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玉龍同年同月出生,從小在一塊長大的,用村里人的話說,我倆比親兄弟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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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我們經常光著腳丫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玩打仗游戲,他當"解放軍",我當"國民黨",雖然那時候我們連國民黨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解放軍是好人,國民黨是壞人。
每次玩到最后,總是我"投降",然后我倆就勾肩搭背地去村東頭的小溪里摸魚。
1974年冬天,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廣播征兵的消息,我和玉龍正在田里幫著收最后一茬白菜。聽到廣播,我倆幾乎同時直起腰來,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貓眼。
"去不去?"玉龍問我,手里還攥著一顆沾著泥的白菜。
"廢話,當然去!"我把鋤頭往地上一杵,"咱倆不是從小就說好了要當兵嗎?"
當天晚上,我倆就跑到大隊部報了名。填表的時候,我的手抖得厲害,差點把"王建國"三個字寫成"王建玉"。
玉龍笑話我:"瞧你這點出息,還沒上戰場呢就嚇成這樣。"
體檢那天,我倆一大早就起來了,玉龍他媽給我們每人煮了兩個雞蛋,說是補補身子。
到了縣醫院,脫得只剩褲衩的我們被醫生翻來覆去地檢查,像集市上挑牲口似的。玉龍的胸肌比我發達,醫生拍著他的背說"好材料",我有點嫉妒,但更多的是高興——這說明我倆都能過關。
政審也沒問題,我們兩家都是貧農出身,根正苗紅。
可就在我們以為萬事大吉的時候,大隊民兵營長把我們叫去了辦公室。
"有個情況,"營長抽著旱煙,眉頭皺成個"川"字,"今年你們村就一個名額,你倆得商量一下誰去。"
我和玉龍面面相覷,空氣一下子凝固了。
書記的煙袋鍋子"吧嗒吧嗒"響,像定時炸彈的倒計時。
回家的路上,我倆誰都沒說話。路過小溪時,玉龍突然蹲下來,撿起一塊扁平的石頭打了個水漂,石頭在水面上跳了五下才沉下去。
"要不你去吧,"玉龍盯著水面說,"你比我機靈。"
"放屁!"我踢飛一塊石子,"你體能比我好,應該你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半夜里,我聽見院墻那邊有動靜,爬起來一看,玉龍正騎在墻頭上沖我招手。
"下來!"我壓低聲音,"大半夜的裝什么猴子!"
玉龍跳下來,神秘兮兮地湊到我耳邊:"我想了個主意……"
第二天,我們請了半天假,騎車去了縣城。縣武裝部的大院里停著幾輛軍綠色的大卡車,一些穿軍裝的人正在忙活。
我們打聽到接兵的朱連長住在后院招待所,就壯著膽子找了過去。
朱連長正在院子里練單杠,看到兩個毛頭小子探頭探腦,停下動作問我們有什么事。我緊張得舌頭打結,還是玉龍先開口:"報告連長,我們想當兵!"
朱連長擦了擦汗,笑著說:"想當兵得去正常體檢和政審啊,找我干啥?"
"今年我們村就一個名額,"我鼓起勇氣說,"但我們倆都想當兵。"
朱連長皺起眉頭:"這我可管不了,名額是上級定的。"
玉龍突然拽了拽我的袖子:"建國,咱們給連長露一手?"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們退后幾步,就在武裝部的院子里,打起了從小跟村里老武師學的少林拳。老武師是還俗的和尚,教了我們不少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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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一板一眼地打起來,拳腳帶風,朱連長眼睛漸漸亮了。
"停!"他突然喊道,"你們會潭腿嗎?"
"會!"我們異口同聲。
于是我們又展示了十二路潭腿,朱連長越看越興奮,最后拍著大腿說:"好!好苗子!你們等著!"
他轉身就進了辦公樓,我和玉龍站在院子里,心跳得像擂鼓。過了約莫半小時,朱連長出來了,臉上帶著笑:"我跟武裝部長商量了,破例給你們村兩個名額!"
我和玉龍高興得差點蹦起來,互相捶著對方的胸口,疼得齜牙咧嘴也不在乎。就這樣,我們跟著朱連長去了南京,成為某旅的新兵。
新兵連雖然辛苦,但對于我們兩個從小就練過武,又打小在田地干活的農村小子來說,根本算不得什么,當然,最令人難受的還是晚上要背條令,還有排長額外增加的老三篇。
難受歸難受,但該背誦的還得背誦,我和劉玉龍為了將老三篇和條令記住,連續好幾個星期中午都沒有休息,有時在被窩里還偷偷背誦。
還有一個讓人難受的是搞內務衛生,尤其是那疊被子。
"王建國!你的被子是饅頭嗎?"班長一把掀開我的被子,"重來!"
