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局生死抉擇：為何魏征投李世民名垂青史，方孝孺抗朱棣身死族滅

魏征跪新主成千古賢相，方孝孺懟朱棣遭十族之禍，同是名臣，亂世忠奸的命運為何天差地別？

一、時代不同。

魏征所處的時代是隋末唐初，天下還未完全定型，魏征的第一個主公是李密，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后，魏征隨李密一起投靠唐朝，后魏征勸李勣歸順唐朝，竇建德擊敗李勣，俘虜了魏征，魏征被迫成為竇建德的部下。

洛陽之戰，李世民俘虜竇建德，收降王世充，魏征又跟著投靠了唐朝，太子李建成認為魏征很有才能，請求讓他擔任太子洗馬，輔佐太子處理政事。

當時的太子雖然是李建成，但缺乏軍功，明顯不如秦王李世民，于是魏征勸李建成親征劉黑闥，以獲取軍功與威望，李建成聽從了，并成功擊敗劉黑闥，平定了潼關以東。

李世民

隋末唐初，由于天下尚未完全定型，跟隨戰爭投靠新主在當時是司空見慣，比如說秦瓊，最早是隋將來護兒的部將，后跟隨張須陀，張須陀被李密所殺，秦瓊就投靠李密，李密被王世充擊敗，秦瓊又投靠王世充，秦瓊認為王世充人品不行，又離開王世充投靠李淵，李淵讓他跟隨秦王李世民。

你看秦瓊投靠了多少人，還有程咬金、李勣、尉遲敬德等名將都是從敵人陣營投降過來的，文人就更多了，他們沒有心理負擔，打不過就投降，時代就是這樣。

方孝孺所處的時代就完全不同，此時明朝統一天下已經數十年了，整個天下只有一個王朝，就是明朝，不存在文武大臣四處投靠的情況。

二、法理不同。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事變，是以秦王身份殺死太子李建成，控制皇帝李淵而成功的，本質上是兄弟之間爭奪皇位的政治斗爭，李建成與李世民都是李淵的嫡子，都有資格當皇帝，只不過李世民用了武力手段而已。

魏征

朱棣發動的靖難之役，本質是藩王起兵叛亂反抗正統皇帝的戰爭，朱元璋選擇的皇位繼承人是孫子朱允炆，不是他朱棣，朱允炆是明朝正統皇帝。

朱棣雖然是朱允炆的叔叔，但依然要跪拜朱允炆這個皇帝，這是禮制。

從法理上來說，李世民殺死的是太子，朱棣反抗的皇帝，殺太子后自己當太子，法理上說得過去，但是朱棣殺皇帝，自己來當皇帝，就屬于謀逆，只是成王敗寇，在法理上，朱棣缺乏正統性。

皇帝是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殺任何人也沒有殺皇帝的罪名大，弒君這種事放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接受的，是缺乏法理的。

朱棣

魏征投靠李世民沒有心理負擔，方孝孺卻因為朱棣反抗皇帝而不可能投靠他，雖然也有大臣投靠朱棣，但方孝孺顯然有自己的原則和觀念。

三、觀念不同。

唐朝時期，從不同的陣營來回投靠都沒有道德束縛，你看安史之亂，有些將領就在唐朝與叛軍之間反復投靠，還不止一次兩次。

史思明投降過唐朝，后來又反叛，嚴莊是安祿山的謀主，后與安慶緒合謀殺死安祿山，安慶緒戰敗后，又投靠了唐朝，還活到了唐代宗時期。

方孝孺

唐朝的思想相當開放，沾染了胡人的風氣，不僅是穿著、飲食與生活起居，就連思想也有變化，一代女皇帝能出現在唐朝不是沒原因的。

在唐朝投降是沒有心理壓力的，但明朝就一樣了，明朝的儒家思想相當保守，尤其是三綱五常，講的是君為臣綱，強調臣子對君主的忠心，作為宋濂的門生，方孝孺的儒家思想很保守，他忠于皇帝朱允炆，不愿意投靠朱棣。

四、環境與心胸不同。

李世民在玄武門政變之后，對待李建成手下的文臣武將是相當開明的，下詔書免除這些人罪名，并讓這些人效忠朝廷。

明朝風氣不同

李世民為人寬容，雖然他殺兄逼父，對大臣其實挺好的，魏征是個直人，經常直言勸諫李世民，很多時候惹得李世民很生氣，一度都想殺了魏征，但李世民忍住了。

魏征為了反駁李世民的建議，曾經四次拒絕征發18歲的中男，李世民大怒，召魏征來責備，但魏征一點也不害怕，反而跟李世民頂嘴，還把李世民給說服了。

這要是朱棣，只怕早就殺了勸諫的大臣。朱棣這個人是記仇的，他贏了之后，大肆抓捕建文舊臣，并沒有像李世民一樣赦免這些人，本來就是各為其主，朱棣沒有必要處罰這些人，朱棣要求方孝孺投靠他，方孝孺偏不答應，氣得朱棣誅殺了方孝孺的十族。

朱棣的心胸是遠遠不如李世民的，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還有個原因是方孝孺對建文帝有感恩之情。

唐朝風氣開放，李世民心胸開闊

方孝孺是大儒宋濂的門生，他不是通過科舉考試入仕的，而是有人保舉他，朱元璋時代，免了方孝孺的死罪，朱允炆當皇帝后，征召他擔任翰林侍講，一路把他提拔起來，并對他相當重視，有大事經常征求他的意見。

朱允炆這是把方孝孺當國士，那么方孝孺必然以國士來報答朱允炆，就像豫讓一樣，方孝孺報答朱允炆唯一的辦法就是誓死相隨，自然就不能投靠朱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