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燕”到“家鴨”，紅色文豪高爾基是如何墮落的？

1900年高爾基與托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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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時期的城市，第一條主干道叫列寧大街，第二條通常就叫高爾基大街。高爾基這位蘇俄文學的泰斗，一生曾有過多次“自我否定”的價值觀大跳躍。對他的評價像來回烙餅一樣不停地翻個兒。在1992年否定高爾基的浪潮中，高爾基、法捷耶夫等人的書作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憤怒者付之一炬。他曾被譽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與列寧發生沖突，成為“不合時宜者”的代表。

按理說，不能接受列寧式的革命，就更無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卻在斯大林的召喚下回國，并成為吹捧斯大林體制的“御用作家”的領軍人物，“紅色文豪”。有人形容，高爾基這只“海燕”“變成了一只誘捕不同觀點野鴨的“家鴨”。他是不明就里，還是思想誤入迷途?是圣徒還是猶大?

一、從“海燕”轉變為“不合時宜”者

高爾基原本是草根作家，1905年以前，他基本屬于文學圈內人。他的政治觀點是改良主義，與知識界主流思想一樣。但他同情革命，伸張正義，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同時又是反對暴力革命的人道主義者。1906年初，他去了法國和美國。美國是個市民社會，本國作家也不像歐陸國家那樣被尊為“文豪”，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實話實說的政論家、思想家和名記者。高爾基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到“冷遇”，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傾化。用蘇聯時期的語言說，在列寧的幫助下，高爾基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革命性大大增強。小說《母親》《仇敵》《夏天》《懺悔》，反映了工人運動，高爾基從布爾什維克的同情者轉變為布爾什維克狂熱的擁護者，從追求個性解放變成要求個性服從集體的集體主義崇拜者，從主張用仁愛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變為贊成暴力革命。也有人認為，高爾基的轉向與他私人生活有關。此時他與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女演員、交際花瑪麗娜熱戀，被列寧稱為“奇人”的瑪麗娜美貌，而又熱衷于革命冒險活動，還是一筆遺產的執行人，她點燃了高爾基心中的革命烈火。1907年，高爾基以獨立代表身份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此后他成為比列寧更為激進的“極左”活動家。當時的極左派，如盧森堡、托洛斯基等人的政治經濟主張雖然激進，但主張黨內民主、自由爭論，反對列寧強調的集中統一的幫會式“鐵的紀律”。托洛斯基之所以1917年5月才加入布爾什維克，以及高爾基一度認同孟什維克，都與此有關。

十月革命

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而后發生十月革命。如果說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奪權后的主要訴求仍然是憲政民主。只是到了次年1月，布爾什維克在自己主持的選舉失敗后，才以武力驅散議會、廢除憲政，改行專政，民主革命隨告終結。實際上，斯托雷平改革嚴重挫傷了自由派，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左轉，臨時政府在幾個月內數次更迭，自由主義者陸續離開，社會主義者成為主導。因此，即使沒有十月革命，出現清一色的社會主義政府也已是定局。布爾什維克實際是從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手中奪權。二月革命后一開始就廢除了斯托雷平的資本主義改革，建立了臨時政府與蘇維埃的二元政權。不久，臨時政府也由社會主義者主導。因此，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實在大成問題。十月革命不過是一批社會主義者趕走了另一批社會主義者。這就不難理解，作為社會主義者的高爾基為什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

