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中將回憶：槍決瞿秋白前夜，他求飲訣別酒被我回絕

《——【·前言·】——》

1935年夏天，長汀中山公園里備下一桌酒菜，席間無人，那是給一個死囚準備的送行酒，他沒喝上，酒涼了，人也沒了。

歷史背景與人物交集

1924年，廣州黃埔軍校開學，宋希濂是第一期學員，個子不高，說話帶貴州腔，脾氣沖。

他寫過一篇入學感想：“為國家死，不是口號，是命數。”那年，國共第一次合作，軍校校長是蔣介石，政治教官叫周恩來。

瞿秋白來講過一課，是臨時安排，講俄國十月革命。

宋希濂坐在后排，記住了瞿秋白的臉，白凈、斯文，像個教書先生。

他說，“革命是窮人翻身的工具，不是官僚的新皮鞭。”教室很靜，有人點頭，有人皺眉。

這一課沒人拍照，課本也沒留下，但宋希濂后來說：“瞿秋白講課很有穿透力，我聽懂了，不敢說出來。”

他沒告訴別人，那時他悄悄加入過共產黨組織，后來退了，理由寫在自傳里：“覺得理論歸理論，現實歸現實。”

從此，他一頭扎進軍隊，靠打仗、升官、講效忠混出名聲，打北伐、剿匪、鎮壓學生運動，步步高升，1935年任第36師師長，駐福建長汀。

這一年，瞿秋白也到了長汀，不是坐車來的，是被抓來的。

瞿秋白原名瞿懋庸，早年留學日本、俄國，是中共的理論奠基者之一，寫過文章，也做過宣傳部長，還當過“臨時中央”領袖。

那年他身患肺病，毛澤東等人西征，他自愿留下殿后，在蘇區帶病堅持。

1935年2月，紅軍走后，瞿秋白化名“林祺祥”，準備南下上海治病，走到水口鎮時，遇到保安團臨檢。

他穿長袍、戴眼鏡，說自己是教書先生，盤查本可過去，但鄭大鵬看見他，眼神變了。

鄭大鵬，是以前的共產黨，被捕后轉投國民黨，認出他后，當場報告縣保安團長：“這人是瞿秋白，中央一級的人物。”

不到半天，消息傳到宋希濂的案頭，蔣介石親自發來密電，“若果真，嚴加看管，毋輕處置。”

宋希濂不慌不忙，他說：“這種人，靠刑是不行的。”他親自安排關押，給了一間單人牢房，配紙筆，不許用刑，每天可出門走半小時。

部下問他為何如此，他回一句：“讀書人，不怕打，怕心亂。”

勸降與優待的矛盾

宋希濂換了身便裝，站在牢房外看瞿秋白，房門沒開，他沒進去，只聽里面傳來咳嗽聲，一聲接一聲，帶血。

他派軍法處副官去傳話：“宋師長敬重你才華，希望你寫點東西。”瞿秋白回了句話：“我只寫給未來看。”

從那天起，瞿秋白開始寫《多余的話》，用毛筆，一筆一劃，寫他過去的決定，寫他心中掙扎，也寫他此刻的平靜。

寫到一半，有人送來紙條，是蔣介石身邊人帶來的：“若脫離共產黨，可保不死，另有任用。”

職位寫得很明白，南京國府情報局翻譯主任。

瞿秋白笑了，笑完寫下兩句：“歷史要一個忠誠的人，不要一個聰明的叛徒。”

這句話被士兵偷偷抄下，傳到軍中，有人悄悄議論：“這人有骨氣。”宋希濂聽說后，不置可否，他寫了一份報告遞交南京：“該人未顯松動。”

三天后，又有人來，是蔣系軍官，穿著便裝，提著酒和肉，說是“故人探病”，被擋在牢外，宋希濂下令：“不許擅見。”

他在堅持一個原則：能降則留，不降則殺。

瞿秋白有一次對看守說：“我想要的是一個告別的機會，不是一個活下去的條件。”

有人覺得他在演戲，有人覺得他瘋了，但看過他寫的東西的人不這么想。

《多余的話》寫得不快，每天一兩頁，卻句句有力，他把自己當成死人來寫，寫得像活人。

宋希濂讓人收走原稿，拍照歸檔，一式三份，瞿秋白沒問原因，只問：“你們準備多久動手？”

沒人回答，過了兩天，有人告訴他：“你還有三天。”

6月15日晚上，宋希濂寫信給軍部：“瞿秋白拒不投誠，情緒穩定，行動無妨，建議執行。”次日中午，電報回復：“就地處決，照相呈驗。”

槍決命令下達，宋希濂沒第一時間執行，他沉默了一晚，叫來參謀長說：“先備酒，做一桌送行的樣子。”

