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飛了62年之后

美國國家檔案館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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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3月18日，美國國家檔案館公布了一份長達8萬頁的肯尼迪遇刺事件記錄。子彈飛了62年后，公眾的視線再次聚焦那場震驚世界的刺殺。

當年刺殺事件發生后，Covering the Body也即貼身報道總統行程的記者，變成了“報道肯尼迪之死”。此后的數十年間，不斷有記者和新聞媒體就肯尼迪遇刺事件做出重新敘述和反思。芭比·澤利澤著、白紅義譯《報道肯尼迪之死：新聞媒體與集體記憶塑造》通過追溯記者對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敘事，探究了媒體記者在美國人集體記憶中的位置，哪些因素使他們成為可信的、權威的和首選的刺殺事件講述人。

記者，把自己合法化為肯尼迪遇刺事件的權威發言人。本文節選自《報道肯尼迪之死》，展示了記者如何“營造刺殺故事”。

刺殺事件發生的時候，事件混亂無序、報道時刻分布不均衡、記者不能獲得信息來源以及無法核實事實，導致 記者們錯失獨家新聞和第一見證人，又因各類干擾和技術原因出現各類失誤報道。（失誤的故事可參考→ ）

他們對自身權威受到的限制表示擔憂，但通過將現場判斷和預感確立為“真正”專業的標志，他們又在報道成功的故事中歡慶自己克服了上述限制。 這種說法是矛盾的，因為雖然記者把即興和本能行為稱為“自然”出現的實踐，但實際上基于即興與本能的報道是記者應對新聞共同體施加壓力的適應行為。 因此，“憑直覺”行事的說法一般不用于為個人錯誤開脫，而更多的是維護與之有關的新聞文化的重要性。 權威實際上來自新聞共同體。

成功的故事通常采取下列三種形式中的某一種，記者不同程度地聲稱自己是“最快的”“最好的”和“唯一的”。

成為最快的

肯尼迪遇刺事件要求記者采取不可預測和非常規化的方式行事，這些方式也是媒體長期和獨家關注的焦點，使記者有機會在報道肯尼迪遇刺事件時實現一系列“最快”。權威則來自此類報道。

記者用“成為最快的”來指代肯尼迪事件發生后盛行的報道風格。在肯尼迪死亡事件中，“成為最快的”這一新聞展現方式不同于媒體對其他事件的呈現。例如，雖然廣播在哈定總統逝世報道中所起的作用挑戰了新聞實踐的既有觀念，但它遠沒有在肯尼迪遇刺報道中所起的作用那樣持久。在此之前，電視記者尚未有機會在報道此類事件中發揮核心作用，當然也不會像在周末刺殺報道中那樣有過如此持久的影響。

這種情況為記者制定了各種指導方針以便在報道刺殺事件時考慮到自身的權威。首先，沒有類似事件可供大多數記者去“排練”培養專業經驗。其次，在刺殺報道期間，媒體需要持續報道，這要求記者長時間以并不熟悉的方式行事。因此，肯尼迪遇刺事件所帶來的“第一性”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因為它設定了不同于常規報道的環境，而且因為它長時間維持著這種環境。

這些情況帶來的新聞實踐的差異擴展了合適的專業實踐的概念。例如，中斷計劃好的節目并維持這種中斷狀態被視為不同類型的“第一”，它提高了廣播電視網的地位。其他媒體也有類似不同尋常的舉動，如重刊雜志或發行另一版本的報紙。

NBC記者羅伯特·麥克尼爾在刺殺發生當晚很好地闡述了這一事件的新奇之處：“這是記者發現自己在半夢半醒之間仍陷入沉思的那種日子中的一天……在這個時刻可能發生的事就是你的腦海里有時會想到的最極端的事情，但是你匆匆忙忙地忽略了它，因為最極端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你將自己的思緒轉回到總是會發生的普通事情上。”當最極端的事情確實發生時，記者必須通過新方法進行權威性闡釋。這是因為“舊方法”已經沒用了，找不到信源、情況未定，可靠的事實核實方法也行不通。與此同時，要求記者提供信息的制度性壓力始終存在。因此，信息供給既是一種制度上的需要，也是一個專業目標。這與新技術創造的新需求交織在一起。