十月革命時，高爾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維克的立場上看待這場“革命”。尤其在新當權者開始封殺孟什維克后，高爾基用募捐主辦的《新生活報》便成為孟什維克聲音的主要來源。不愧為大文豪的高爾基，用大量文學語言對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徑進行了鞭撻和批判。他說：“這是一場沒有精神上的社會主義者、沒有社會主義心理參與的俄國式的暴動，是小市民動物性的大釋放，下一步它將會轉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為時不遠了”。他指出：在這次事件中，“無產階級既不寬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沒有創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東西。布爾什維克斷送了、掏空了、毀壞了祖國，把俄國作為一個瘋狂的大實驗場，把人民變成他們革命夢想的試驗品”。“列寧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場極端的獸性試驗，列寧為了自己的試驗讓人民血流成河”。布爾什維克煽動起農民“劫不義之財”的投機心理，把私有財產說成是剝削所得，趁火打劫。這場以“人民”為名義的革命假借人民的名義，人民不過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對革命只是一種材料，一旦他們有了自我意識，革命者就會毫不猶豫地懲罰他們。“蘇維埃的這一切行為只能激起我對它的敵視情緒”。類似言論在高爾基的文集《不合時宜的思想》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這些惡毒的語言出自高爾基之手，很難與“無產階級作家”聯系起來。高爾基的價值天平又擺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場上。人們從《新生活報》讀出的不是“無產階級的海燕”、不是“紅色文豪”，而是承擔著“社會良心”角色的高爾基。這時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完全不是戰友，即使不是對手，也存在巨大分歧。他對布爾什維克野蠻行徑的揭露之尖刻程度，令人咂舌。他說：“不管《真理報》撒多少謊，它也掩蓋不了可恥的事實”。《真理報》經常發表以工人名義反駁高爾基的文章，但高爾基不為所動。他給列寧寫信說，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們習慣于“訴諸群眾”這一套。“你們謾罵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我從不想把自己的思想變成你們主義的附庸”。針對布爾什維克踐踏新聞自由、取締其他黨派的報紙，高爾基說：“我發現，《語言報》和其他資產階級的報紙被用拳頭堵住嘴，只是因為他們同民主派(布爾什維克的另一種自稱)是敵對的，這種做法是民主派的恥辱。難道民主派覺得自己的作為是不對的、所以懼怕別人批評?難道立憲民主黨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強大?只有用對身體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戰勝他們?剝奪出版自由，這就是對身體施加暴力，而這是與民主派的頭銜不相稱的。”他質問：為什么害怕與自己不同的意見，難道公眾的思想也要變成國有的嗎?要把國家變成巨大的監獄嗎?

高爾基承認俄國社會變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認為人道主義的理想在革命中發生扭曲，在不擇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對待文化遺產及科學家等問題上，他不斷與布爾什維克發生沖突。他在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說，全俄肅反委員會干了多少卑鄙齷齪的勾當，這個政權“正在激起我對它的反感”。捷爾任斯基說，這時的高爾基與反革命沒什么兩樣。斯大林說，高爾基是一具“政治僵尸”。列寧說，高爾基與我們的分歧日益加深。

高爾基譴責“契卡”隨便抓人。“契卡”只是看在列寧的面子上沒有動他。列寧對高爾基一直比較客氣，在高爾基和有關部門發生爭執時，列寧經常偏向高爾基。對高爾基要求釋放某某的求情，列寧也給過他面子。但列寧一再提醒他不要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一起，高爾基不聽，說：“如何評價知識分子的作用，我看他們是我國所積蓄的最寶貴的力量”。

列寧

列寧為何對高爾基如此寬容呢?列寧自己說，他對高爾基的遷就“決不是無原則的”。那么，列寧的動機是什么?筆者認為，列寧基于兩種考慮。高爾基與那個美女前妻瑪麗娜是一大筆遺產的執行人，他們給列寧們最多，尤其在布爾什維克最困難的時候。列寧念這個舊情，但這是次要的。列寧不是感情至上的人，對舊恩翻臉的事也不是沒干過。他主要還是利用高爾基在國際上的聲譽和能量。高爾基可以在國際交往中做政治家無法做到的事情。他是蘇俄政權能借之獲得外界捐助僅有的中介。在1921年的饑荒賑災中高爾基就出了大力氣，美國的大施主來俄國就是由他牽線搭橋的，即便出國后，他仍為此事奔走。列寧不動高爾基還有一個考慮：高爾基是列寧在知識界的最后一個朋友，從政治上需要保留這么一個“諍友”，以向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證明他的大度與開明。以列寧對高爾基的了解，他雖然經常冒出令人惱怒的“傻氣”，但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權一邊，不是蘇維埃真正的敵人。

不過，列寧的手腕十分老道。通常是由季諾維也夫唱紅臉，列寧唱白臉。高爾基為某某人求情，列寧當場答應，轉而把高爾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給季諾維也夫，并指示：“趕快動手”，然后再向高爾基表示遺憾：我也想救，唉，來不及了。即領了高爾基的人情，又顯示了自己文明形象。這一手段屢試不爽。

列寧還多次建議高爾基到下面走走看看。列寧終生都很鄙視農民，他認為群眾是落后的，先進的思想需要灌輸。因此，每當讓高爾基離開首都時，都是為了政治上的便當，以免他對鎮壓行動大驚小怪，弄得列寧礙手礙腳。

1921年，不滿蘇維埃政權的高爾基出國，先在德國，后在意大利長住，一去就是10年。

二、回國之路：轉向“合乎時宜”

