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元梓的前夫吳溉之，曾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1966年受到迫害

被稱為紅衛(wèi)兵“五大領袖”之首的聶元梓，一生曾經歷過兩段婚姻，而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兩任丈夫都姓吳，且兩段婚姻持續(xù)的時間都不長。

第一段婚姻是在延安學習和工作期間，聶元梓結識了一名青年干部吳某，兩人于1945年結婚，婚后育有一兒一女?？箲?zhàn)勝利后，聶元梓被組織上派往東北工作，一家人在這里度過了一段幸福的時光。

然而，她的丈夫吳某卻是個不安分守己的人，不久便出現了生活作風問題，最終兩人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盡頭。1959年冬，兩人正式離婚。這年，聶元梓38歲。

1963年后，聶元梓奉調進京，任北大經濟系副主任，次年又被調到了哲學系，任系黨總支部書記。之后，聶元梓在一位老戰(zhàn)友的介紹下，結識了時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書記吳溉之，兩人在戰(zhàn)友的撮合下，于1965年結婚。

相比于前一段婚姻來說，聶元梓與吳溉之的這段婚姻更加短暫，且更加令人唏噓。

吳溉之，湖南岳陽人，1898年3月出生。由于家境比較優(yōu)渥，吳溉之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他思想進步，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積極參加反帝愛國斗爭。

1927年4月，正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任職的吳溉之，奉組織之命調往上?？偣握涡麄鞲墒隆⒐と思m察隊大隊長等職。

怎料，吳溉之剛到上海僅3個月時間，蔣介石就發(fā)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期間，吳溉之積極帶領工人糾察隊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結果不幸被捕入獄，直到一個月后，他才被保釋出獄，而后被派往武漢擔任武漢總工會工人糾察隊隊副。

同年七月，吳溉之被調到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警衛(wèi)營任排長。而當時第二十軍的軍長，正是大名鼎鼎的賀老總。

一個月后，賀老總率部參加并領導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義，吳溉之則奉命擔負起了起義指揮部的安全警衛(wèi)工作，成功保衛(wèi)了時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起義軍總指揮賀龍、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等起義領導人的安全，其出色的表現受到了周恩來、賀老總的表揚。

南昌起義失敗后，起義軍不得不撤出南昌，沿撫河南下廣州。這時，吳溉之并未繼續(xù)跟隨部隊南下，而是奉命潛入程潛的第六軍，任第十九師第五十六團排長，秘密開展黨的工作。

1928年1月，程潛向湖南進軍，下岳陽、占長沙，一路勢如破竹，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連克湖南各地，后正式擔任湖南省主席。就在程潛占據湖南后不久，吳溉之毅然脫離程部回到了家鄉(xiāng)，找到我黨平江縣委相關負責同志一起組建游擊隊，并擔任游擊大隊副大隊長，積極策應彭德懷、滕代遠和黃公略于這年七月發(fā)動的“平江起義”。

平江起義成功后，起義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下轄第十三師，由彭德懷任軍長兼師長，滕代遠任軍黨代表兼師黨代表，下轄三個團和一個特務連、一個迫擊炮連和一個重機槍連，共計2500余人。

按照預定計劃，紅五軍將利用平江周圍有利地形繼續(xù)堅持作戰(zhàn)，爭取殲敵一兩個團后，便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發(fā)展。怎料，到月底，國民黨軍便調集八個團的兵力向平江縣城攻擊而來，企圖一舉全殲我紅五軍。

在敵我兵力和武器裝備懸殊的情況下，經過一天的激戰(zhàn)，紅五軍不得不主動退出平江縣城，向湘鄂贛邊區(qū)轉移。但敵軍依舊不肯善罷甘休，繼續(xù)追殲紅五軍。

同年10月，紅五軍因在轉移途中遭到數倍于己敵人的圍攻，損失慘重，不得不重新整編，取消團、營番號，與平江、瀏陽、銅鼓赤衛(wèi)隊混合改編為五個縱隊，吳溉之被任命為第三縱隊縱隊長，奉命在平江、銅鼓、修水一帶堅持游擊戰(zhàn)爭，為保衛(wèi)和發(fā)展湘鄂贛蘇區(qū)作出了重要貢獻。

1929年9月，紅五軍進行重組，由彭德懷任軍長，滕代遠任政治委員，黃公略任副軍長兼第二縱隊縱隊長，吳溉之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縱隊縱隊長。1933年，紅五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三軍團第四師后，吳溉之任紅三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35年紅軍勝利抵達陜北后，吳溉之便離開了紅三軍團，調任中央黨務委員會秘書、中央局秘書長、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等職。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吳溉之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軍法處處長，在任期間，他認真貫徹黨中央、毛主席制訂的正確路線，堅持任人唯賢的用人標準，注意團結和選拔來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盡力做到人盡其才，事盡其功，為各機關、部隊等輸送了大量的人才。

除此之外，他還將從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延安大學等學校畢業(yè)的數萬名學員安排到了合適的崗位上。

要知道，這些學員的水平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因此想要合理安排好每一個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吳溉之做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絕大部分學員都被安排到了合適的崗位，為革命做工作，以至于這些學員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老大哥”，還稱他所領導的組織部為“娘家”。