維持臨場發揮

據記者所述，他們通過臨場發揮、重做已完成的任務以及在最后時刻重新組織故事，來恢復其在被指定的任務中的權威。《新聞學季刊》稱贊了當地WBAP電視臺記者羅伯特·韋爾什（Robert Welsh）的行為，當時警方拒絕讓他進入帕克蘭醫院，但他開車經過路障，穿過街壘，直接沖到了醫院入口。在回顧中，梅格·格林菲爾德（Meg Greenfield）回憶了報道是如何“在截稿前被歇斯底里地重新制作出來的”。

報刊界也受到了贊揚。僅周五一天，報紙就發布了多達八個“號外”。報紙創造了新的銷售紀錄，11月26日的《紐約時報》賣了1089000份，比日常銷量增加了近40萬份。對已有的新聞報道進行重印、重置與重做都極大地突破了報紙印刷的正常工序。

周刊在周五下午截稿前仍奮力工作，受到了公眾的認可。三家主要新聞雜志的工作人員都受到了稱贊，因為在周末刺殺事件中，“盡管截稿時間緊迫，但是他們仍盡力在雜志上刊登了所有信息”。《新聞周刊》、《時代》周刊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編輯在這些雜志前面的部分留下了足夠多的空白，因為他們在最后一刻增加了數十頁新鮮內容。《時代》周刊與《新聞周刊》受到了稱贊，因為它們重新刊發了兩次，一次是在奧斯瓦爾德被殺后，另一次是在《達拉斯新聞晨報》發布奧斯瓦爾德被殺照片之后。《展望》雜志早早將一篇題為《肯尼迪可能會去世》的封面文章送至報刊亭，并向經銷商發放了粘貼標簽。

當NBC記者比爾·瑞安正在準備下午2時的電臺新聞播報時：

一個有些心慌意亂的工作人員沖進他的辦公室，大喊道：“立刻回到電視前！總統中槍了！”當時是下午1時45分，正值NBC停播午休時間……在技術人員倉促地安裝好一條拼湊而成的電話線后，NBC才能告訴全美人民，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中槍了。即使如此，NBC也不能向焦慮的美國民眾告知肯尼迪總統的生死，因為它也不知道。在1963年，沒有衛星連接，沒有微波轉播，沒有現場記者第一手的報道。瑞安和切特·亨特利坐在壁櫥大小的工作室里，不僅要競相去報道新聞，還要去了解發生了什么。

這些故事反映了記者在臨場發揮方面尷尬而又成功的嘗試。記者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即他們是如何很好地適應了最新的變化，為此甚至不惜重做已經完成的任務。最終他們的工作能力也很好地反映了雇傭單位的能力。

廣電行業決定連續報道哀悼者瞻仰肯尼迪靈柩的隊伍，這是臨場發揮的一次全面嘗試。NBC對送葬隊伍長達42小時的馬拉松式的直播（安靜的背景音樂響起時可以播放）是這一決定達到高潮的體現，它在廣電行業實屬破天荒之舉，也被稱為“電視最精彩的時刻”。新聞工作者因其良好的新聞品位與新聞敏感而受到稱贊，“最后的悼念儀式沒有受到報道活動的干擾，這顯示了電視報道新聞時的尊嚴和成熟度”。這些評價表明電視記者臨場發揮的能力受到了高度認可，盡管他們在報道哀悼事件時做出的調整與專業記者偏愛的調查式和侵擾式做法相悖。

維持直覺

“成為最快的”的另一些報道故事則聚焦在新聞“直覺”或指導記者工作的本能上。對報道刺殺事件及其不可預測的情況缺乏明確的規則，意味著記者并不總是知道該做什么。當湯姆·威克從另一名記者那里聽到肯尼迪遭槍擊時，他認為自己就是依靠直覺來報道的：

赫斯特頭條服務的瑪麗安娜·米恩斯（Marianne Means）掛了一個電話，跑到我們一群人面前說：“總統被槍擊了，現在在帕克蘭醫院。”那天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想我之前已經知道，但那一天變得更加清楚，那就是記者必須相信他的直覺。當米恩斯小姐說出那八個（英文）詞時，雖然我不清楚是誰告訴她的，但我知道消息絕對是真的。每個人都相信了……那天記者沒有用任何普通方法或花費時間檢查及復核事實。他不得不繼續報道，與他交談的人是怎樣的，他所知道的人們的反應是什么，兩個孤立的“事實”組合在一起又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的直覺感受是什么。

