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情緒化看待印度了

賽格特約作者：丁慧

對印度而言，過去十年所承接的技術與產業，不僅為其經濟注入了直接動能，更在深層次上激發了本土創新的原動力，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后發國家特色的“技術擴散—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良性循環。

5月30日，華爾街日報以《印度經濟增長迎難而上：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實現了一年以來最高的季度增長》為標題報道了印度的經濟增長情況。印度1-3月經濟增長7.4%，高于上一季度的6.2%，創下一年來最佳季度增長記錄。

日本野村證券的經濟學家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印度可能成為中美貿易緊張局勢引發的供應鏈轉移的贏家。采購經理人調查顯示，由于美國關稅的不確定性繼續導致新訂單大幅下降，5 月份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工廠活動放緩，但印度5月份新出口訂單增幅達到三年來最高水平之一。印度制造商對外強調，自己受到了來自亞洲、歐洲、中東和美國的強勁需求。

數據顯示，印度5月制造業PMI環比略降，但仍呈現出極強的擴張性

此前，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蘇布拉馬尼亞姆高調宣布，稱“印度經濟體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的言論，盡管在后來被其同事“打臉”，但“趕日”甚至“超德”，都只是時間問題。筆者在此做出提醒，不要再情緒化地看待印度，而要把印度看成20年后中國最大的對手。

過去十年，全球技術擴散加速，而印度，接住了這波技術轉移。從手機、制藥到新能源、半導體，印度制造接住的不是低附加值的“轉單”，而是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溢出的技術轉移與產業能力。在中美貿易博弈、“中國+1”戰略、歐美外資多元布局等因素共同驅動下，印度已經悄然站上了風口。

01 印度早已“不是小丑”

技術通常被認為屬于最早擁有它的人。但在現實的全球經濟中，真正推動國家趕超的往往并非技術的原創，而是對技術的擴散、適應和再造能力。

近十年來，印度正是在技術擴散這一波被傳統發展理論所忽視的環節上跑出了一條令人矚目的后發路徑。

在全球制造業分工變化的檔口，尤其是中國部分產能和中端制造環節向外外溢之際，印度成為受益者之一。而這看似“接盤”的過程，實際上激活了印度的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潛能，構成了其經濟騰飛的重要支點。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2018年，印度手機進口21億美元，但是在2022年，印度手機出口已經達到110億美元，這也意味著98%的手機基本上都能在印度本土生產。

此外，從印度搶占中國iPhone生產市場也可以一窺手機在印度本土的生產能力。2019年，約99%的iPhone是中國制造，但在2023年，全球約13%的iPhone是在印度組裝的，其中約四分之三是在富士康印度工廠生產的。

印度手機零部件加工工廠

在汽車領域，印度汽車制造商協會(SIAM)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25財年（截至2025年3月31日）汽車整車出口量達到536萬輛，較上財年的450萬輛增長19.2%，創下歷史新高。

作為對比，2024年，中國汽車出口量585萬輛位居全球第一，日本為421萬輛。此外，印度的汽車銷量也達到每年400萬輛，僅次于中國和美國，是全球第三大汽車消費市場。

印度早已不是那個印度。

02 技術擴散在印度何以成功？

首先，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帶來了勞動力和巨大消費市場，為技術產業化提供了足夠的成本優勢和內需支撐；而近年來的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India Stack”國家級數據平臺的推廣，大幅降低了國內的交易成本。

2009年之前，約一半印度人缺乏身份證明，無法獲得銀行、保險、駕照等基礎服務，也因此錯失創業與就業機會。為解決這一問題，印度政府推出了基于生物識別的數字身份系統 Aadhaar，通過指紋與虹膜登記，為公民賦予12位數的統一編號。

截至2016年底，已有超過11億人注冊，覆蓋率達95%，成為印度史上最成功的IT項目之一。以此為基礎，政府推進了“India Stack”數字公共基礎設施體系，該體系結合了Aadhaar與作為移動通信基礎的電子匯款系統統一支付接口（UPI）。

這也對運用IT技術的新興企業崛起發揮了積極作用。印度國家軟件和服務公司協會（NASSCOM）等的統計顯示數據顯示，2021年印度新增42家獨角獸企業，是2020年的3.5倍，2022年則新增23家獨角獸企業，展現出IT生態快速崛起的趨勢。

當然，印度政府在這一輪擴散中提供了不少助力。以“Make in India”和“PLI（生產掛鉤激勵）計劃”為代表的一系列產業政策，明確鼓勵高技術領域的本土制造與技術引進，并對電子產品、太陽能、半導體、制藥等行業提供稅收、土地和補貼支持。

這些政策有效對沖了制度性短板，讓外資企業在印度的擴張更具信心，同時也引導本土企業的共同參與。

在具體的擴散路徑上，印度展現出一種“復制+適配+消化”的能力。這與過去的中國十分相似，技術首先以外企投資或合作形式落地，由本地工廠與團隊配合運行；印度企業在模仿和學習中逐步適配自身條件，例如利用本地材料、本地工程師調整流程；最終，通過開放的技術生態（尤其在IT領域），形成部分本土化創新與再投資。

如，印度最大的企業之一塔塔集團（Tata）與臺灣企業合資建廠涉足芯片，2025年，生產出了第一顆自研芯片，每月生產5萬片晶圓，雖然不是什么尖端產品，但已在自研領域邁出了一大步。

印度最大的企業之一塔塔集團（Tata）涉足芯片產業

可以看到，這種技術擴散-產業復制-技術消化的鏈條，構成了印度版的技術升級。其效果在不少領域已經顯現，如，智能手機制造（從純組裝向零部件制造、軟件優化升級）；制藥行業（從仿制藥到疫苗自主生產，如Covaxin，再到原研藥探索）；可再生能源（引入中國和歐美設備后，自主推進太陽能電池制造）；數字平臺（本土創新如UPI支付系統反向影響其他國家）……