在意大利，高爾基的日子并不好過。居住意大利的白俄僑民仍把他視為可惡的“革命海燕”。墨索里尼上臺后，他處于被監視中，廚師就是警察局的人。高爾基沒有打算久居意大利，沒有安置家產，他是懷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俄國的。客居他鄉、年老的高爾基思鄉之情越來越濃烈。看到蘇維埃政權不僅生存下來，而且正在日益發展壯大，他開始懊悔當初的情緒化。他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蘇聯“進入了新生時代”，“國內生活的進步越來越顯著，從旁觀的角度可以進行比較，俄國共產主義領袖們的驚人毅力令我嘆服”，“我相信他們可以找到阿基米德支點”。他開始從“不合時宜”的立場上退了下來，從過去譴責布爾什維克的獨斷專橫，轉而贊同黨的“一元化”和“政治一致性”。但他他知道，以他當年抗議新政權“濫施暴力”的態度，沒有最高當局的首肯，任何回國的邀請都是無用的。其實，斯大林對高爾基想回國又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臺階下來的心理動向一清二楚。而作家本人可能還不知道，蘇聯國內圍繞他回國問題正在展開一場權力的較量。

1924年列寧去世后，蘇共黨內渡過了一段集體領導的“政治空白期”。隨后，斯大林相繼展開與托洛斯基、布哈林等的黨內斗爭。因高爾基與列寧的私交甚厚、且出國后的政治立場比較超脫，黨內斗爭的雙方都在爭取高爾基的支持。斯大林很重視高爾基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及其活動能量等“軟實力”。他在黨內根基不穩、合法性不足的情況下，非常需要列寧的“摯友”為自己增添政治砝碼。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高爾基在倫敦存放有大批檔案，誰都不知道這些檔案具有什么樣的殺傷力。高爾基作為黨內斗爭的重要資源而成為各派爭取的對象，這樣，高爾基高調回國便成為一項重大的政治事件。

斯大林指示新聞出版局局長做一些鋪墊工作。1927年10月27日，《消息報》以“向高爾基致敬”為名，宣布成立慶祝高爾基文學創作35周年和誕辰60周年組委會，原來組委會名單只是一些文化人，后來除斯大林外全部黨內高層都出場了。1928年，又紀念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36周年。秘密警察頭子雅戈爾組織了大量“各界民眾”的電報、信件發往意大利，抒發對“海燕”的思念之情。蘇聯國內似乎忘記了高爾基那些“不合時宜”的言行，竟滑稽地把他說成“十月革命的堅決捍衛者”。1928年，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命令，表彰高爾基“與反對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進行斗爭中做出的巨大貢獻。”同年，蘇聯人民教育委員會、全蘇共青團、全蘇職業協會、政治教育委員會等五大部委，聯合發布關于舉辦紀念高爾基活動的決議。莫斯科市委以致全市人民公開信的形式，要求普及高爾基的作品。各地都成立紀念委員會。對此，很多人大惑不解。一個作家為什么會享受到那么高的榮譽?1928年也是托爾斯泰誕辰100周年，比較對兩位作家的紀念活動，托爾斯泰簡直不算什么。當然也有人記得當年高爾基的言論，一些國內的文學組織就反對當局夸大其詞的贊揚，但這些不同的聲音對斯大林來說不過是“小菜一碟”。蘇共以中央委員會名義作出決議，認定對高爾基的攻擊是“胡作非為”，并對一些人進行了組織處理。

于是，高爾基的回國之路異常通暢，國家元首般的禮遇讓高爾基感激涕零。西方報紙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認為舉全國之力迎接一位作家回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高爾基成為蘇共黨內斗爭的“棋子”，“各派指望利用高爾基的招牌和聲望加強自己的影響”。盡管高爾基沒有像十月革命后那樣“口無遮攔”，小心翼翼地保持中立態度，但毫無疑問，他與斯大林走得更近。蘇聯政府為高爾基在莫斯科河畔建造了一座豪華住所，但大部分時間高爾基都住在距莫斯科100公里的斯大林別墅的附近。高爾基成為唯一可以隨便去見斯大林的人。他們“一個叼著煙斗、一個吸著煙卷，單獨聚在一起，喝著葡萄酒，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高爾基很清楚，他的回國是與斯大林有條件的交換，他與斯大林是“主仆”關系，回國的一切優惠都是“主人”的恩賜。他在日記和信件里稱斯大林為“主人”，經常有“沒有機會和主人談話”，“因為主人身體不適，沒有到我這里來，我明天要去看望主人”等文字。斯大林深知高爾基，他說：“高爾基虛榮心強，我們應當用粗繩索把他拴在黨的身上”，我們要用榮譽把他拴住，讓他知道，如不聽話就會失去很多東西，高爾基只要上了這個套，我們就要加以利用。

高爾基與列寧

三、紅色文豪：馬戲團的“丑角”

