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動態」2025年1~4月法學核心論文概覽·金融法領域

■ 小編注：“學術動態”欄目一年三次整理發表于CLSCI期刊的相關領域論文，1-4月對應單月刊1至4期和雙月刊1至2期。

1. 法定犯與自然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二元判斷——從法政策學轉向法教義學的分析

【作者】潘星丞

【刊目】《政治與法律》2025年第1期

【摘要】為了限縮適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現有研究采用法政策學的范式，從政策目標倒推解決方案，在法制定、法解釋層面對法益進行重新解讀，或根據法效果歸納裁判經驗，但均未獲成功。應將研究范式轉向法教義學，將研究重點轉向法適用。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具有法定犯與自然犯的雙重屬性，應進行二元判斷，其法理基礎在于推定原理。該罪的法益金融秩序可還原為資金安全，而資金安全無法通過證據證明，只能進行事實推定；推定關系中構成要件與基礎事實的分離，隱含著二元判斷的可能性。基礎事實因融資結構及安全規范的不同，可區分為法定犯屬性的間接融資，與自然犯屬性的直接融資，這決定了二元判斷的必然性。法定犯與自然犯雖然都具有四性特征，但四性的內部關系及判斷方法不同，呈現不同的適用規則，從而可以在不改變構成要件及其法益設定的前提下，區別對待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從定罪和量刑上合理限縮處罰。

2. 我國證券虛假陳述侵權責任規范模式之重構

【作者】邢會強

【刊目】《法學研究》2025年第1期

【摘要】我國證券法基于“威懾導向策略”，以統一的侵權責任規范、相同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規制不同市場以及不同發行方式的證券虛假陳述侵權行為，形成了證券虛假陳述侵權責任規范的一元模式。基于投資者特殊保護的目的，該一元模式下的侵權責任規范被定位為特殊侵權責任規范，實行無過錯責任或過錯推定責任、交易因果關系(信賴)推定和損失因果關系推定。這不完全符合欺詐市場理論，其過度應用擾亂了證券法制度的基本邏輯，導致證券市場主體利益失衡。我國證券虛假陳述侵權責任規范模式應重構為二元模式，即公開發行市場欺詐發行的特殊證券侵權責任規范與除公開欺詐發行之外的其他虛假陳述的一般證券侵權責任規范，后者僅在有效市場或信息披露義務人隱瞞重大信息情形下實行交易因果關系推定。

3. 論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改革的基本邏輯

【作者】熊文釗

【刊目】《法學評論》2025年第1期

【摘要】新一輪金融監管機構將央行的部分職責劃轉至新成立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更加聚焦央行的宏觀審慎監管和貨幣政策職能，強化了“雙支柱”職責；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統一負責除證券業之外的金融監管，強化了機構監管和功能監管。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雙峰”監管模式。本文在對金融監管體制經典模式進行辨析的基礎上闡述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邏輯與所面臨的問題，針對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改革提出優化方案及可行措施，為深化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促進金融監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和方案選擇。

4. 洗錢罪的爭議問題

【作者】張明楷

【刊目】《政法論壇》2025年第1期

【摘要】“為掩飾、隱瞞七種上游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不是目的犯的目的，只是洗錢罪的故意內容，故洗錢罪不是目的犯。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與性質，在既遂前就可以確定，因此，洗錢罪的成立不以上游犯罪既遂或實際控制財物為前提；同一行為人同時實施上游犯罪與洗錢罪時，成立想象競合。適用特別法條以行為符合普通法條規定的犯罪成立條件為前提，由于自掩飾、自隱瞞不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所以，自洗錢的行為不符合《刑法》第312條規定的犯罪成立條件，既然如此，就不能認為《刑法》第191條與第312條是法條競合的特別關系；交叉關系并不是法條競合的類型，一個行為同時觸犯洗錢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應按想象競合處理。

5. 反洗錢視野中地下錢莊的刑事法律規制

【作者】王新；雷昌宇

【刊目】《政法論壇》2025年第1期

【摘要】地下錢莊對我國金融管理秩序產生多維度的危害，并且逐漸向專業洗錢團伙的方向轉變，成為上游犯罪人跨境轉移贓款的隱蔽通道。針對地下錢莊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和買賣外匯行為的刑事處罰，在以往呈現非法經營罪“一家獨大”的司法適用局面，這不僅遮掩了地下錢莊所蘊含的洗錢風險，也存在未全面評價行為的法益侵害性、未揭示資金的真實法律性質、難以開展司法協助等問題。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洗錢罪進行重大修改和全面激活對地下錢莊適用洗錢罪的新形勢下，司法實踐中應確立洗錢罪與非法經營罪的“先此后彼”審查模式，深挖證據來優先查明地下錢莊是否涉嫌洗錢罪，并拓寬以打擊洗錢為主軸的國際合作渠道。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洗錢罪的主觀認知問題一直是司法認定的難點，這同樣成為對地下錢莊適用洗錢罪的主要障礙，需要從理論上澄清爭議，并且在實踐上著力破解。

