判決之后，委托人到我所里來拿律師辯護的代理費發(fā)票，我問委托人：“法院已考慮到被害人患有嚴重疾病(脾臟腫大)的情節(jié)，也考慮了家屬賠償被害人損失并取得家屬諒解的情節(jié)，在法定最低刑期為十年的基礎上減輕處罰，判了九年，你對法院的這個判決結果還滿意不?”

　　委托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留給我一個身形瘦削、孤獨而單薄的蹣跚背影。(《證據(jù)終結者》系知名律師張民元先生原創(chuàng)作品，律界之聲官網(wǎng)將以章節(jié)體形式連載，敬請關注!)

　　作者簡介：

　　張民元，男，一級律師。民革浙江省委會社法委委員，北京盈科(寧波)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