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記“人民教育家”高銘暄：“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

春寒料峭，對每個教育人來說，2026年的早春是夠殘忍的。2月26日和3月14日，短短不到20天里，高銘暄、于漪兩位“人民教育家”先后離我們而去。葉圣陶曾挽魯迅先生云：“木壞山頹萬眾悲，感人豈獨在文辭。”清明將至，本報特刊發(fā)追記，以寄托我們的哀思。

作者 | 本報記者 儲召生

翁小平

3月2日的北京，清晨的八寶山殯儀館東禮堂外，送別的隊伍蜿蜒如河。寒風與細雪中，人們胸佩白花等待著，仿佛天地也以這素白的方式，共同哀悼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特聘顧問教授高銘暄。

在新中國刑事法治發(fā)展史上，高銘暄有太多的唯一和第一：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士生導師、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撰寫者和第一部統(tǒng)編刑法學教科書主編者……

“人民教育家”五個大字，更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

奠基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

1954年，剛留校一年的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師高銘暄被選派參與我國第一部刑法的起草工作，26歲的他是起草小組中最年輕的。自此，他的人生便與國家的刑法立法事業(yè)緊緊綁定。

25年曲折、前后修改38稿，1979年7月1日16時05分，當?shù)谖鍖萌珖嗣翊泶髸诙螘h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時，高銘暄熱淚盈眶——他深知，這一刻標志著“新中國結束了沒有刑法典的歷史”。

作為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代法學家，高銘暄的貢獻更體現(xiàn)在為中國刑法學奠定了堅實的自主知識根基。立法過程中，他不唯書、不唯上，只唯法理與國情；針對傳統(tǒng)“誣告反坐”的表述，他主張摒棄對等報復思維，以罪責均衡為原則重新設計條文；對源自蘇聯(lián)的法律用語“抗議”，他建議改為更符合中國司法實踐的“抗訴”，最終被立法正式采納。

面對法學教育資料近乎空白的局面，高銘暄深感自己有義務為學子提供學術參考，于1981年出版了學術論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填補了新中國法學發(fā)展史研究的空白。

1982年，他受命主編新中國第一部全國統(tǒng)編刑法學教材《刑法學》，深深影響了幾代法學學子。此后，他先后主編不同層次的全國性刑法學教材數(shù)十部，被公認為“我國主編刑法學教材層次最高、數(shù)量最多的學者”。這些教材和著作構建起系統(tǒng)、科學的中國刑法學自主知識體系，哺育了成千上萬的學子，以至于許多刑法學學子都開玩笑地稱呼高銘暄是他們的“祖師爺”。

創(chuàng)辦于1984年的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高銘暄是主要的發(fā)起和創(chuàng)辦者，被同人公推為首屆干事會總干事（后改為會長），并連續(xù)擔任17年會長，2001年卸任會長后還一直擔任名譽會長。“先生的思想高度、人格風范與治學精神，已深度內(nèi)化為中國刑法學研究會的文化基因與精神標識，并成為研究會最厚重、最珍貴的精神財富。”現(xiàn)任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賈宇說。

最大的樂趣和成就是培養(yǎng)學生

杏壇耕耘70余載，高銘暄無比珍視教師這一神圣職業(yè)。他說：“培養(yǎng)學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樂趣和成就。”他用獨特的教學方法與充滿智慧的教育理念，為中國法學界培養(yǎng)了一大批頂尖人才和領軍人物。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的姜偉是高銘暄的嫡傳弟子，從1978年追隨先生學習法律，迄今已有48年之久。姜偉的本碩博論文導師都是高銘暄，在他看來，高老師從不把講課或學問當作飯碗和工具，教學、治學的認真態(tài)度可以用“極致”來形容。

鮮有人知道的是，現(xiàn)已成為學術界通用科研方法的“綜述研究法”，在刑法教學領域是高銘暄首倡并推廣的。這一方法要求學生針對特定的課題，全面收集中外資料深入閱讀，并結合現(xiàn)實進行思考，最終綜合各種觀點寫成一篇綜述性論文。高銘暄還將這一方法與“三嚴”（嚴格要求、嚴肅態(tài)度、嚴密方法）、“四能”（閱讀、翻譯、研究、寫作）、“五結合”（學習與科研、理論與實踐、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研究中國與借鑒外國、個人鉆研與集體討論）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相結合，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高效的研究生培養(yǎng)體系。

對學生，高銘暄是平等、尊重和包容的。在刑法學界近年來著名的犯罪構成理論到底應該引入“三階層”，還是應該堅持“四要件”的爭論中，他的得意門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與他持相反觀點。但激烈的論戰(zhàn)從沒有影響師生情誼，高銘暄總說，“學術是學術，關系是關系”“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

高銘暄對課堂教學極其嚴肅認真，即使內(nèi)容早已爛熟于心，他仍會精心準備到凌晨。他的兒子高曉東回憶說：“哪怕是相同的內(nèi)容講給不同的人聽，他也堅持重新整理講義。”

為了提攜青年才俊，高銘暄還用個人積蓄發(fā)起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學術基金。2002年，“高銘暄刑法學發(fā)展基金”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2009年，“京師高銘暄刑事法學發(fā)展基金”在北京師范大學成立。這些基金的宗旨，就在于傳承和發(fā)揚老一輩刑法學者的治學精神，獎掖和激勵刑法學界的青年才俊。

將學術生命融入法治中國建設

都說高校教師是象牙塔里的學者，但在高銘暄身上，大家看到的更多是充滿家國情懷的遠見、無私和忘我。他始終將個人學術追求與國家的法治建設、社會的法律需求緊密結合，實現(xiàn)了從“書齋里的學者”到“法治建設的參與者”的完美升華。

從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到歷次刑法修正案的研討，高銘暄始終是國家立法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他曾主持起草刑法總則修改建議稿，推動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適用刑法人人平等三大原則寫入法典，為中國刑法的現(xiàn)代化注入靈魂；在死刑問題上，他堅守“少殺、慎殺、嚴禁錯殺”的立場，呼吁嚴格死刑適用標準，以法治力量守護生命權。他的建言溫和而堅定，深刻影響著中國刑事法治向著更文明、更謙抑的方向前行。

高銘暄深知，法治的進步不僅需要良法更需要善治。他多次參與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解釋研討咨詢工作，擔任中國法學會、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國際刑法學協(xié)會要職多年，將中國法治聲音帶上世界舞臺。2015年，他獲得了素有“刑法學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切薩雷·貝卡里亞獎”，成為獲此殊榮的亞洲第一人。

西北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創(chuàng)始人田文昌1995年從中國政法大學辭職從事專職律師，特別邀請高銘暄擔任律所的專家顧問。田文昌說：“高老師特別關心刑事法治的司法實踐問題，經(jīng)常提醒我作為學者出身的專職律師更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真正做到為法治建設貢獻力量。”

除了關心國內(nèi)的刑事法治發(fā)展，高銘暄還對“如何讓中國刑法走向世界”這一課題始終孜孜不倦。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盧建平說：“刑法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或者中國刑法走向世界，并不像今天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條坦途，是有很多坎坷和波折的。高老師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堅持原則、敢于斗爭，也一直秉持甘于奉獻、鞠躬盡瘁的忘我精神。”

高銘暄也是京劇票友。年幼時，他曾在父親指點下學唱京劇名家片段，并將其作為業(yè)余愛好堅持了一生。《洪羊洞》里楊六郎唱的那句“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高銘暄唱得極好，也做得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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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中國教師報

編輯 | 白衣

（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