6. 洗錢罪立法修訂的國際因素與國內法治回應

【作者】陳偉

【刊目】《政法論壇》2025年第1期

【摘要】刑事立法修訂并不是國內社會發展的單向性反映，經濟全球化與治理一體化決定了國際視域與國際因素對一國刑事立法的直接促動，我國洗錢罪的多次修訂均是“國際因素國內化”的典型體現。國際因素為國內立法完善提供了契機與動力，屬于面向無國別的犯罪生成進行有效治理的功能呈現。與此同時，國際因素的國內影響也會帶來刑事立法的頻繁動態調整、零散性所致的體系欠缺、集體法益過度彰顯、強調刑事打擊和刑罰擴張適用的潛在隱憂。我國在融入國際社會和承擔大國責任的同時，應當注重國際因素與國內法治之間的互動關系，在謹慎的積極主義刑法觀之下進行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實現國際因素立法傳導下的國內刑事法治理性回應，避免為了迎合國際因素要求而無視本土立法體例及其傳統，防范刑事懲罰脫逸刑法教義學分析的不當情形。

7. 場外期貨交易的非法性認定與私法后果——以純粹投機與風險管理的區分為線索

【作者】蘇盼

【刊目】《環球法律評論》2025年第1期

【摘要】如何在民商事裁判中認定期貨相關交易的性質與后果是困擾司法實踐的重大難題。現有的“場外+期貨交易(目的要件+形式要件)=非法=無效”公式未能實現統一的法律適用，反映出“整體判定論”的理論局限。根據射幸類交易規制邏輯，并遵循服務經濟發展的目標，應以純粹投機與風險管理的區分為線索界分非法期貨交易與合法現貨交易。認定場外非法期貨交易的核心標準是交易目的在于純粹投機，考量要素是交易主體缺乏風險管理需求，合約非特定、可替代，采取對沖結算差價機制，但善意對沖交易與專業投資者交易應被豁免。在私法后果上，場外平臺類純粹投機交易因促成營利性賭博且違反《期貨和衍生品法》的強制性規定，應被評價為無效。場外協議類純粹投機交易若具有嚴重危害性，涉及參與營利性賭博，合同無效；若不具有嚴重危害性，則為輕微背俗，合同欠缺可履行性。

8. 論金融詐騙罪的位階法益構造

【作者】秦長森

【刊目】《法學雜志》2025年第1期

【摘要】金融詐騙罪的頻發，成為危害我國金融安全的“毒瘤”，但既有法益理論尚未提出科學合理的歸責方案。復合法益觀中法益關系的不明使其難以發揮限制解釋機能，貫徹其立場會導致出罪與入罪的標準混亂；還原財產法益觀忽略了金融市場中詐騙行為的特殊性，貫徹其立場會導致不同詐騙犯罪之間難以界分；金融法益觀缺乏對法益內涵的實體性考察，貫徹其立場會滑向“規范違反說”的窠臼。金融詐騙罪的法益應當是以“金融法益”為第一位階，“財產法益”為第二位階的雙層位階構造型法益。其中，金融法益的實質內核是金融市場交易中的真實信用，財產法益的實質內核是金融投資領域中的資產。依據位階法益的構造邏輯與實質內涵，可以充分釋放金融法益的限制解釋機能、財產法益的反向過濾機能，有效保障變動不居的金融市場中公民不被犯罪化的權利，合理劃定刑法的介入邊界。