高爾基參加斯大林的政治游戲就注定要轉變價值觀，過去那個“不合時宜者”的社會良知徹底泯滅了。從30年代開始，高爾基對斯大林諂媚的用詞逐步升級。1931年，他寫到斯大林時，用事實敘述的筆調，如“斯大林同志說……”;1932年開始用贊揚的定語，如“列寧的忠實、堅定的學生”，“我們的領袖”，“列寧的繼承人、其能力日益增長的、強有力的領袖”;1934年則用“斯大林在世界的作用和意義，增長的越來越快”，斯大林是“第二個列寧”，“您是偉人，真正的領袖，蘇聯的無產階級是幸福的，因為領導他們的是一個在邏輯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稱第二個伊里奇的人”。高爾基成為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奠基者。

從1928年5月到1933年，高爾基每年回國住5個月左右的時間。在這期間，托洛斯基、布哈林先后被斯大林打敗。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清洗運動”。高爾基曾經在意大利給斯大林寫過一封長信，在承認斯大林權威的前提下，委婉地表示了對黨內斗爭的不理解。這時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爾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樣，以他犀利的筆鋒發出“正義的怒吼”，出人意料的是，高爾基自投羅網，甘心成為“斯大林的玩物”。現在大量公布的檔案資料證明，高爾基的轉變基于兩方面原因：首先是自身人格底線的崩潰，沾染權力后獨立性的喪失，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對沒有實際效果的文字抗爭的厭倦和絕望”。他承認，如果你不愿向制度作出妥協，你休想從那里得到任何東西。其次是他的虛榮，在國外的寂寞與回國后鮮花簇擁、眾星捧月般的迎來送往，形成鮮明的對比，他享受了任何作家生前都沒有享受到的榮譽，他認定蘇聯才是自己的家園。為了回國和自己的利益，政治立場是可以改變的。他與斯大林達成某種默契，當然這種交換的主動權不在高爾基手里，他必須以自己的表現成為“斯大林集中營中自由的囚徒”。

斯大林急需高爾基還有另外的謀略。蘇俄已經沒有了沙俄晚期文化的輝煌，而塑造革命史高爾基是最恰當的人選。斯大林還知道，俄國知識分子問題要比黨內斗爭復雜，黨可以靠“鐵的紀律”約束，知識分子的思想自由已有幾百年的歷史傳統，要改變知識分子獨立思考、與政權對立的習慣，讓他們成為黨的傳話筒，需要一個有權威的知識分子做表率才更有說服力。請高爾基回來，在制服知識分子方面可以起一種特殊作用。為此，斯大林下了很大功夫。只要高爾基踏上國土，就注定要扮演斯大林所希望的角色。羅曼·羅蘭稱回國后的高爾基像一只“鼻孔穿上鐵環的老熊”、馬戲團的“丑角”。茨威格則說，高爾基很清楚，全世界都等他證明，蘇聯等著他替他們說話，贊揚那里發生的一切，另一些人則等著他譴責，接下來要看高爾基的選擇了。

1929年，高爾基被安排參觀“索洛維茨勞改營”。此前這個勞改營的逃亡者在英國出版一本叫《地獄島》的書，揭露了勞改營中很多慘無人道的細節，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斯大林需要一個有分量的獨立作家駁斥這種“造謠污蔑”。高爾基是最合適的人選。據說，當局花費了一番功夫才說服高爾基前往，因為，此前他收到的很多訴冤求救的信件就來自這個勞改營。高爾基對整個安排心知肚明，但他知道不能說真相，只能按“主人”的導演意圖表演。高爾基游覽了勞改營后，在集會上熱淚盈眶，說：“我感到幸福、激動。這里所講述的一切不能不使人激動萬分。我從1928年起就注意到國家政治保衛局是怎樣對人進行再改造工作的，是你們成就了一項最偉大的事業……我對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全體工作人員令人欽佩的工作表示祝賀!這是偉大的斯大林同志以具有歷史根據和科學根據而創造的真正的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他這樣贊美勞改：“對人的原材料的加工，比對木材進行加工不知要困難多少倍。”曾經倡導“大寫的人”“文學就是人學”的高爾基，如今卻相信人只是“材料”，與木材相比更難“加工”。

1930年11月15日，《真理報》《消息報》同時發表高爾基最著名的政論文章《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這句話后來成為“時代語錄”，連斯大林也一再引用。1933年，高爾基帶領一群作家，到以政治勞改犯為勞力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工地，寫了一本書《以斯大林命名的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建筑史》，高爾基任主編。他在前言中大肆贊揚“國家政治管理局”和“契卡工作人員”，以強制勞動的方式把蘇維埃社會的敵人改造成“新人”，閉口不談上千萬人慘絕人寰的命運。索爾仁尼琴說，高爾基成為“俄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頌揚奴隸勞動”的人。西方則稱，高爾基已經徹底投降，成為斯大林政治的傳聲筒。斯大林授予高爾基“列寧勛章”，但還要從他身上得到更多的東西。

