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倫敦磋商結束，但中國經濟仍面臨三重轉型難題

作者 | 華南索羅斯、楊璇

我們正處于一場大崩潰前夜。

6月10日，中美倫敦磋商結束，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倫敦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達成了一個將（瑞士的）協議內容付諸實施的‘框架’。”該協議內容包括大幅下調互征的關稅，取消“非關稅”貿易限制措施，以及放寬中國對稀土出口的限制和美國對華半導體出口的管制。

但這只是“中場休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放眼全球，不管是愈發劇烈的地緣政治沖突，還是愈發累積的金融系統性風險，似乎都揭示著背后真相，正如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所說——

“我認為，更重要、也更需要我們時刻記住的是：

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全球主要的貨幣秩序、政治秩序和地緣政治秩序的典型崩潰。”

崩潰并不可怕，全球秩序從舊到新必將經歷不破不立的過程。崩潰本身，就意味著變革和轉向。

轉向的終點在哪？

達利歐給出了11個主要主權國家過去500年權力和財富的相對位置，那根代表著中國的粗壯紅線，正在以不可思議的陡峭斜率逼近代表著美國的藍線，還要相交，還要超越，還要繼續向上。

宏觀世界的轉向，總有一根清晰的明線勾勒出脈絡，但托舉這根明線的，是商業世界每一個或微小或龐大的個體。大變之年，他們的轉型和走向，更應被關注。

但這條轉型之路并不平坦，至少面臨三重難題。

在經濟增長的主線之外，過去30年的中國經濟還有另一條暗線。

暗線的起點，是1994年。

那是個蕭條的年份，紡織業產能嚴重過剩，此后迅速波及到上游，到了1998年末，全國上下已經有8萬多家煤炭礦井，總產量比全國需求高出12億噸。

改開之后的第一次產能過剩，來得猝不及防。此后至今，類似的產能過剩，發生了至少四次。

但那同樣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份。《中國的奇跡》初出版，經濟學家林毅夫寫下神預言：中國將利用比較優勢和產業政策，快速累積資本，追趕世界。

7月，一部融合了荷蘭和法國法律精髓的《公司法》正式落地，被身份和名分拖拽了2000多年的中國商人，終于可以自在奔跑。

此后，上層設計不斷完善：“分稅制”正式施行、匯率并軌、放開外貿經營、國企開始大規模破產......

冷清與火熱，沉悶寂寥與充滿活力，頗具矛盾性的起點，似乎預示著此后充滿戲劇性與沖突的30年。產能過剩與出清的平衡博弈，經濟增速與質量的艱難取舍，身處其中的民營企業家的堅持與猶豫，糾纏形成了這根暗線。

如何在政策與產能的周期中捕捉機會，如何跳出產能過剩的怪圈，問題擺在了每個人面前。

太多中國的聰明人選擇了容易的辦法，投身那些快速見錢的領域——地產、金融、貿易等。時代東風勁吹，一個個增長神話的光芒，掩蓋了矛盾。

以地產為例，1994年，宋衛平因一則住房商品化的政策消息，狠心借了15萬，毅然從電腦公司辭職，回杭州開始投資房地產；同年，在西南重鎮重慶，女記者吳亞軍借著住建部“小康住宅科技示范區”的東風，辭職下海。

民營房企就此站上歷史舞臺，江湖從此再無平靜。

1998年的房改帶來了大規模城市化，中國巨大的人口紅利集中釋放。而從地產開始，家裝、清潔、廚衛、電器、出行、水泥等諸多行業隨之生長，從廚房到衛生間，從陽臺到臥室，從屋內到屋外，一棟房子引發的悲喜得失，構成了中國經濟的主旋律。

喜的是奇跡式的經濟增長。2004年到2013年的十年里，全國平均地價從332元/㎡漲到1144元/㎡，膨脹3倍有余。

悲的是在繁花錦簇的表象下，欲望和野心、無序與混亂、狂妄與張揚的野草也正瘋長。說著 “什么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的王健林，常想“我如何才能流芳百世”的許家印，各路人物熙攘登場，光怪陸離。

直到2016年，房住不炒的韁繩繞在了地產野馬的脖頸，繁花盛世驟然幻滅。

名震江湖的華南五虎被時代拋在身后，閩系、川系、浙系接連崩盤......從2019年到2024年，全國范圍內公布破產文書的房企超過1660家。

許家印身陷囹圄，王健林不停變賣資產，楊惠妍喊出“砸鍋賣鐵”也要還債的心酸，而直到2025年，萬科虧損近500億，退休的王石賣起了燕窩，“房地產最后一道防線”以頗為戲劇性的方式，送別了那個瘋狂的時代。

熱鬧退場之后，人們才有機會一窺背后的狼藉——地產從未真正成為過剩產能出清的通道——經濟學家黃奇帆在2025年開年演講中表示，全國20億平米的一手房庫存無法消化，至少帶出10萬億現金的空懸。