這種循環的關鍵不僅提高了印度的制造能力，也推動了技術的本土化演進，為下一階段的自主創新積累了基礎。

03 技術擴散到技術創新

技術擴散的力量，往往不僅體現在產線上，也體現在長期的制度建設之中。

對印度而言，過去十年所承接的技術與產業，不僅為其經濟注入了直接動能，更在深層次上激發了本土創新的原動力，逐步形成一個具有后發國家特色的“技術擴散—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良性循環。

首先是直接的經濟拉動效應。在制造業本地化與技術驅動型行業擴張的背景下，印度經濟在就業、投資和出口等核心指標上獲得了明顯提升。

南印度諸邦（如泰米爾納德、卡納塔克、安得拉邦）成為中技能勞動力的重要吸納地，制造業崗位開始承接傳統農業人口的有序轉移。同時，印度連續多年進入全球外資流入前列，僅2023年便吸引國際直接投資（FDI）超700億美元，主要集中于芯片、電子、生物醫藥等高技術行業。在出口端，以智能手機、仿制藥、生物制品和IT服務為代表的產品結構日益優化，IT與制藥合計貢獻超過全國出口的三成以上。

以泰米爾納德邦的工業發展為例，該邦有印度其他邦沒有的優勢，比如學校、便利的交通、工程專業的畢業生以及全印度最多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印度所有女性工廠員工中有43%在泰米爾納德邦工作，而該邦的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5%。）

該地區已形成多個產業集群，從欽奈到海岸線，汽車及零部件產業帶一線貫通；哥印拜陀爾專注壓鑄和泵制造，蒂魯布爾形成了針織品產業集群；印度最大的火柴制造商也設于該地。超過130家《財富》500強企業在該邦運營，外資持續涌入。

印度產業集群為其技術創新提供土壤

2024年初，蘋果供應商康寧與印度本土企業合資成立的Bharat Innovative Glass Technologies宣布投資1.2億美元建廠，預計創造840個就業崗位。越南電動汽車制造商VinFast亦宣布投資20億美元設廠，新增就業3000-3500人。

可以看到，與過去單純承擔代工角色不同，當前一批印度企業正經歷從“技術接受者”再到“改良者”的轉變。

這一過程并不依賴尖端技術突破，而是通過“學習+局部改進”已經成熟的市場技術來推進的：企業通過合資、與原始設備制造商（OEM）合作等形式獲得初步能力，在適配過程中逐步理解生產的標準與流程，進而在細分領域再優化。

如，印度部分本土電子制造服務商已掌握SMT貼片、自動化測試等核心流程；在生物醫藥領域，Bharat Biotech 和 Serum Institute 不僅實現疫苗生產，還開始邁向mRNA平臺與原創分子的研發。

更值得注意的是，擴散成果已開始在印度的初創企業中顯現出“脫胎換骨”的躍升。越來越多本土公司不再滿足于模仿海外產品，而是結合印度本土市場的痛點，展開有針對性的再創新。

印度最大的電信運營商Reliance Jio自建5G生態，目前擁有約110萬個5G基站，2024年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其本土自研5G堆棧技術；印度教育科技公司Byju’s核心產品是在線視頻學習課程，借助數字教育技術拓展海外用戶；Zomato、Udaan、Razorpay等企業則深耕本地場景，通過支付、物流、供應鏈等微創新走向國際市場。

這類企業的共性在于：它們成長于技術擴散后的土壤，卻已經不再依賴原始技術來源，而是在制度、用戶習慣、數字生態等領域進行創新。

這也意味著此時的印度正如彼時的中國，正在從“仿制經濟”走向“混合式創新”的中段階段。可以看到，技術擴散帶給印度的已不僅是產業鏈的延展，更是一種創新信心和技術生態的重構。

04 印度發展也存在隱憂

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選公布結果，以總理莫迪領導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議席大幅減少而告終，其背后原因在于印度的經濟結構——創造就業崗位能力較強的制造業得不到充分發展，大多數國民無法切身感受到經濟增長。

2024年6月4日，總理莫迪領導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險勝

可以看到，印度經濟發展的挑戰依然存在。印度的勞動力雖年輕，但識字率與勞動參與率偏低，非正規經濟比重較高，尚未完全轉化為制造業的人力紅利。同時，基礎設施薄弱、貧富差距較大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世界銀行2023年的數據顯示，印度成人識字率為76%，勞動參與率不到50%，女性更低至20%。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年輕人沉淀在農業和非正規部門，并不能直接轉化為中高端制造業的勞動力。

其次是基礎設施滯后。印度70%的道路為鄉村級別，電力系統碎片化、用電成本高、港口體系缺乏深水泊位，印度制造夢想仍困于“缺電、缺路、缺地”。

此外，印度居民普遍的收入不足導致整體購買力不足，嚴重影響了印度的消費和就業。據世界銀行推測印度生活在“貧困”狀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3.7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雖然較10年前的6成以上有所減少，但到2021年仍然達到46%。

當前，印度的經濟增長集中在城市、IT與金融服務等領域，但隨著制造能力逐步夯實，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還需同步優化，形成更廣泛的增長基礎。至于未來能否真正實現躍升，關鍵還是在于能否通過持續改革，將“人口紅利”轉化為“生產&消費紅利”。

回望東亞發展經驗，沒有哪個國家靠“風口”實現一蹴而就的成功。真正的騰飛，靠的是長期主義、制度變革與產業耐心。

目前，印度已經站在全球制造格局重構的重要節點上，具備成為“下一個經濟大國”的底層條件。只要持續釋放制度紅利，推動技術與人才同步升級，印度的未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