中山公園臨湖處擺了一桌酒，酒是花雕，菜是四冷四熱，有魚有肉，沒人動筷子，也沒人敢上桌。

瞿秋白知道這桌酒，他提出一個請求：“能否見一面？喝一杯，聊幾句。”

宋希濂沒見，他說：“軍令如山，優待是為了勸服，不是為了感情。”

瞿秋白沒再堅持，那一夜，他寫下一首詩：“眼底云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槍決前夜的訣別沖突

1935年6月16日晚，密電抵達，落款是“介公親示”，命令只有七個字：“就地處決，照相呈驗。”

宋希濂讀完，把電報折好，放進抽屜，他叫來軍法處長、參謀長，還有作戰參謀，五個人，在辦公室坐了兩個小時。

桌子上放著一張名單，一瓶酒，一把沒有子彈的手槍，沒人說話。

宋希濂打破沉默：“瞿秋白不投，現在，必須執行。”

參謀長提議：“要不要走個形式？給他簽字認罪，”宋擺擺手：“他不簽，也不認，咱們不是看他認罪，是看他不屈。”

凌晨一點，命令傳達，中山公園的送行酒沒人動過，菜冷了，酒沒開，宋希濂下令收走。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被告知：“今日行刑。”

他沒有驚訝，也沒有發問，他換了一身干凈的白衣長衫，用清水洗了臉，看守遞來早餐，他沒吃，只喝了一口水。

他要求走著去刑場，不坐車，宋希濂點頭：“答應他，走得體面些。”

6月18日早晨，陽光強，長汀中山公園外，圍起警戒線，百姓不許靠近，但窗戶后，有人偷看。一隊士兵押著他走，步子穩，沒扶，沒拖。

他走在最前頭，身后四個士兵，手持步槍，還有一名照相兵，背著相機，一路拍攝。

到達行刑處，是一棵老松樹下，他問行刑士兵：“你們有準備紙墨嗎？”

對方愣住，他從衣袖里掏出一頁紙，說：“我寫好了。”那是他前夜寫的絕筆。

上面只有兩句話：

“我愛我的信仰，甚于愛我的命。”
“一個人死得像樣，比活得窩囊重要。”

他站好，說：“可以動手了。”語氣平穩，像在催人快點做完。

軍法處長站在不遠處，拿著命令原件，額頭出汗，宋希濂沒來，只是關上了辦公室門。

槍響前五秒，瞿秋白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他舉起頭，閉上眼，嘴角帶笑。

五發子彈，三中頭部，二入胸腔，他應聲倒下，仰面朝天。

照相兵上前拍照，照片送往南京，確認完畢后，遺體簡單掩埋。

行刑士兵當天被調走，不許談論，看守更換，資料封存。

歷史回聲與晚年懺悔

1949年，宋希濂在重慶被俘，他沒反抗，也沒自殺，戰犯名單上，他名列第七，被關入功德林戰犯管理所。

入所第一晚，他主動填寫了“重大罪責自供書”，第一頁寫的是：“1935年，執行蔣介石命，處決瞿秋白。”

沒人逼他寫，他寫得比別人快，他說：“不是為求寬恕，是為求安寧。”

他在供詞中寫到一個細節：

“行刑那天，我在辦公室門后，透過窗簾縫看他走過，沒敢出去，怕他喊我。”
“那一刻，我后悔了，可命令下來了，來不及了。”

有人不信他的悔意，說他只是求自保，他沒爭辯，只說了一句：“不為別人信我，只怕我自己信了自己。”

1955年，瞿秋白遺骨遷葬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當天早上，宋希濂在獄中聽到廣播，一言不發，坐在水泥臺階上，手指抖了一小時。

當晚，他在日記本寫了一句話：

“送他的那桌酒，應該我來陪喝，如今，一口沒喝，他人已無。”

這句話被管理員記錄，轉交檔案室，十年后，他申請再寫一封信，地址寫的是：“給瞿秋白。”

信未投出，被檔案館封存。

外界議論他多，他自己少說話，他晚年閱讀最多的書，是《多余的話》。

那是瞿秋白留下的絕筆，原稿存于檔案館，影印本曾在功德林內部流傳。

有人問他：“你后悔的是什么？”

他回答：“不是殺了他，是沒在他面前認輸。”

他沒說瞿秋白偉大，也沒自稱膽小，他只在晚飯后，一人一碗稀飯，吃得很慢。

有一次他說：“我一生中最硬的一仗，沒打一槍，輸得干凈。”

這就是這段生死糾葛中，被塵封又被提起的一場“訣別酒”。

酒涼了，人死了，話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