如今，臺上的角兒成了保利、中海、華潤等國企，花式拿地、新房下餃子的戲碼再度上演，他們看似具備更充沛的現金實力，但要想化解產能危機，還需經歷一場大考。

地產的窘境只是傳統經濟轉型的縮影。過去數年里，我們見識了太多類似的荒誕劇——暴雷的P2P、跑路的私募、無視風險擴張的銀行......存量競爭時代，金融業的苦痛一點不比地產少。

爛攤子不能不收拾，但在這之前，有太多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何定義發展策略？怎么平衡擴張與安全，質量與盈利，理想與現實？

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重贏市場信心？

但也有人，從一開始就選擇走難而正確的路。

跳出產能過剩，離不開制造業轉向。方式之一，是擺脫低端產能的桎梏，攀登微笑曲線的兩端，用更先進的制造體系，滿足產業升級的內需。

1994年，一只老鼠鉆進了華為位于義烏赤岸鎮的交換機中，華為技術人員當晚處理，成為“標志性的華為速度”。而就在任正非發表《勝利祝酒詞》時，這個出生在貴州的浙江人也許不會想到，幾十年后，他將面臨比老鼠棘手萬倍的挑戰；

也是在那年，全球通進入中國，大哥大迅速消亡，瞅準機會的雷軍建立了金山公司；同年，張汝京在新加坡投資建設芯片廠，在中國大陸前前后后招了300人，其中的70人，后來成為中芯國際的核心班底。

他們起初并不起眼，直到2016年，英國記者馬丁·雅克在其著作《大國雄心》中發出警示：

中國要從高度依賴高儲蓄率支撐的巨額投資的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經濟向減少對出口和投資依賴，更為依靠內需的創新型、資本密集型積極轉變。

2年后，“中興事件”爆發，華為海思“一夜轉正”，中芯國際營收逆勢創下歷史新高，無數國人熱血澎湃，時代思潮隨之轟然轉變。對外經貿大學的一份研究課題顯示，在7953份問卷中，曹德旺、任正非、劉強東、雷軍、董明珠被年輕人認為是愛國情懷濃厚的企業家。

這或許說明，中國人從未像現在這樣有深刻的危機感，只因我們需要以國產替代為跳板，越過也許是近在眼前的修昔底德陷阱。

這并不容易，我們正在走一條沒有完全可復制經驗的道路。隔海遙望的日韓， 雖取得階段性成功，但前者因制造業的分工轉移，代價至今仍未消化完。后者也因財閥捆綁著政治經濟，不值得完全借鑒。

打破東亞國家的“宿命”，中國需要鍛造自己的自信。

無數產業、機構和人，都將目光投向曾經灰頭土臉的制造業，熱錢、補貼、新政層出不窮，“大力出奇跡”的結果，是

半導體國產替代率已達35%，預計2025年將突破50%；

國產創新藥的占比從2015的不到10%增長至2024年的42%；

工業機器人的國產化率在2024年也首度突破50%

從輕紡化工，到芯片雷達，制造業撐起了新舊時代的宏大敘事。如今站在動能轉換的關卡，先進制造業的國產替代路徑，構成了我們所探討問題的核心本質。

另一種方式，是將目光投向海洋，向全球尋求增量。

中國人并不畏懼海洋。百余年前，體態瘦小的溫臺人以原始的偷渡手段，擠在黑暗的集裝箱里奔赴歐洲，通過開餐館、洗衣店的方式，逐漸融入當地。

而隨著經濟發展，中國人開始更有尊嚴地出海。

1994年，梁穩根把三一重工搬到長沙，4年后，他與世界第一的德國產品同臺競技，從此一戰成名。如今，三一在重工機械領域已是無可爭議的全球第一；

同年，感受到電腦家庭化時代召喚的柳傳志，帶著聯想登陸港交所，也讓一句“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的廣告詞走出了國門，“貿工技”成為無數中企出海的路線選擇。

直到今日，中國企業出海已然更有底氣——

奇瑞收購大眾，與軍工企業萊茵金屬同臺競爭；蔚來在歐洲做起了基建商，換電站成了最好的品牌廣告；

石頭科技、科沃斯、追覓引領了機器人出海的1.0時代，而對全國其他企業而言，更廣闊的服務機器人出海2.0時代正在到來；

晶科在中東的市占率超過40%，隆基在美國、阿爾及利亞、東南亞設立工廠；

創新藥對外BD交易規模創下新高，以恒瑞醫藥、百利天恒、康方生物為代表的中國創新藥企，正在奮力追趕。

從產品到品牌，再到全產業鏈，中企出海已經經歷了三次迭代。只是當世界格局愈發動蕩，貿易保護主義愈發抬頭之際，對“越是制裁，越要出海”的中國商界來說，還有哪些迭代方向？又該往哪些市場尋求增量？

跳出產能怪圈，還需要轉變思維方式。

20世紀80年代末，深圳街頭那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把經濟增長放在了壓倒性的位置。

效果十分顯著。綠城、龍湖、華為、小米……從1994年開始的30年里，麥子抽穗了30次，人平均呼吸了2.73億次，中國商業世界增加了1億個就業崗位，創造了130.528萬億元財富（按GDP計量），以這些企業為代表的的民營經濟主體占比從可以忽略不計，到占國民經濟的96.4%。

