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濤｜網絡水軍末日：刑法規制與辯護路徑，從內容失真到行為失真

觀點：網絡水軍案的本質是數字時代信息真實性的重新定義。司法機關通過擴張解釋打擊網絡黑灰產的實踐具有現實合理性，但刑事辯護需堅守罪刑法定底線，防止將技術性違規行為泛犯罪化。

一、案情與爭議焦點

基本案情：

2021年至2022年5月，楊某某利用其注冊的多家公司研發的平臺，招募數量龐大的兼職人員充當“網絡水軍”，并通過操縱“網絡水軍”“養號”等方式，開展有償“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等業務，即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實施包括對客戶指定的影視作品、網絡視頻、游戲作品、商品的宣發等正面點贊、轉發、評論，按客戶要求在相關網絡平臺發布關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體內容等提升熱度的業務，以及通過在信息發布平臺進行投訴舉報等方式刪帖以降低針對特定作品、商品的負面信息熱度的業務。經調查，楊某某等共“養號”1200余個，完成“轉贊評”“直發”任務24萬余條，任務金額合計896萬余元；完成“投訴舉報”任務1200余條，任務金額合計19萬余元。

杭州互聯網法院最終認定：楊某某最終被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法院認為：所謂傳播網絡虛假信息，除了傳播內容本身是捏造、虛構、扭曲的失真信息外，還應當包括通過人工或技術手段實施流量造假、虛假注冊賬號、操縱用戶賬號等，干預信息呈現，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謀取非法利益，破壞網絡信息內容生態秩序的違法行為。通過本案實例的認定，司法機關擴展了對網絡虛假信息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捏造、虛構和扭曲事實的狹義理解，而是將通過人工或技術手段操縱信息的行為納入網絡虛假信息的范疇。“轉評贊”“直發”“投訴舉報刪帖”“養號”這四種情形均屬于流量造假和干預信息呈現行為，均應認定傳播網絡虛假信息。

爭議焦點：

本案核心在于對"虛假信息"的司法認定擴張：傳統刑法理論中，"虛假信息"多指內容失實（如捏造事實、虛構數據），但本案將"網絡水軍通過人工干預信息呈現、流量造假等行為"納入虛假信息范疇。控方認為，楊某某團隊通過組織虛假注冊賬號（養號）、有償轉評贊、直發推廣、惡意投訴刪帖等行為，實質制造了虛假網絡生態，屬于《刑法》第225條中"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爭議焦點在于：流量造假是否等同于虛假信息傳播？水軍行為能否因"干預信息真實呈現"而被評價為傳播虛假信息相關的非法經營罪？

二、法律分析：虛假信息的行為性異化

1.信息生態學視角下的雙重失真

網絡信息真實性包含內容真實性與傳播真實性。前者指向信息本身是否客觀存在（如虛構事實），后者強調信息傳播過程是否反映真實社會意愿。水軍通過技術手段偽造用戶行為數據（如點贊量、評論數），使信息傳播呈現"虛假多數效應"，破壞哈貝馬斯所謂的"公共領域的交往理性"。此時，行為失真構成對信息生態的深層破壞。

2.法益侵害的復合性

傳統虛假信息犯罪側重保護個體法益（如名譽權、財產權），而網絡水軍行為直接沖擊市場競爭秩序與網絡空間治理秩序。以本案影視作品推廣為例，水軍制造的虛假熱度可能擠壓優質作品生存空間，形成"劣幣驅逐良幣"效應，符合《刑法》第225條對市場秩序危害的特征。

3.規范解釋的擴張邊界

根據《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第24條，流量造假、賬號操縱被明令禁止。（第二十四條　網絡信息內容服務使用者和網絡信息內容生產者、網絡信息內容服務平臺不得通過人工方式或者技術手段實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虛假注冊賬號、非法交易賬號、操縱用戶賬號等行為，破壞網絡生態秩序。）但刑法介入需符合二次違法性原則。本案裁判將行政違法直接升格為刑事犯罪，需論證其行為已超出單純違反行政管理規范的程度，達到"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標準。關鍵在于量化標準（如涉案金額、影響范圍）與行為模式的系統性危害之間的因果關系證明。

三、辯護思路設計

（一）客觀行為與構成要件的匹配性質疑

1. "虛假信息"的規范內涵限縮

辯護可主張：司法解釋中"虛假信息"仍以內容失實為核心要件，流量數據本身不屬于信息內容。例如，真實影視作品的推廣雖通過水軍提升熱度，但作品內容客觀存在，不宜將"熱度虛高"等同于"信息虛假"。

2. 市場秩序擾亂的具體性證明

控方需舉證被推廣作品因虛假流量獲得實際競爭優勢（如排片率提升、獎項評選受影響），而非僅證明存在資金流水。若無法證明具體市場秩序受損，則不符合非法經營罪的實質要件。

（二）主觀故意的證明困境

根據司法解釋，構成非法經營罪一般需"明知是虛假信息"。辯護可主張：

1. 楊某某團隊僅提供技術推廣服務，未參與客戶信息內容生產，無法知曉所推廣內容是否虛假；

2. "投訴舉報刪帖"行為可能存在合法行權（如真實侵權舉報），需逐條核查被刪除帖文是否確屬誹謗或侵權。

（三）罪刑法定原則的約束

質疑將《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這類部門規章直接作為刑事違法性判斷依據的合法性。根據《刑法》第96條，"違反國家規定"僅指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不能作為認定非法經營罪的前置法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 “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刑法中的“國家規定”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其中，“國務院規定的行政措施”應當由國務院決定，通常以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制發文件的形式加以規定。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制發的文件，符合以下條件的，亦應視為刑法中的“國家規定”：（1）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或者同相關行政法規不相抵觸；（2）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或者經國務院批準；（3）在國務院公報上公開發布。

（四）數額認定的技術性質辯

對896萬元任務金額進行分層辯護：

1. 區分"轉評贊"中真實用戶自發行為與水軍操作的占比；

2. 剔除未實際完成的預付任務金額；

3. 論證部分推廣行為（如合規影視宣傳）具有商業合理性，不應全部計入犯罪數額。

結語

網絡水軍案的本質是數字時代信息真實性的重新定義。司法機關通過擴張解釋打擊網絡黑灰產的實踐具有現實合理性，但刑事辯護需堅守罪刑法定底線，防止將技術性違規行為泛犯罪化。唯有在技術創新與秩序維護間建立動態平衡，方能實現網絡空間治理的法治化進階。

個人觀點，AI輔助

游濤

作者簡介

游濤，世理法源--訴訟解決方案專家——高端法律咨詢平臺創始合伙人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網絡空間安全與法治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北大法學院《金融犯罪與刑事合規》校外授課教師。

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

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