面對奧斯瓦爾德被一名黑衣男子槍殺這條消息，哈里·里森納（Harry Reasoner）的“直覺告訴他最好不要播出”。記者們承認自己有新聞預感，覺得達拉斯會出現一個“大新聞”；在刺殺發生前的定期新聞通氣會上，CBS的新聞主管們已經討論了在達拉斯發生敵對示威活動的可能性。還在機場的時候，“通常不會理會機場人群”的《時代》周刊記者休·賽迪“從記者專車的座位上起身，感受到了普遍的緊張氣氛”。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Henry Brandon）趕往達拉斯，因為他認為達拉斯可能會有麻煩。一位奧斯汀的編輯預測肯尼迪在完成達拉斯之旅時肯定會發生什么事，達拉斯的兩家報紙則刊登社論要求公眾克制對總統的情緒。記者的新聞直覺也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回報，就像CBS記者丹·拉瑟敦促電視網派遣額外的記者來報道肯尼迪的達拉斯之旅一樣，至少有一種說法是，拉瑟的這一預感使他在CBS里快速升職。

回過頭來看，盡管很難明白記者的新聞直覺究竟是怎樣偷偷溜進新聞報道的，但在報道一件不可預測以致難以駕馭的新聞事件時，“我早就告訴你是這樣”的記者立場卻幫助他們重新獲得權威，通過直覺預測事件的能力被看作真正的專業行為。記者利用直覺來降低“成為最快的”情況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借此抵消他們對新聞事件的一知半解。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故事使得記者可以將他們的刺殺報道視為自然而然且源于直覺的。這樣做強化了他們對權威的主張，并且似乎可以避免一些報道的差錯，盡管依賴直覺這一事實實際上是新聞實踐具有適應性的表現。

因此，“成為最快的”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記者是如何通過敘事將臨場發揮和直覺行為視為新聞的真正標志的。能夠迅速應對不可預測的情況，根據預感變通既定報道規則和程序，并正確地做到這一點的能力被吹捧為專業性的標志。記者講述自己如何依賴臨場發揮、重新定義和新聞直覺來有效地報道刺殺事件，因此即使是不被正式的新聞專業實踐所看好的行為，他們也稱其是符合專業性要求的。這樣一來，他們便在重述刺殺事件時為自己建構了另外一種權威角色。

1963年11月23日，《每日郵報》等報紙刊登11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時的現場照片及報道

成為最好的

當“成為最快的”強調了新聞實踐的即興和直覺維度的時候，“成為最好的”則讓記者探索更多的實踐形式。例如，在報道肯尼迪遇刺事件時，“成為最好的”意味著快速傳播；在報道他的葬禮時，“成為最好的”則意味著虔誠、慢速、安靜的報道。詹姆斯·賴斯頓和弗蘭克·麥吉很好地詮釋了“最好的”報道的不同形式：賴斯頓在刺殺事件發生后的第二天寫了慰藉性的專欄文章，麥吉則哽咽著發布了肯尼迪死亡的消息。

對電視記者來說，肯尼迪葬禮尤其為他們提供了“做到最好”的機會。電視記者為了適應播報送葬者隊伍的決策，產生了大量不同以往但又可以接受的新聞實踐。例如，廣電行業因為取消了廣告而受到贊揚，根據估算，這一決定的代價是300萬美元的直接花費與3000萬美元的廣告收入損失。電視也因為有效地“對電視有史以來最多的觀眾進行播放”而得到贊譽。這種贊美往往是以新聞專業技能為背景的。正如行業期刊《廣播》雜志所說：“如果沒有廣電行業從業者在日常業務實踐中獲得的經驗，那么他們對11月22日至25日意外事件的報道是不可能完成的。”

