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9本科生，主動延畢

幾乎每4名碩士研究生中，就有1人未按時畢業；大約每14名本科生中，就有1人未按時畢業。

一年一度的畢業季又到了，又一屆大學生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大廠、小廠、考公、創業、事業單位、國企……與此同時，一些大學生開始主動選擇延畢。

“延畢”即延期畢業，往往用以描述由于學業未完成導致無法畢業的被動行為，過去談到延畢，總有人談之色變，認為“這都畢不了業”“一定是沒好好學”，延畢的學生也通常被認為是“問題學生”，但時代變了，“延畢”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大學生群體中，成為他們跳出社會時鐘的主動選擇。

昨日，《中國科學報》邀請復旦大學一名主動延畢的本科生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作為復旦大學經濟學專業的一名大三學生，今年已經是TA本科的第四年。一年前，這名學生決定“延畢”一年，在文章中TA談到，之所以主動選擇“延畢”，是想給自己多一些時間，探索自己想做什么，“給自己一個緩沖期，多做一些嘗試，多積累一些經驗。與其匆忙決定，不如退一步。”

未按期畢業率，居高不下

延畢已不再是少數人的選擇。根據教育部官網的教育統計數據，博士研究生的未按期畢業率常年盤踞在60%以上，幾乎每年都有超過10萬名在讀博士生無法順利畢業。

2013-2022年這十年間，我國碩士研究生未按期畢業率從11.28%增長至28.02%，翻了2倍多。而2019-2022年，這一比例始終保持在20%以上。與此同時，本科生未按期畢業率也常年在7%上下浮動。換句話說，幾乎每4名碩士研究生中，就有1人未按時畢業；大約每14名本科生中，就有1人未按時畢業。

值得關注的是，碩士研究生的未按期畢業率近年來總體走高。尤其在2019年，碩士研究生和普通本科生的未按期畢業率都出現過小高峰，這背后與高校對畢業論文質量要求的提高有關。

根據2014年有關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的相關文件，2019年正值開展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抽評工作。同年4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發布了《關于開展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抽評工作的通知》（后文簡稱《通知》），《通知》提到，要“嚴防學位‘注水’，對突破質量底線和紅線的情形，嚴格按照規定和程序處理”。嚴格的學位論文審查也進一步收緊了本就不輕松的畢業出口。

而近年來，隨著高校擴招，本科生數量增多，每年的預計畢業生數已經從2013年的近350萬人增長到2022年的約500萬人，伴隨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本科生開始延畢。

2021年，普通本科生的未按期畢業生率曾創下新高，達到11.69%，是近10年唯一一次突破10%的年份，這一年，約56.7萬名本科生未能如期完成學業。根據《中國青年研究》期刊文章《本科生延期畢業現象的透視與解析》整理的數據，本科生延畢的主要原因是學業困難，也與社會誤導、高校空檔、學生困惑等密切相關。

延畢，為什么？

延畢，怎么看都是一個與負面詞匯掛鉤的選項。

但許多學生已經開始選擇主動延畢。2023年6月，話題“一批985畢業生選擇主動延畢”曾沖上熱搜。延畢正在成為當屆畢業生為自己爭取考研、考公、刷實習、找工作實踐的又一緩沖地帶。

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對2001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3.1%的受訪大學生表示身邊有選擇延畢的同學。沒有修完學分或沒完成學位論文是大學生延畢的首因，其次，就是為了保留應屆生身份。

圖源：中國青年報

國考、省考等公務員招聘考試，很多職位只有應屆生可以報考，而央企、國企還有不少公司的校招也專門面向應屆畢業生。在用人單位眼中，應屆生可塑性強，且剛剛走入社會，沒有其他因素干擾，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隨著應屆生身份和落戶、就業等重要問題掛鉤，應屆生和非應屆生之間的差異也被人為擴大，尤其是用人單位對“應屆生”身份的看重無形中更增大了就業壓力。

此外，有人選擇延畢，也是想按自己的規劃和節奏走。統一的學制未必適用于所有學生，有提前畢業的學生，自然也有延后畢業的學生，按照自己的規劃和節奏走，順其自然，未為不可。對部分學生而言，延畢是難得的自己主動調整銜接上學和就業過渡期的自由時間。在被迫和社會時鐘同步的掣肘下，在家庭、同學、學校、社會的多方凝視中，主動選擇走慢一步的確無奈也屬實不易，但這未嘗不是對人生掌控權的召回。

延畢生，何去何從？

“延畢只是一個選擇方向，歸根結底是要清楚自己想干嗎、要干嗎。但是，這對年輕人來說，反而是最難解的問題之一。”一位主動申請延畢的研二學生這樣說。畢竟，延畢后伴隨更多可能性而來的，是不確定性。對于主動申請延畢的學生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是否能承擔延畢的后果和更多的不確定性。

一些同學主動延畢可能是出于“暫時沒有找到合適工作”的考慮。但畢業后，保留了應屆生身份的他們還將面臨新的問題——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延畢都會被一些單位視作減分項，畢竟沒有跟上社會時鐘的背后可能暗示著“這個學生在某些方面存在問題”。

面試官問出的那句“畢業后為什么沒有立刻工作？”只不過是被換成了另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延畢了？”即使是為了完成高質量學術成果而主動延畢的博士生，被不了解情況的用人單位質疑學術能力而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情況也不在少數。

難道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了嗎？

近年來，為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應屆生身份逐漸松綁和淡化正成為趨勢。今年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發布《關于高校畢業生就業有關政策的通知》，明確提出：畢業證書落款年度3年內（含畢業當年度）的高校畢業生，可按規定報考自治區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應屆畢業生崗位。

山東、廣西、貴州、湖南等多地人社部門亦發文，調整應屆高校畢業生身份認定標準，明確在省內事業編等用人單位招聘中，不對其是否有工作經歷、繳納社保等作限制，仍可按照應屆生身份報考。

但政策有了，實際的就業環境卻對畢業生并不寬容，許多用人單位只要當年畢業的應屆生。“應屆生”這一概念起初是為了保障畢業生的就業，如今卻逐漸成為對不少學生的限制。在就業語境中，更應該承擔起責任的是用人單位，是否能“跳出應屆生身份”招聘人才是更多用人單位需要認真考慮的。

為破解“延畢”之困，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羅永章曾提交《關于調整博士研究生學制的提案》。他建議博士生畢業時間應進行彈性化管理，因為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甚至不同課題的研究周期存在巨大差異，不能“一刀切”，同時也要對博士生畢業實行多元化考核，鼓勵學生追求高質量的、劃時代的學術成果，打破唯論文、唯影響因子的誤區。

有太多的外在因素能讓大學生們被動地主動選擇了延畢，在這一現象之外，需要提問的是，我們能做什么？政策的精準助攻、用人單位的多元標準考察以及學生個人的心態調整和規劃……我們需要更多必要的行動讓延畢生們能過得不那么“難”。

作為一個逆社會時鐘的選項，主動延畢無疑是勇敢者的“自救”之路。但延畢之后，人生的“暫停”時間又該如何度過？盲目跟風延畢不可取，不管是主動或被動延畢，最終還是要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間里，抓住人生的主動權，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