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養老服務已經成為國家治理戰略

普惠養老 中國金融網版權圖片

金透社|王群

當國家發改委等部門的政策文件中首次將“普惠養老服務”與“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社區設施連鎖化”等詞匯并置時，這不僅是服務模式的升級，更標志著中國應對老齡化挑戰的戰略轉向——從兜底保障轉向制度性供給，從家庭責任轉向國家治理。這場看似溫和的養老服務改革，實則在重構國家、市場與家庭的權責邊界，孕育著深刻的社會變革。

從民生工程到治理體系：養老服務的位置遷移

傳統認知中，養老服務長期被劃歸為“民生保障”范疇，而今政策表述中“政府支持、企業讓利、家庭付費、社會參與”的多元共治框架，揭示出其戰略地位的躍升。這種轉變背后是三重邏輯的疊加：

人口結構倒逼：2.8億老年人口與加速深化的少子化趨勢，使養老服務成為維系社會再生產的基礎設施；

治理現代化需求：老齡化引發的代際矛盾、醫療資源擠兌等風險，倒逼治理體系構建系統性應對機制；

經濟轉型契機：銀發經濟被納入新質生產力培育范疇，養老服務鏈正與智能制造、健康產業形成交叉創新。

政策強調“連續性更強、惠及范圍更廣的服務供給”，實則是將養老服務嵌入國家治理毛細血管。北京農商銀行“磁力彩虹計劃”覆蓋610萬老年人口的實踐，上海“15分鐘養老生活圈”的網格化布局，皆顯示地方政府正將養老設施作為基層治理的關鍵節點。

技術賦能與服務重構：普惠養老的供給側革命

文件提及的“人工智能輔助診療”“康復設備社區共享”，指向養老服務供給模式的根本性變革。這種變革包含三個維度：

服務標準化：AI健康監護設備在養老機構的應用，不僅提升照護效率，更通過數據沉淀形成服務質量評估體系；

資源再配置：社區設施開放與連鎖化發展，實質是打破機構養老與居家養老的物理界限，重構“機構-社區-家庭”三級服務網絡；

人力資本升級：居家照護能力培訓計劃的推行，正在將零散的“4050”護理員群體轉化為專業化人力資源儲備。

成都“智慧養老院”試點顯示，AI跌倒預警系統使意外事故減少40%；杭州社區共享康復中心模式，讓設備利用率提升3倍。這些創新印證了技術杠桿對普惠服務的放大效應。

多元共治中的權力重構：新型社會契約的誕生

政策中“政府支持、企業讓利、家庭付費、社會參與”的表述，暗含責任分配的重構：

政府角色：從直接供給者轉向規則制定者與質量監管者，通過購買服務、PPP模式撬動市場力量；

市場定位：養老企業需在“普惠性”與“可持續性”間尋找平衡，政策鼓勵的稅收優惠、用地保障正重塑行業生態；

家庭責任：付費機制的確立，既承認家庭養老的文化傳統，又通過補貼梯度設計維系社會公平。

這種調整在廣東“時間銀行”實踐中尤為典型：低齡老人服務高齡老人可累積積分兌換未來服務，既緩解人力資源短缺，又構建代際互助的新型社會資本。

隱憂與破局：普惠養老的深層挑戰

當前普惠養老推進仍面臨三重悖論：

普惠性與專業性矛盾：基層護理員持證率不足30%，服務質量與價格控制難以兼得；

技術賦能與數字鴻溝：智能設備在鄉村及高齡群體中的適用性困境；

區域發展失衡：東部地區社區養老設施覆蓋率超70%，西部仍低于40%。

破解這些難題需制度創新：建立護理服務國家職業標準體系，開發適老化智能終端分級認證制度，探索“東西協作養老基金”等跨區域補償機制。

養老服務作為治理現代化的試金石

普惠養老服務的政策升級，本質上是在老齡化社會中重構國家治理的底層邏輯。當養老設施成為社區治理的樞紐，當銀發經濟催生產業新形態，當代際互助重塑社會關系時，這場靜默的革命正在書寫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注腳。未來，養老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或將成為衡量國家治理能力的關鍵標尺——它不僅關乎億萬老年人的尊嚴，更決定著超大規模社會能否實現代際正義與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