諷刺的是，“成為最好的”把在其他地方可能被認為是專業失誤的行為合法化了。例如，在1964年聯美電影公司的紀錄片《十一月的四天》中，一名當地記者沖進達拉斯電視臺，說著“請原諒，我有點喘不過氣來，但……”這名記者氣喘吁吁地對主播和電視觀眾說的這番話，成了對肯尼迪遇刺事件最初的介紹。除了成功地傳達了新聞的重要性，這句話還表明專業電視評論員的鎮定舉止是多么的不合時宜。同樣地，“成為最好的”還暗示以專業方式來報道刺殺事件需要其他一些可能并不尋常的特質。在一篇題為《如果事情與你有關，你能否保持冷靜……》的特別專欄文章中，《星期六評論》通過強調記者的“特殊才能”和“訓練”來評估記者的表現。編輯理查德·托賓認為，記者需要“在高度緊張的新聞事件中保持冷靜”以完成報道任務。

但是“成為最好的”并不意味著對所有記者來說都是一回事，也沒有一套可以指導所有刺殺報道的規范。這在記者“成為最好的”的不同故事中有所體現，也為記者提供了足夠多的背景，使他們能夠展現他們心目中最好的報道實踐。

成為最專注的

對于許多記者來說，“成為最好的”意味著“成為最專注的”，這可以用為了完成指定任務所經歷的個人自我剝奪程度來衡量，包括睡眠不足、無暇吃飯以及假裝冷靜等。梅格·格林菲爾德講她一直到星期六才能回家，與其他記者走在一起的時候，處于一種“脫離肉體、情緒高漲的亢奮狀態”。ABC新聞部總裁說，深夜召開的規劃會議使工作人員無法獲得超過三四個小時的睡眠。記者比爾·西曼斯（Bill Seamans）“被迫（已連續工作36小時后）休息，他的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疼痛不堪，以至于他無法強行完全睜開眼睛”。NBC記者比爾·瑞安一直強忍著情緒，結束播報后才“哭得一塌糊涂”。沃爾特·克朗凱特直到結束節目主持才意識到，“我仍然穿著襯衣，盡管我的秘書幾個小時之前就把我的夾克放在我的椅背上了”。在每個案例中，奉獻精神都源于記者將公眾知情權置于個人基本需求之上的能力。

成為最有人情味的

對于其他記者來說，“成為最好的”則意味著“成為最有人情味的”，他們展現出了暫時放棄專業風范的能力。比如用顫抖的聲音播送刺殺事件的新聞。一個改稿員“被要求下播，因為他無法繼續下去，不得不用另一個改稿員替換”。NBC的弗蘭克·麥吉和CBS的沃爾特·克朗凱特都曾在節目中哽咽著說不出話來。克朗凱特在向觀眾播報新聞時，“因為情緒激動而破音，并抹去眼睛里的淚水”，他摘下眼鏡，然后又心神不寧地戴回去。

后來克朗凱特很高興地談論到他如何回應一通來電。在他播報肯尼迪遇刺事件后第一次休息時，他接聽了一通打進演播室的電話，來電者譴責CBS允許克朗凱特主持播報。“我是沃爾特·克朗凱特，”他憤怒地說道，“而你是一個該死的白癡。”然后他重重地放下聽筒。這類故事的廣泛傳播表明，記者會用它們來解決刺殺報道導致的個人行為和專業要求之間的不協調。

成為最精通技術的

記者在他們的許多故事中都談到了技術，而“成為最好的”也意味著“成為最精通技術的”。刺殺故事表明了記者所使用的技術的勝利，而這通常意味著記者是用技術而非他們本身來報道事件的。湯姆·威克把他在達拉斯沃斯堡機場時從電視上看到的肯尼迪遇刺現場目擊者的采訪寫入了自己的書面報道中。NBC的弗蘭克·麥吉在播送新聞時，手里抓著電話，逐字重復電話另一端記者的話。帕克蘭醫院外的紙媒記者都擠在收音機周圍，等待總統的消息。

記者描述了他們如何在技術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完成了報道任務。威克提到一個事實，即他作為一名報紙記者，那天在沒有記事本的情況下完成了在達拉斯的報道。NBC記者比爾·瑞安也有類似的表述，他后來回想起閃光演播室的具體條件時，提到了它“缺乏技術上的先進性”。“我們甚至沒有一個固定的新聞演播室，”他說，“我們不得不去所謂的紐約閃光演播室，那是一個小房間，里面有一臺黑白攝像機。”丹·拉瑟后來還把一個在悲劇中使用電話的故事變成了一個成功的典范。當時他正在試圖通過電話核實肯尼迪的死訊，在某一刻，他在兩條線路上同時與達拉斯當地記者埃迪·巴克和紐約辦公室的人通話。拉瑟這樣回憶道：