玉龍比我細心,他的內務漸漸成了排里的樣板。三個月后新兵連結束,我們被分到了師偵察連。走進連隊大門時,我們驚訝地發現站在隊伍前面的竟然是朱連長——他現在是我們的偵察連連長了!
朱連長看見我們也很高興:"喲,我的兩個'武術家'來了!好好干,偵察連可不像新兵連那么輕松。"
他說得一點沒錯。偵察連的訓練簡直變態:十公里武裝越野、夜間定向、捕俘格斗、攀登索降……我和玉龍互相鼓勵,硬是咬牙堅持下來了。特別是格斗訓練,我們的武術底子派上了大用場,經常被朱連長叫出來做示范。
入伍第二年春天,連里突然通知我和玉龍去幫師長搬家。朱連長特意囑咐我們:"機靈點,別毛手毛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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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家住在一棟二層小樓里,我們負責搬家具。玉龍特別勤快,不僅干活利索,還主動和首長夫人聊天,幫忙擺放物品。休息時,師長隨口問我們是哪里人,玉龍眼睛一亮:"報告首長,我們是山東臨沂的!"
"哦?我也是臨沂的!"首長來了興趣,"哪個公社的?"
就這樣,玉龍和首長攀上了老鄉。臨走時,首長特意拍了拍玉龍的肩膀:"小伙子不錯,叫什么名字?"
"報告首長,我叫劉玉龍!"
一周后,連里宣布調玉龍去師司令部當公務員。我既為他高興,又有點失落。
玉龍當公務員后,我們見面的機會確實少了。他整天跟著首長轉,學了不少東西。
1980年初,他提干了,穿上了四個兜的干部服,神氣得很。
他勸我也爭取留隊,但我心里明白,提干的機會很渺茫。
1980年底,我五年服役期滿,當時連隊轉志愿兵的名額只有一個,給了另一個表現突出的老兵。
朱連長找我談話時很為難:"建國,你是好兵,但……"
"連長,我明白。"我打斷他,"我退伍。"
退伍那天,玉龍來送我。站臺上,我們緊緊擁抱,他的肩章硌得我臉疼。
"回去好好干,"玉龍紅著眼睛說,"等我轉業了回去找你。"
"得了吧,你將來當了大官,哪還記得我這個小兵。"我故意開玩笑,但鼻子酸得厲害。
回家之后,縣城的戰友吳其亮推薦我去縣政府機關食堂當廚師,他說他父親負責縣政府的后勤事務,正好有天晚上聽到父親講要招一名廚師,他就想到了我。
我很感激他,到底是好戰友,遇到事還會想著我。但我也為難,畢竟,我在連隊是戰斗班排的戰士,舞槍弄炮我在行,可這燒菜當大廚,萬一搞不好,就不好交待了。
吳其亮說:“沒事,廚房里有大廚掌勺,你去慢慢學,我都跟我爸說好了,別擔心。”聽他這樣說我才放下心。
剛開始我連炒勺都拿不穩,經常把菜炒糊。但慢慢地,我找到了感覺,甚至開發出幾道拿手菜。后來機關里的人都說:"王師傅的菜有'軍旅風味'。"
玉龍則一路高升,從排長到連長,最后干到了副團才轉業。他轉業后去了市里的一個局當領導,偶爾回老家會來看我,我們就在我家院子里喝酒,回憶當年的軍旅生涯。
如今,我們都退休了。孩子也都成了家,去年還在老家給我蓋了新房。玉龍的孩子也很出息,是央企的一個中層領導。有時候我們通電話,他還會笑話我:"當年你要是也提干了,現在說不定是將軍了呢!"
我就會回敬他:"得了吧,我要當了將軍,誰給你做紅燒肉吃?"
人生就是這樣奇妙。當年那個因為名額差點去不成的小兵,如今過著平凡但滿足的生活;而那個機靈勤快的老鄉,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時候我坐在院子里曬太陽,會想起當年在武裝部打拳的情景,想起朱連長閃亮的眼睛。命運給了我們不同的劇本,但我們都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妻子常說我:"你這輩子就知足吧,孩子爭氣,身體硬朗,還有什么不滿意的?"她說得對。人生不是只有一條路,幸福也不是只有一個模樣。就像做菜,有人喜歡咸,有人喜歡淡,重要的是適合自己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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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天,玉龍打電話來說要來看我,我特意準備了他最愛吃的紅燒鯉魚,還準備了紅燒肉,這是吳其亮的最愛。等他們來了,我們還要像當年在部隊那樣,開開心心吃飯,痛痛快快喝酒。
還有,我還得在院子里與玉龍比劃兩下拳腳——當然,得小心別閃了老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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