不久后，吳溉之又被任命為中央軍委鋤奸部部長。而吳溉之擔任這一職務，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臨危受命”。

眾所周知，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軍不僅要應付日偽的進攻，還要應付隨時都有可能反水的國民黨頑固派，各種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斷，其中比較出名的，就當屬從1939年春至1943年夏的三次“反共高潮”了。

吳溉之被任命為軍委鋤奸部部長之時，正值蔣介石連續(xù)發(fā)動兩次“反共”高潮，而在此情況下，國民黨和日偽的間諜、特務便趁機潛入我軍和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策反和刺探。對此，吳溉之進行周密部署，率領鋤奸部全體工作人員與李克農領導的中央社會部取得密切聯系，相互配合，沉重打擊了國民黨、日偽等敵特分子的囂張氣焰。

吳溉之自參加革命以來，立下了不少功勛，但要說起比較出名的一次，當屬1946年初平息了“通化二·三暴亂”。

熟悉歷史的讀者都知道，吉林通化在光復以前是偽滿洲國的“首都”，也是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的駐地。由于日偽在此地統治長達十四年，各種反動勢力盤根錯節(jié)，所以即便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通化光復，但駐扎在此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仍是一顆極易引爆的“定時炸彈”。

果不其然，1946年2月初，時任國民黨通化縣黨部書記孫耕堯在國民黨遼寧省黨部執(zhí)行委員會主任李光忱的策劃下，秘密勾結日本戰(zhàn)犯——原關東軍第一二五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等人，成立了所謂的“暫編東北道地區(qū)軍政委員會”，準備發(fā)動暴亂。

很快，我軍便獲悉了敵人的陰謀，并及時向時任通化省委書記吳溉之作了匯報。吳溉之聽完匯報后，趕緊組織召開緊急會議，對即將發(fā)生的暴亂行動進行了周密部署。

事實上，這是一場敵我力量懸殊的戰(zhàn)斗。

據相關史料記載，當時參加暴亂的日偽分子高達5000余人，如果再加上外圍策應暴亂的分子則多達六七千人，而我軍主力通化支隊的三個團，當時均在外地進行剿匪工作，駐扎在市區(qū)的黨政機關干部和部隊等，卻只有區(qū)區(qū)500多人。

在十余倍于己敵人的嚴峻形勢的情況下，想要打勝確實不太容易，但吳溉之做到了。在他的周密部署下，這場反革命暴亂很快就被平息了，而且還取得了斃敵500余人、俘虜3000余人，并抓獲了敵軍事部長兼暴亂總指揮藤田實彥等要犯的戰(zhàn)績。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吳溉之被任命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書記。

上任伊始，他還顧不上安家，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吃住都在辦公室，不分晝夜的連軸轉，與院長沈鈞儒、副院長張志讓等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試行組織條例》，使最高人民法院機構設置有章可循。

但這僅僅只是開始。當時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各大行政區(qū)設立分院，作為該行政區(qū)的最高審判機關。為了落實好這項工作，吳溉之可謂殫精竭慮，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從分院的選址、建設，再到人員的配備、經費的籌集等，吳溉之都親自運籌，逐項落實。

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喪偶的吳溉之經人介紹，結識了北大的聶元梓，兩人于1965年正式結婚。

我們在前文說過，在遇到吳溉之前，聶元梓就已經有過一段婚姻。按理說，已經有過一段失敗婚姻經歷的她，應該更加珍惜現在這段婚姻才對，但有著一定政治野心，且一心撲在政治斗爭中的聶元梓，并沒有這樣做。

所以，即便兩人已經結婚，但也是聚少離多，加上聶元梓本就是個特立獨行、性格怪異之人，所以更加與吳溉之合不來。

特殊時期開始后，吳溉之便受到了沖擊，造反派更是揚言要抄他的家。而當時，正在高喊著革命的聶元梓，根本不可能替她丈夫發(fā)聲，反而還做出了所謂的“革命表率”，不僅同意造反派去抄她丈夫的家，還親自帶著紅衛(wèi)兵去抄。

對于這樣一個“有問題”的人，聶元梓自然不會跟他長此以往的生活下去。于是，不久后，兩人就離婚了。然而，離婚后的兩人，命運卻截然相反。

1968年7月2日，吳溉之因病離世，享年70歲。1979年8月，中央正式為他平反昭雪、恢復了名譽。

而反觀聶元梓，她則一直活躍到了1971年初，而后便受到了隔離審查，其人生命運也由此發(fā)生巨大轉折。1978年4月，聶元梓被逮捕入獄，判處有期徒刑17年。那時，她已經57歲了。

1984年，聶元梓獲準保外就醫(yī)，后于1986年10月正式獲得假釋。其實，按她之前的級別，出獄后理應獲得一定的照顧，但事實卻是，出獄后的聶元梓生活非常慘淡，一沒有生活費、二沒有醫(yī)藥費，三沒有住房，原來的單位也都拒絕接收她……

2019年8月28日，聶元梓去世，終年9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