我一只耳朵聽著巴克重復帕克蘭醫院官員在貿易商城告訴他的事情。我試圖同時看、聽很多東西。我的頭腦在高速運轉，試圖搞清楚情況，試圖保持鎮定，試圖預見可能發生的事。當巴克再次說他被告知總統已經死了，我說：“是的，是的。這也是我所聽到的。他已經死了。”一個聲音傳過來了：“是什么情況？”我以為是巴克在問我。事實并非如此。“是什么情況”這句話是一個紐約的電臺編輯說的……我當時聽到有人在說什么，隨后我清楚地意識到了，是紐約辦公室的某個人正在宣布“丹·拉瑟說總統已經死了”……我開始對著電話大喊，說我沒有授權發布任何公告或其他類型的報告。混亂再次爆發。有人告訴我，我不止一次說了肯尼迪已經死了，我說了兩次。現在我搞明白了：我一直回答的不是巴克的問題。

拉瑟后來回憶說，當時他一直在思考他這樣做可能產生的后果：“我突然意識到，我可能已經犯了一個不可理解且難以原諒的愚蠢錯誤。”整整半個小時后，官方才確認肯尼迪死亡，等待的過程很緊張。他知道“如果這個消息錯了，我就要另謀職業了”。事實上拉瑟是對的，盡管他驚惶不已，但這成就了他正確使用技術成功報道的傳奇。

新聞工作者提到的技術工具——記事本、鉛筆、攝像機或演播室——都被用來證明他們試圖以專業的方式進行刺殺報道。因此，記者努力彌補事件原始狀態的方式構成了討論專業性的一塊基石。記者認為自己是合法的專業人士，因為他們克服了技術的局限性，使技術為他們服務。在記者通過重述確立他們的權威時，這種說法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

因此，“成為最好的”使得一些新聞實踐變得合法化，記者也通過這些實踐來宣稱自己的新聞專業性。在“成為最好的”這一故事中，記者擴大了臨場發揮和直覺行為的范圍，借由此，他們恢復了對刺殺事件進行重述的權威。

成為唯一的

“成為唯一的”為記者提供了一種展示個人表現的途徑。雖然媒體上滿是關于記者如何根據直覺行為而非正式的專業規范來掌控報道的事例，但“成為唯一的”聚焦的是這種行為的個體維度。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這些人將成為刺殺報道中的名人。

“成為唯一的”為某些記者和新聞機構的傳奇和實踐喝彩。在日常新聞中，“成為唯一的”往往是一種臨時性的分類，因為一個記者對一則報道的興趣是由其他從事同樣報道的記者所確證的。因此在周五下午的刺殺事件中，第一條關于肯尼迪死亡的確認信息出來后，就會有許多報道予以跟進。不過，只有第一個確認肯尼迪死亡的記者獲得了特殊地位。

合眾國際社的梅里曼·史密斯一度被認為是唯一一位發送總統被槍擊消息的記者，這主要歸功于他在記者專車上的前述電話糾紛。威廉·曼徹斯特說道：

12點34分，合眾國際社發出了公告，兩分鐘后，總統專車才抵達帕克蘭醫院。現場目擊者還沒緩過神來，消息就已經在全世界傳開了。對于那些傾向于相信他們聽到和讀到的每件事的人來說，數字3（槍擊次數）似乎得到了權威的認可，許多曾在廣場上以為只聽到兩聲槍響的人后來都修正了他們的記憶。

一旦記者專車到達能夠使用公用電話的地方，史密斯就不再是傳送肯尼迪被槍殺消息的“唯一一位記者”，但這并沒有影響此項成就給他帶來的地位。后來他因此獲得了普利策獎，合眾國際社在其內部刊物《合眾國際社記者》上再版了他的報道。合眾國際社將他的報道稱為“一個歷史性的紀念品……因為它展示了一位頂級記者如何處理他那一代最緊急的突發新聞”。

另一個“成為唯一的”的故事是關于KRLD（CBS附屬機構）新聞主管埃迪·巴克的，他最先報道了肯尼迪的死訊：

我認識的一位在帕克蘭醫院工作的醫生找到我，他正在哭泣……他得知肯尼迪總統已經死了。當我在電話里發布這一消息時，電視網驚慌失措。那時還沒有官方公告，信源的有效性受到了質疑。然而，我知道這個人是值得信賴的，所以不斷重復說總統已經去世了。