9. 數字證券的法律規制

【作者】雍晨

【刊目】《法商研究》2025年第1期

【摘要】證券型通證發行是金融市場內在地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融資實踐，是從復雜的代幣發行中剝離出純粹的投融資功能，從而主動適應監管、發揮區塊鏈技術積極功能的融資發行方式。數字證券是從證券型通證發行中抽象得到的理論概念。在數字證券概念之下，可解構出“數字資產的證券化”與“證券的數字化”兩個概念，數字證券與兩者既有聯系也有區別，是一種相互交叉與發展的辯證關系。數字證券是區塊鏈技術與金融市場的深度融合，是區塊鏈技術在證券市場的應用。對于數字證券的發展應采取包容審慎的理念予以積極回應，準確識別數字證券的業務實質，采取有效的規制措施預防風險。數字證券應當納入證券法調整范圍，在現有證券法律規制框架之下進行規則調適，以信息披露與準入資格為主要規制手段，對“投資者—平臺—發行人”多元主體進行監管，通過設置行政責任與民刑責任協同治理，實現對數字證券的全面規制。

10. 洗錢罪的屬性、法益及其司法適用

【作者】蔡道通

【刊目】《中國刑事法雜志》2025年第1期

【摘要】能否將把財產性利益直接變現的行為評價為《刑法》第191條第1款規定的“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進而認定為洗錢罪，值得進一步研究。洗錢罪的本質是將“黑錢”進行“漂白”的行為，具有“化學反應”的性質。“漂白”的行為，其法益侵害是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經濟金融安全與司法秩序。將財產性利益直接變現的行為，不具有“掩飾、隱瞞”的“漂白”性質，沒有新的法益侵害，應當屬于不可罰的事后行為，不成立洗錢罪。洗錢罪屬于目的犯，將財產性利益直接變現的行為，不具有“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目的。財產性利益屬于受賄罪中的財物，但不一定屬于自洗錢罪中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受賄行為與自洗錢行為，是上游行為與下游行為的關系，但不屬于牽連關系。洗錢罪的刑罰受上游犯罪刑罰的制約與限制。

11. 洗錢罪對象認識要素的證明困難與擴張路徑

【作者】劉孝敏

【刊目】《中國刑事法雜志》2025年第1期

【摘要】洗錢罪對象認識要素的證明困難可以通過擴張要素邊界的途徑解決。洗錢罪分則明知的實際邊界是“‘非法性’接近確定性的認識+‘關聯性’的具體可能性認識”，司法實踐中存在明顯的證明困難。刪除“明知”規定后以“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定義洗錢罪的對象認識要素，并沒有從實質上擴張要素邊界，不能有效解決其證明困難問題。只要堅持洗錢罪是故意犯罪、洗錢罪狹窄的上游犯罪范圍，任何解釋論方案都無法避免“關聯性”認識的證明困難。將輕率洗錢行為入罪，不符合我國刑法的整體結構和反洗錢的實踐需求，也未必能有效解決對象認識要素的證明困難。在立法論上，我國應當將洗錢罪上游犯罪擴張至所有可能產生巨大經濟收益的犯罪，“非法性”的認識只要滿足犯罪故意中“應當知道”所要求的具體可能性認識即可。同時，行為人的認識要求從上游犯罪類型的辨別轉移到經濟收益多少的判斷，可以降低“關聯性”具體可能性認識的證明難度。

12. 商業銀行業務范圍規則的立法缺陷及其彌補

【作者】劉志偉

【刊目】《政治與法律》2025年第3期

【摘要】當下中國商業銀行業務范圍規則的立法安排，遵循的是分業格局下少數業務交叉的經營邏輯，但混業已在實踐中借助“兜底補充”和“混業例外”條款從特殊走向一般。執行“兜底補充”和“混業例外”條款中權力行使的錯位、越位與缺位，并非簡單源于概括授權，更深層的原因是“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業務分級分類的制度設計缺失。商業銀行業務范圍規則的設計缺陷伴隨立法而生，但直到新近商業銀行表內業務同業化、表外化和同業業務、表外業務通道化狀況的出現，才逐漸暴露，亟待彌補。立法技術的優劣會影響商業銀行業務范圍規則的適用效果，但立法缺陷彌補不應止步于立法技術，而應追本溯源地探究商業銀行的本質屬性，找出核心業務的識別路徑、附屬業務的類型劃分標準。當下中國商業銀行綜合經營的現實及其風險管理訴求，又進一步決定了商業銀行業務范圍規則立法缺陷彌補之文本內容優化、條款結構整合，應建立在基于風險隔離的綜合經營邏輯基礎上。

