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研制出核武器，最應該感謝的兩個國家，常被人忽略了

俄烏戰爭與中東局勢的持續緊張，“幸虧我們有了原子彈”這樣的言論，也頻繁地出現在了網絡上。每逢熱點事件，評論區總會刷起一輪“致敬核科學家”的熱潮。人們自豪地列出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名字，視他們為國家安全的象征與民族英雄。

但在一輪輪的集體感動中，卻鮮有人思考一個基礎性的問題：這些科學家的崛起之路，究竟是怎樣鋪就的？在他們成為“國之重器”的締造者之前，誰為他們提供了決定性的養分與平臺？

如果我們細究中國核武研發的歷程，我們會發現兩個國家的身影始終無法回避——美國和以色列（更準確說，是猶太科學家的貢獻）。它們塑造了中國核武人才之路、奠定了核武器理論基礎。它們不在慶功臺上，但它們留下的足跡卻深深嵌在中國科技發展的起跑線上。

美國與歐洲：中國核武人才的搖籃

翻閱“兩彈一星”元勛的履歷，有一個共同點赫然在目：他們大多在歐美高等教育體系中成長，接受過一流的科研訓練與理論熏陶。

以下這份名單，構成了中國核武及航天事業早期技術體系的骨架：

• 錢學森：1935年赴美，進入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著名空氣動力學專家馮·卡門，是現代火箭理論的奠基人物之一；
• 錢三強：193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留學，曾在居里夫人實驗室工作，是中國早期核物理學開創者；
• 鄧稼先：1948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核物理學博士學位；
• 任新民：1945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是中國液體火箭發動機技術的奠基人之一；
• 郭永懷：康奈爾大學博士，長期在美國加州理工任教，是空氣熱力學與爆炸沖擊波研究權威；
• 吳自良：1947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是冶金物理學方面的重要代表；
• 楊嘉墀：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控制工程，回國后主持了中國空間控制系統研究；
• 王希季：美國密歇根大學航空工程專業畢業，中國衛星控制系統技術先驅；
• 朱光亞：1946年赴美國密歇根大學，專攻核工程，是原子彈和氫彈研究組織的中樞人物；
• 陳能寬：1947年赴美，先后在哥倫比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學習，是核材料領域的專家；
• 王淦昌：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領域的代表人物；
• 趙九章：德國柏林大學博士，曾在國際氣象組織工作，是中國衛星氣象開創者；
• 彭桓武：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是中國理論物理與氫彈原理研究的核心人物；
• 陳芳允：留學于英國倫敦大學，是中國無線電與雷達技術的重要開拓者；
• 黃緯祿：曾在捷克學習兵器機械，是中國導彈自動控制系統設計的重要成員；
• 王大珩：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是中國光學與紅外技術奠基人；
• 程開甲：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是中國核試驗科學體系的締造者；
• 姚桐斌：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畢業，是中國火箭發動機研究的代表人物。

這些名字，幾乎構成了中國原子彈、氫彈、導彈、航天、核材料、衛星氣象等所有重要系統的技術架構。他們所學所用，大多得自美國或歐洲的科學體系和實驗環境。

即便是未曾出國深造的科學家，如于敏，也是在由留美歸國的海歸教授門下接受訓練。他所就讀的北大物理系，師資幾乎全由留美、留歐歸國教授構成，代表著彼時國內科學訓練的最高水平。

也就是說，不論直接還是間接，中國核武科研的第一代核心人物，他們所掌握的知識體系、科研范式、思維方式，無不是從美國和歐洲移植而來，就如同今天的阿里、騰訊、百度、京東這些科技企業一樣，由效法美企而來。

然而，部分網民在歌頌“兩彈一星”功臣時，卻忽略了這些科學家的成長背景，進而將西方國家簡單標簽化為“敵對勢力”。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無助于我們理性看待科技進步的全球化本質，同時不利于經濟發展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以色列（猶太人）：核理論的締造者

比起美國歐洲的教育貢獻，猶太人在核物理學上的作用更加根本。他們不是“教會我們怎么做核彈”的人，而是從零建立了核物理的理論體系，把“造原子彈”這件事從神話變成現實的人。

核武器的理論源頭，可以追溯到愛因斯坦的質能方程（E=mc2）。這位猶太裔物理學家于1905年提出的相對論，為核裂變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1938年，另一位猶太裔科學家奧托·哈恩與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在德國首次實現了核裂變實驗，而他們的合作者、同樣是猶太裔的莉澤·邁特納則從理論上解釋了這一現象。隨后，愛因斯坦在1939年致信羅斯福總統，警告核武器的潛在威力，間接促成了美國曼哈頓計劃的啟動。

曼哈頓計劃的核心人物——“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也是猶太裔。他領導的團隊中，猶太科學家占據了重要位置。例如，愛德華·泰勒（氫彈之父）、里奧·西拉德（提出核鏈式反應概念）、約翰·馮·諾伊曼（數學與計算領域的先驅）等人，共同推動了核武器的理論與工程突破。這些成果不僅奠定了美國核武器的基礎，也為全球核科技的發展提供了藍圖。

毫不夸張地說，從物理原理到工程系統，從理論演算到實際爆炸測試，整個原子彈的誕生，是猶太文明在20世紀科技頂峰的集體呈現，猶太科學家為人類打開了核時代的大門，也為后來者留下了最為完整的知識圖譜。

中國核武的起步階段，正是在這些理論成果與技術資料的基礎上，進行消化、轉化和重建的。西方學術界對于核技術的早期公開資料，成為中國科學家攻克難題的重要參照。中國科學家做的，是在模仿、吸收與本地化中重新構建這一切，而不是憑空發明。

開放與合作：科技進步的必由之路

回顧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否定中國自主研發的勞苦歷程，而是為了提醒：科技進步，向來不是孤立發生的。

從核時代的開啟，到人工智能、半導體、航天、量子通信等前沿領域，幾乎所有重大突破都伴隨著國際間的知識流動與人才合作。中國能在20世紀中葉迅速建立起自主科研體系，正是因為早年曾擁有與外部世界密切聯通的機會窗口。

而今天，當技術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焦點，更應避免陷入“閉環式思維”。全球化時代下，任何國家要想保持持續創新，都離不開外部世界的激發、交融與對話。保持務實、理性的交流態度，是科技戰略長期可持續的前提。

反觀閉關鎖國的歷史教訓，清朝末期的衰落正是因為拒絕融入世界體系。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任何國家若選擇自我封閉，都將錯失技術進步的機遇。保持開放的心態，與包括美國、歐洲、以色列在內的國家開展合作，不僅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科技進步的必由之路。

理性看待歷史，擁抱開放未來

中國核武的成功，是科學精神與時代機遇共同塑造的產物。而在這背后，美國與歐洲的教育體系、猶太科學家的理論貢獻，構成了隱秘但堅實的技術之基。

網民可以為國家成就感到自豪，但這份自豪更應建立在理性理解與歷史還原的基礎上。科技超越國界，文明的進步也從不只屬于一國。

未來的中國，同樣需要在開放中汲取養分，在合作中謀求突破。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全球科技的舞臺上，繼續書寫屬于網民驕傲的傳奇。

當我們銘記錢學森、鄧稼先等人的名字時，不妨也記得，那些曾經為他們提供起點、提供工具、提供思維模型的遠方之人。他們未曾在新聞中亮相，卻以另一種方式寫進了我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