在一位觀察者看來，巴克決定在未經官方確認的情況下宣布總統的死訊，這可能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新聞事件……也是廣電新聞史上對單一信源進行的最偉大的倉促判斷之一”。

其他“成為唯一的”的故事在刺殺事件發生后很長時間內仍然是獨家新聞。沃爾特·克朗凱特拿掉眼鏡擦拭眼淚的舉動，為主持新聞節目增加了新的限制，但很少有記者認為這是可以效仿的行為。相比之下，托馬斯·湯普森（Thomas Thompson）在警方找到奧斯瓦爾德的妻子和母親之前就對她們進行了獨家采訪，他的獨家新聞“遠勝于《生活》雜志所做的其他采訪”。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在肯尼迪葬禮后對杰奎琳·肯尼迪進行了采訪，將肯尼迪時期命名為“卡米洛特”（Camelot），這一比喻在新聞界流行多年。在這次采訪中，杰奎琳·肯尼迪透露，她的丈夫在睡覺前喜歡播放音樂劇《卡米洛特》的唱片。

有時，“成為唯一的”可以幫助記者將報道失誤轉化為報道的勝利。在奧斯瓦爾德被殺的那個早上，哈里·里森納正在CBS主播臺上工作：

奧斯瓦爾德被槍殺的那一刻，CBS正在播放來自華盛頓的現場報道……里森納正在一臺閉路監視器上收看關于奧斯瓦爾德的報道，他看到了或者至少看到有一些事發生了。雖然里森納以往很少表現出情緒失控，但是此時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又坐下去，尖叫著要求控制室轉線到達拉斯……幾秒鐘后，轉線成功……幸虧有錄像帶，CBS很快就能播出槍擊案的“即時回放”。

有趣的是，CBS“錯過”了對該事件的最初報道這一事實，從機構的角度來看就變得十分耐人尋味，刺殺的場景雖然被CBS的攝像師記錄了下來，但直到事后才在電視上播出。因此，記者確實“在場”，只是沒有得到機構的合法化或是支持。

記者還講述了更多字面意義上的“成為唯一的”的故事：理查德·斯托利是特勤局特工觀看扎普魯德影片時“唯一在場的記者”；亨利·布蘭登是11月22日在達拉斯的唯一的外國記者；詹姆斯·奧爾特根斯是唯一一位拍攝到肯尼迪遇刺現場照片的專業攝影師。與這些故事纏繞在一起的是一種青史留名的觀念：湯姆·佩蒂特之所以“在奧斯瓦爾德被槍殺的現場創造了電視的歷史”，正是因為他曾是出現在電視直播中的“唯一一位電視記者”。

因此，記者運用關于刺殺報道的媒介化敘事更多反映了既有的新聞實踐界限。當指導如何報道刺殺事件的線索無法在正式的專業規范中獲得時，記者用失誤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報道是否恰當的關切，用成功的故事來彰顯他們的現場判斷和新聞預感。無論是有關報道失誤還是報道成功的故事，都嵌入了一種關于專業性、技術以及維護新聞權威的替代性方式的話語。

記者使用敘事重現了他們進行積極的自我評價的三種方式。第一，“成為最快的”通過強調記者的即興和本能行為，開創了正式的專業行為規范。第二，“成為最好的”闡述了允許記者按照直覺行事和臨場發揮的活動范圍。第三，“成為唯一的”則將記者個人與專業性的即興和直覺特質聯系起來。對這些“成為最快的”“成為最好的”“成為唯一的”觀念的依賴表明，新聞專業性從不道德的新聞競爭中走出了多么有限的一段距離。

關于刺殺報道的媒介化話語的大量激增表明，它被不斷鞏固成一起對專業記者至關重要的事件。記者間的非正式網絡使得他們能夠通過使用話語重組已有的新聞實踐標準，這不是偶然的。這些網絡有助于增強記者作為一個獨立的闡釋共同體的地位，而證明其共同體成員身份的話語的不斷循環反過來又強化了這一共同體的 邊界。

試讀《報道肯尼迪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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