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蔣雨融的演講為何遭到反感？

絕大多數演講者在準備講稿的時候，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添油加醋，時髦一點說就叫：上價值。

反正就像炒菜，只要人一多起來，一盤家常回鍋肉就端不出手了，必須得做出大廚的水平。可功夫和火候又達不到，只好拼命往里懟豆瓣醬和糖，要么齁咸，要么齁甜。

小時候做過校園演講的小伙伴舉個手，哪個沒有被自己齁住過。

齁住了還要被迫繼續演下去，這個狀態就叫做作。人一做作，自己一定會有所察覺，而偽裝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先感動自己。你在臺上自我感動，底下聽眾火眼金睛，腳底下摳出三室一廳。

這個尷尬的局面是怎么形成的呢？

演講者很多時候都是一個提線木偶，真正的主題早就被設定好了，講者的任務是演好自己的角色，去迎合這個主題。很有可能這個主題跟你每天想的事情，跟你的日常生學習生活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演講這件事本身，是在“我也沒什么好說的”和“我必須說”之間，找到一個艱難的通道。

演講者為什么容易緊張？因為心虛啊！

我明明不知道連爺爺是誰，可非要讓我激情朗誦“連爺爺，您回來了”。同理，我平常或許并未想過貧困女孩的衛生巾問題，然而此刻必須要關照普世大眾，還要順帶哽咽一下，怎么能不緊張呢？

據說大場合的演講，事先都要經過訓練。其實不是演講需要訓練，而是說大話、說假話、說并非自己所想的話，才需要訓練。

演講是一個機遇，也是一個陷阱，出風頭的同時就有被群嘲的風險。其底層邏輯就在于，它是一種強制性的輸出，必須展示你的聰明與自信。

我們知道，智慧的人總是很懷疑，無知的人卻很自信。如果本來沒什么智慧，又要強制性地輸出“智慧”，會極大增加人們的反感。

我看由此人都可以分兩派。一派是喜歡演講的，一聽到上講臺就跟打了雞血一樣；另一派是哦哦哦，莫找我。后者或許是不愛出風頭 ，也或許心里想的：老子丟不起這個人。

尤其到現在，演講越來越容易翻車。

還不在于主題對不對，也不在于內容好不好，英雄要問出處，要害在于演講者的身份。簡而言之，你有沒有資格和立場，適配你的主題和內容。

你要同情苦難、共情弱者吧，聽眾就要受累打聽一句：您吃過苦嘛？沒有吃過苦，只是自己吃飽了吃好了，就要灑向人間都是愛了吧？哦對不起，我們這邊不吃這一套呢。

時代變了。不是小朋友站在臺上演講，下面家長就要說你看看人家多優秀的時代了。家長們無疑要蛐蛐一句：這孩子的父母是誰啊？

是事實如此，還是家長看明白了、學精明了？這個不好下結論，咱們只說演講。

演講這種形式，本身就是舊事物了。這個舊事物面臨的沖擊，還不見得是聽眾心態的變化，而恐怕是聽眾的結構變了。

這個話是什么意思呢？

任何一次演講都是講給公眾聽的，這個沒錯。但是放在過去，一個城邦開會，會場再大也都是咱這個城邦的人吧。關起門來說咱城邦的事、暢想咱城邦的愿景，勿請外人說短長。

后來報紙來了，報紙聽不到聲音，還好；后來廣播來了，廣播看不到樣子吧，也還好；再到后來電視來了，電視看得見樣子，有些不妙，但聽眾再不爽，總沒有評論區吧。

等到網絡來了，事情就具體了：我在自己地盤上講的話，評論區怎么全是外人在議論？

這是演講面臨的困境。本來就在一個范圍內講講，可是場域變化了，性質就會大變。

董小姐在自己的股東會說不要海歸，不要就不要，我的地盤我做主，下面還有人鼓掌，董總威武。可是這話海歸聽了，海歸當然不高興，董大媽一點也不威武。

同樣，畢業典禮上講“共同的人性”，講咱們天之驕子改變世界，會讓底下的畢業生們激動得要死。這話就算too young，但就是說給young man聽的。誰知道，被歷過社會毒打的牛馬們看到了，當然白眼一翻：你們啊，naive！

演講者還不高興，出來對線，啊我周圍的朋友聽了都說好！

就這么回事。人類的喜樂并不相通。

圍觀群眾也不用把這類演講太當回事。因為它們演講成功的標準也無非是，講的時候聽眾熱血沸騰，講完之后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

只是現在看來，講者要達到這個標準，恐怕都有點困難了。

依我說，要是演講這個形式不取消不改變，講者還是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借用鞏漢林包裝趙麗蓉老師的一句話：

不要唱了幾十年，還是那個老腔老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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