可沉浸于埋頭追求增長的狂熱，總容易讓人忽視周邊經濟環境的變化，也總容易將呼吸的個體簡化為一個個冰冷的數字。盡管在數字之外，存在著更多衡量維度——公平、ESG、可持續。

它們與增長同樣重要，只因遠方的風景總被關注，近處的哭聲卻常被忽略。中國128.6萬平方公里的耕地上仍有佝僂的背影，有無數離鄉的背簍，有工廠里的無奈和落寞，有被煙熏黑的天空和河流，有無數女性的壯志難酬，有多少普通人堅持著理想，就有多少普通人的理想在某一刻幻滅。

在30年的狂飆突進之后，這些“商業軟實力”，已經成為中美之間的主要差距。達利歐在其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量化給出了11個主要國家的現狀和可能的未來，部分數據如下圖：

不難發現，中國在大多數關鍵領域緊追美國，且在基礎設施與投資、成本競爭力、經濟產出、貿易、貿易/資本流動等方面更強。

我們享受著遠高出人均GDP水平的基礎設施，但是，并非所有人都面對著一個同樣平等、公平、透明和開放包容的商業社會。

以“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指標為例，在長達725年的全球商業實踐里，企業社會責任經過了四個階段的演變。

中國企業，大多仍停留在第三階段。甚至，在這兩天爭執不斷的車圈“口水戰”里，倘若無監管部門的下場，將供應商的結款周期拉齊至60天內，“再苦一苦供應商”將繼續成為行業共識，產業鏈的利益天平還將繼續向下游整車廠傾斜。

而在動輒90天起步的國產車企結款周期面前，海外車企對供應商的賬期基本在50-70天內波動。德系車企，奔馳、寶馬和大眾則分別縮短至了37.91天、42.45天和41.10天。

相較而言，盡管中國新能源車企開辟了舊行業中的新戰場，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無論新舊。起碼在這一支柱性產業中，國產產業鏈的健康度都不及舊戰場中的老對手。

當然這也并非中國商業社會的全貌。

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在《變化中的中國人》里，做了一個對比——

“在日本農民身上，永遠隱藏著一種軍人式的兇猛表情；而在中國士兵的臉上，卻時而會浮現農民式的溫順與厚道”。

儒家文化澆灌出的民眾思想，將“溫順、厚道”“天下大同”“仁義”等品質無聲息地融入了社會邊角，商業世界同樣受到熏陶。

所以你會看到，功成名就的劉強東一次次返鄉捐款、偏安一隅的于東來真正把“維護員工及消費者利益”和“快樂上班”奉為經商之道、王鳳英和宗馥莉走上舞臺中央，商業世界的性別平權，正愈發被重視。

同時，截至5月31日，A股共有2461家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度ESG報告，披露率達45.46%，創下歷史新高。

A股獨立ESG報告披露數量和披露率|圖源：金證評估

正如作家大衛·米切爾在《云圖》里所說：“歷史是一副牌，我們的祖輩拿到了3、4、5，而我們拿到了9、10、J”。無論是社會發展亦或是商業文明水平，此刻的我們都比先輩更加富足。但還遠遠不夠。

產業發展的最后，世界應該是平的。

站在經濟轉型的關鍵當口，我們不禁要問：

下一個30年，中國的商業世界，會是什么樣子？

問題的答案不在預言家的水晶球里，藏在奧地利作家彼得·斐迪南·德魯克的筆下：

“預測未來的最好方式，就是創造它”。

當倫敦的磋商落下帷幕，瑞·達利歐眼中的全球秩序仍在劇烈震蕩。舊秩序的裂隙里，中國經濟正以“破局者”的姿態，在傳統與創新的碰撞中、在封鎖與突破的交織里，尋找屬于自己的新坐標。

這場轉型從不是單一維度的突圍。它既是出清過剩產能的一次“刮骨療毒”，是制造業從規模擴張到質量提升的“驚險一躍”，也是商業社會從“數字至上”的增長神話到“人性回歸”的精神覺醒。

它不僅關乎增長，更關乎公平；不僅關乎效率，更關乎溫度；不僅關乎中國的崛起，更關乎人類文明在秩序裂解中的共同進步。

而在舊故事中獲得的所有教訓與總結，不過是為了讓明亮的更明亮，讓陰影不再是陰影，讓未來既追隨領軍者在時代潮頭逐浪，也把關注與同情的視角，施予更多鏡頭之外的普通人——他們的悲喜常被忽略，但他們的脈搏理應與時代共鳴。

*文中數據如無特殊說明，均來自國家統計局頒布的1999年和2024年《中國統計年鑒》。

參考資料：

《商界》，商界編輯部

《大國鎖鑰：國產替代浪潮》，曾航、周廉卜、涂逸君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瑞·達利歐

《大國雄心》馬丁·雅克

《激蕩四十年：中國企業1978——2018》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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