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后，是誰在挑戰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后，是誰在挑戰毛主席的領導地位？

1937年12月毛主席（右三）與張國燾（右一）等人合影

遵義會議是毛主席作為中共領袖的起點，標志著毛主席已經進入領導核心。但此時，他的領導地位還沒能完全確立，還有人向他的領導地位發起殘酷的挑戰，這個人就是紅四方面軍的靈魂人物、主要領導張國燾。

在遵義會議上被拉下領導高位的李德，后來在他的回憶錄里寫了這么一句話：在遵義會議之后的最初幾年里，他（毛主席）的權位相對來說還不夠穩固。在這一段時間里，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受到嚴重的考驗和嚴重的挑戰。

遵義會議之后，黨中央做出把“遵義會議精神”向共產國際匯報的決定。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共產國際下屬的支部，在遵義會議上改換了領袖、改變了路線，這兩點都需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

而且遵義會議上，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給拉下領導高位，他事后必然會找機會向共產國際“告狀”。只不過是因為上海的秘密電臺被敵人破壞掉了，使得中共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因此，只能找其他途徑向共產國際匯報。

為此，張聞天和毛主席商量后，決定派人前往上海，一是恢復白區地下工作，二是在上海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挑選的第一個人是潘漢年，他有著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以及與國民黨打交道的經驗。

但潘漢年沒有出席遵義會議，必須還要另派一位職務更高的人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五位常委當中，毛主席、周恩來和張聞天無法離開紅軍，博古不合適，只剩下陳云是最合適的人選。

黨中央安排潘漢年先行一步，陳云隨后再去上海。到了上海以后，潘漢年見到了臨時上海局負責人。他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到不久之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

而且，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也在上海被逮捕，使得中共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陳云到了上海之后，在宋慶齡的幫助下，于8月5日離開上海，前往蘇聯。8月下旬，潘漢年也跟著乘船前往蘇聯。

陳云和潘漢年到達莫斯科的時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剛結束。共產國際對遵義會議的消息一無所知，但還是把毛主席和王明、張國燾、朱德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王明被選入主席團，季米特洛夫負責處理中國問題。

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共產國際作出決定派遣一位化名為張浩的資深中共黨員，前往中國尋找并聯系中共中央。張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張浩離開莫斯科的時候，陳云和潘漢年剛剛抵達莫斯科。

陳云和潘漢年的到來，讓共產國際非常開心。陳云一行帶來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對中共中央和中國紅軍的情況進行了詳細匯報，讓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中共代表團了解了中國革命真相。

共產國際充分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并對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表示贊賞，這對毛主席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勝利。季米特洛夫等人察覺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形勢和條件的估計，同實際情況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毛主席和張國燾

被拉下核心領導地位的李德曾回憶，博古本來寄希望于遲早同共產國際執委會（王明就是中共在共產國際的代表）恢復聯系，就能夠糾正遵義會議定下來的政治路線，那也就意味著他還可以打個翻身仗，而這是毛主席所擔心的。

陳云的蘇聯之行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使命——向共產國際詳細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實際上，能取得這樣的結果，毛主席本人在遵義會議上采取的正確策略，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毛主席的策略是：肯定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張聞天取代博古為中共中央負總責，博古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博古的錯誤定義為“右傾機會主義”，這三條策略大大減少了來自王明的阻力。

這就是毛主席的大智慧，凡事預料于先。陳云一行圓滿的蘇聯之行，讓博古企圖翻盤的希望落空，也使得李德喪失了去共產國際告狀的勇氣。陳云一行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的時候，消瘦的張浩正在穿越蒙古沙漠。

張浩作為共產國際的特使，此番回國的使命是，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并恢復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系。他臨行前把共產國際的七大文件背得滾瓜爛熟，全部記在腦子里，然后什么都不帶，直奔中國。

為了能夠盡快找到中共中央，并且避免坐火車進入被日軍占領的東北而涉險，他選擇從蒙古橫穿沙漠，直奔陜西，尋找中共中央。1935年12月，張浩到達陜北定邊，馬上趕往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