斯大林高度集中、統一的體系不允許任何組織游離于黨的領導之外。20年代，蘇俄的“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是一個群眾性的文學團體，喜歡黨內民主，不喜歡服從鐵的紀律。在高爾基的倡議和策劃下，聯合會被取消，成立了在黨統一指揮下的作家協會。高爾基親自參與了第一屆作協的組織工作，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在1934年召開的第一屆作協大會上，高爾基作了主題報告，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學創作的政治原則提出來。此后，蘇俄文學的人文精神消失了，宣傳功能變為主要的，文學變成政治的工具，以黨性為唯一原則。作協成為“黨的機器上的螺絲釘”。作協組織結構完全仿照黨的機構。以作協為樣板，美協、音協相繼建立，以后所有社團都是黨的，都必須服從黨的政治戒律。

斯大林說：“歷史就是過去的政治”。要鞏固政權必須借助歷史學，黨不需要秉筆直書，要的是“遵命史學”。斯大林在黨內確立領袖地位后，也需要為自己樹碑立傳。已經組建的幾套班子都沒能寫出理想的效果。斯大林看到高爾基在《運河建筑史》中表現出來的“創作”才能，于是欽定，由他主編多卷本的《蘇聯國內戰爭史》。高爾基欣然領命，他說，我們的歷史是無產階級革命壯大和創造的歷史，“真實性”必須讓位于“政治性”。但合作的史學工作者并不認同，高爾基抱怨作者們“頗為勉強”“似乎在完成一項困難而不愉快的作業”。這部與《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齊名的史學名著，從1932年開始編寫，第一卷在1938年才出版，那時高爾基已經去世了。全書到1960年代才出齊。當時斯大林對高爾基寄予厚望，準備再讓他主編工廠史、農村史等，把他扶植成蘇聯史學的大總管，以對文學的改造模式改造史學界。但高爾基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沒能完成一部官修歷史著作。

四、從普羅米修斯到流氓?

斯大林還要高爾基為自己寫一部傳記。他急切企盼一本頌揚他的書。高爾基是列寧的朋友，國際知名的大作家，如果由他執筆寫斯大林傳記，比任何豐碑都更有說服力。為了這部書，斯大林有時不得不遷就高爾基，但高爾基始終沒有寫。他的理由是正在集中精力創作《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斯大林明白他是不想寫。高爾基為什么不想寫呢?1933年以后，高爾基“因健康原因”不再被允許出國。實際上，他回國以后的一切行為都在被監控之中。他與別人的通信，第一閱讀者是國家安全局，他能閱讀到的《真理報》是為他一個人印制的，秘書是他與外界聯系的唯一通道，電話、信件、出行與接待來訪都由他控制著。高爾基不精通外語，安全部門為他專門翻譯“外國輿論”。1935年，在高爾基病重期間，斯大林通過他的前妻拿到了他存放在倫敦的檔案。高爾基的日記也落到秘密警察頭子雅戈爾的手里。高爾基明白，他從來沒有獲得過完全的信任，當工具要視主人的需要而定。有論者說，不為斯大林寫傳記，是高爾基還有一點抗爭的證據。

在高爾基病重期間，《真理報》像當年列寧病危時那樣，定期發布作家的病情，斯大林曾探望三次。1936年6月，68歲的高爾基去世，斯大林為其送葬，官方評價的調子不能再高了。應邀參加追悼會的法國作家紀德一語道出真諦：“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各國的大作家幾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蘇聯頭一次，大作家也不再是反對派分子了。”不知這對死者是大褒，還是大貶?

高爾基曾經是“海燕”，這與他后來的“家鴨”形象形成對比，令人難以置信。如果高爾基沒有過去那些深刻入骨的“不合時宜的思想”，人們或許會諒解他后來的“愚忠”和“受騙”;如果他后來只是一般地應景和隨大流，人們或許也會諒解他被迫放棄過去的思想是出于無奈。但是，他是什么都看得透徹的明白人，回國后大講那些他不可能真信的、與過去截然相反的話，而且那么起勁，這究竟是為什么?高爾基年輕時曾寫過一篇叫《從普羅米修斯到流氓》的文章，痛罵俄羅斯知識界整體的墮落。現在，是否可以把這句話套在他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