13. 私募投資基金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標準與賠償責任

【作者】馮輝

【刊目】《法學》2025年第4期

【摘要】私募投資基金是當前我國金融糾紛和金融風險的高發領域，適當性義務的履行標準和賠償責任則是其中的爭議焦點。對《九民會議紀要》頒布后判決書的實證分析顯示，相關法律規范和行業自律規范中適當性義務履行標準的實體性和程序性規則在司法實踐中被主要簡化為產品匹配和風險提示的形式化標準；對賣方機構違反適當性義務的賠償責任司法裁判存在分歧且缺乏系統性和一致性的考量依據，《九民會議紀要》確立的賠償規則有待修正。私募投資基金適當性義務履行標準的完善，應優化適當性義務的規則體系，尤其是明確行業自律規范的約束力，強化對基金募集中誘導行為的規制，并完善高風險產品的適當性義務履行標準。賠償責任的完善應在貫通違約責任法理、區分產品風險的基礎上，通過司法解釋構建更合理的裁判原則和系統性、一致性的考量依據，規范基金管理人的延期清算行為，并通過責任保險和風險基金促進風險分擔。

14. 論金融法的制定

【作者】邢會強

【刊目】《中國法學》2025年第2期

【摘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制定金融法”，就是要制定一部金融領域的基本法，來統籌其他單行金融法，形成協調統一、比較完備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就定位而言，我國制定的金融法不是金融法典，也不是金融法總則，而是金融法通則和金融基本法。就定向而言，金融法是體現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之法，是規定我國金融基本制度之法，也是實現金融活動監管全覆蓋之法。就體系結構而言，金融法應按照“主體→客體→內容→法律責任”的基本邏輯，同時根據金融法的特殊性，參考國內的金融法學學術共識，設置如下七章的結構體系：總則、金融宏觀調控、金融市場監管、金融穩定保障、投資者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律責任、附則。

15. 金融穩定治理框架下金融科技風險的法律防控

【作者】侯東德

【刊目】《法學評論》2025年第2期

【摘要】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的興起促使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同時，給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金融監管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推進金融科技風險防控既出于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現實需要，又是對人與社會的發展需要的滿足。在金融穩定治理框架下，金融科技風險防控應遵循“三協同”邏輯，即創新發展與風險防控的理念協同、金融治理與科技治理的制度協同、中央與地方的監管協同。在此指引之下，通過金融科技相關法律制度的跟進和金融科技監管框架的重構建造金融穩定治理框架下金融科技風險防控的中國路徑。

16. 場外配資的刑法介入：立場、根據與限度

【作者】馬文博

【刊目】《現代法學》2025年第2期

【摘要】隨著場外配資涉刑案件不斷涌現，刑法介入其中的正當性與合理限度亟待理論說明。從金融監管角度看，場外配資由于未滿足特許要求而被否定，但該評價的后果論證并不充分。場外配資屢禁不止的現狀及由此產生的訴爭，促成糾紛解決視角下區分效力與履行以平衡風險分配的臨時解決方案，但該方案缺乏對規范定性的完整闡釋。立足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本立場，前置法上的不同評價與處置方案能夠得到融貫詮釋，進而為刑法規制場外配資奠定基礎。行為違反融資融券專營制度是刑法介入場外配資的形式根據，其不法實質是規避金融監管而必然缺乏穩定的風險識別、處置架構所導致的風險錯配。控制證券賬戶以實現約定情形下的平倉清算與否，并不影響對場外配資是否構成非法經營罪的判斷，這種判斷應聚焦于行為人是否把出資方主動投資的損失風險置換為借助用資方被動獲利，并通過附條件的證券贖回機制，將出資方名下資產可能因市場波動的損失控制在用資方保證金一定比例的范圍內。在行為人既是配資方也是出資方的場合，由于難以認定行為人能夠合乎規范地認識自己系通過從事非法證券業務獲利，所以應阻卻刑法歸責。

17. 洗錢罪成立要件的體系性詮釋

【作者】王鋼

【刊目】《比較法研究》2025年第2期

【摘要】洗錢罪的保護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和特定上游犯罪法益，不包括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洗錢上游犯罪不必達于既遂，也不以相關罪行未超過追訴期限或者我國司法機關對之具有管轄權為前提。洗錢上游犯罪的所得和收益，是指與上游犯罪具有經濟上的直接因果關聯或者在經濟上可以被視為是犯罪所得的替代價值的財產。其必須具有經濟價值，但不必是刑法意義上的財產。洗錢罪的實行行為必須具有對金融系統的抽象危險，但不必具備妨礙司法活動的性質。將特定上游犯罪所得或收益用于日常消費的，也實施了洗錢罪的實行行為。洗錢罪是故意犯罪，特殊場合下要求行為人具有直接故意，但洗錢罪并非目的犯。

整理| 劉美辰

編輯| 章繼清

審校| 白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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