就在這個時候，紅四方面中的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向毛主席的領導地位發起了嚴重挑戰。張國燾出身于北大學生，是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得意弟子，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活動能力，而且本身有特別強烈的領袖欲望。

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時，張國燾作為北京大學的學生、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得意弟子，趕來上海后發現，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中共一大的組織者李達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之間存在矛盾，他趁機取代李達成為一大主持人。

就這一個舉動，讓張國燾在一大上一躍成為中國最早的三位領袖人物之一：一大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當選為常委。

1931年4月下旬，顧順章護送張國燾和陳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據地，不久后，張國燾擔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此后，他一直都是鄂豫皖根據地的首腦，鄂豫皖根據地是僅次于中央蘇區的根據地，地位非常重要。

所以當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張國燾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地位僅次于毛主席。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后，張國燾率部不斷西移，轉移到了川陜邊區，改稱“川陜根據地”。

朱毛紅軍整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賀龍與任弼時指揮的是第二方面軍，張國燾率領的是第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是徐向前，政委是陳昌浩，張國燾是軍委主席。紅四方面軍沒怎么受損，所以兵力多達8萬多人。

毛主席

而紅一方面軍在湘江戰役之后，兵力銳減為3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張國燾手里的兵力將近是毛主席手里的兵力的三倍。1935年6月16日，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毛主席率黨政高級干部四五十人迎接張國燾。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決定由中革軍委統一指揮，軍委主席是朱德，副主席是周恩來和王稼祥，會師后，增補張國燾為副主席。但張國燾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野心膨脹，他仗著自己兵多，與毛主席爭奪領導地位。

到后面，張國燾的這種爭奪與挑戰最終演變成了陰謀與算計，甚至試圖對毛主席動用武力。好在毛主席有著極為敏銳的洞察力，及時識破張國燾的陰謀與算計，擺脫了危機。但張國燾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遠，越陷越深。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和原一方面軍建制的第五軍團南下，竟然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然后以他自立的中央的名義，宣布開除毛主席等人的中央委員以及黨籍，公然徹底分裂黨、分裂紅軍。

好在當時毛主席率領紅一方面軍堅持北上，終于在1935年10月19日抵達陜北吳起鎮，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安定下來之后，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于11月12日致電張國燾：不得冒用中央名義，只有一個中央！

哪料到，張國燾倒打一耙，反過來以強硬又咄咄逼人的口氣，復電，公然指斥毛主席代表的黨中央，不得再冒用中央的名義，甚至還宣布取消一、四方面軍，還要毛主席把這邊的情況報告給他，由他批準。

事情演變到這里，已經導致中共和紅軍面臨著大分裂的嚴重危險，所以，后來，毛主席把和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這段日子，看作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歲月。以毛主席和張國燾為首的兩個黨中央對峙，互相誰也不服誰，怎么辦？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從蘇聯橫穿蒙古沙漠的張浩及時出現在了陜北。他出席了1935年12月在陜北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浩除了向大家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外，還代表共產國際明確表態支持毛主席。

張浩不僅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也和張國燾有過患難之交，而這次，他的身份是共產國際特使。于是，中共中央決定，由張浩出面，以共產國際特使的身份，對張國燾進行說服工作，張國燾不服從黨中央，那總應該服從共產國際吧？

張浩抵達陜北后，就致電張國燾，張國燾接到張浩的電報，喜出望外，表示，張浩不必到川康地區，就暫留在陜北，彼此可以通過電報商談各項問題。此后，張浩接連致電張國燾，告訴他關于共產國際對維護中共黨內團結的態度。

張浩在電報中明確表示，共產國際委派他來解決紅一、四方面軍的問題，他帶來密碼，在陜北可與共產國際直接保持電報聯系。至此時，張國燾在電報里向張浩表示，他所代表的黨中央愿意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就這樣，在張浩和張國燾來來回回的電報聯系中，張浩明確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兄（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話說到這份上了，張國燾只好乖乖取消了他所代表的那個“黨中央”。

張浩

在張浩的影響下，中共和紅軍終于避開了大分裂的最嚴重局面，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三大紅軍主力終于組成一支統一的軍隊。至此，張國燾挑戰毛主席領導地位終于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