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珦，二程成圣成賢的指路明燈

在河南省伊川縣縣城西側白虎山下的二程文化園內，一副紀念二程父親程珦的楹聯(lián)引人注目。上聯(lián)“歷官十二三朝貴”，下聯(lián)“享祿六十兩賢宗”。上聯(lián)敘述了程珦在北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擔任十二任官職的歷程，下聯(lián)則強調他不僅克盡厥職六十春秋，更培養(yǎng)出了程顥、程頤兩位理學巨擘。

《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譜》中的程珦畫像

一、程珦的為官之道成為二程為官的典范

程珦祖籍安徽徽州，至其祖父程希振時已定居河南洛陽。其父程遹早年擔任湖北黃陂縣令，程珦隨家人遷至黃陂。程遹45歲逝于任所，因路途遙遠且經濟困難，無法返回洛陽故里，故全家暫時留居黃陂。天圣年間（1023-1032），宋仁宗念及太宗朝舊臣功績，下詔錄用舊臣后裔，程珦作為程遹之子，因此獲得蔭庇資格，出任黃陂縣尉，開啟了他長達六十年的官宦生涯。

北宋慶歷初年，程珦調任江西吉州廬陵縣尉，主管賦稅。此前，當朝宰相劉沆家族中有人拖欠官府稅款達數十萬錢。歷任地方官員因畏懼劉沆權勢，皆未敢追查此事。程珦不懼權貴，到任后立即逮捕拖欠稅款的劉沆親屬入獄，并嚴令其全額補繳欠款后才予釋放。此事上報劉沆后，他明確表示：“賦稅未能按時繳納是我族人的過錯，地方官員依法辦事并無不當。”隨后親自致信程珦表達歉意，并對其公正執(zhí)法表示贊賞。

多年后，程珦升任龔州（廣西平南縣）知州。期間，廣西宜州有落榜秀才歐希范聚眾造反，朝廷派兵鎮(zhèn)壓，殺死歐希范等十數人，并將尸塊分送至廣西各地豪強手中，以示警告。不久后，歐希范的信徒抬著其塑像和祭祀器具，浩浩蕩蕩來到龔州。領頭者神秘兮兮地告訴程珦，稱歐希范死得冤枉，其靈魂從天而降，要求當局在南海為其立祠。并聲稱歐希范的神靈附于塑像之上。他們從宜州一路南下至龔州，經歷數州，無人敢阻。領頭者還言之鑿鑿地說：“我們經過潯州時，知州將神像投入江中，結果神像逆流而上，口中念念有詞。知州頭痛欲裂，趕緊焚香跪拜祈求平安。”

湖南省汝城縣盧陽鎮(zhèn)太極予樂灣建起的二程從學雕像——周子游春圖

程珦家四世為官，從不信邪。他淡然一笑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那我們不妨再試一次如何？”說罷抓起塑像丟入江中。那些被傳得神乎其神的物品,隨江流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至此，人們才明白所謂神鬼之事，不過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騙局。

程珦不畏權貴的為官精神，一直激勵著程顥。元豐元年（1078年），程顥出任河南扶溝縣令。此后不久，權勢顯赫的內侍臣王中正奉旨巡視各地保甲制度時，沿途州縣皆耗費巨資設宴迎送。有人勸程顥，就是勒緊腰帶也要有樣學樣照貓畫虎，否則很有可能遭受王中正的無情報復。然而程顥不為權臣所懼，不設盛宴，拒送重禮，他是沿途州縣中唯一一個沒有拿著民脂民膏逢迎王中正的縣令。

位于洛陽市洛河南岸的安樂窩，900年前曾是二程兄弟與邵雍開展學術交流的地方

文彥博資助創(chuàng)辦的“伊川書院”，后成為宋代理學的源頭活水

內蒙古師范大學法政學院哲學系教授張金蘭所著《張載與二程的學術交往》一本，202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程珦不信鬼神的故事,也一直激勵著程頤。韓維是北宋時期著名文學家，雖然年齡比程顥、程頤大十五六歲，但他卻甘拜二程兄弟為師。韓維擔任許州知州時，程頤去拜訪他。見面后程頤問道：“我來的時候見街上很多僧人，熱熱鬧鬧地在干什么？”韓維回答說在街心設了祭壇，請眾僧人為百姓祈福。程頤聽后十分不滿，嚴肅批評道：“作為地方行政長官，你的所作所為關系著老百姓的禍福，你就是百姓的佛，難道還要靠僧人去祈求什么虛無縹緲根本就不存在的‘佛’嗎？”韓維聽后羞愧難當，立即命人撤掉祭壇送走僧人。

二、程珦與理學開山周敦頤

慶歷六年（1046年），程珦由興國縣知縣擢升為南安軍通判。在宋代，“軍”乃集軍事與行政職能于一體的地方特殊行政區(qū)劃，南安軍相當于州級行政單位，管轄著南康、大余、上猶三縣。其治所位于現今江西省的大余縣。宋代通判一職，主要為地方軍事機構的副職，負責監(jiān)察事務及協(xié)助處理軍務等。周敦頤時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是一個主管司法的小官。程珦在南安軍任職期間，通過觀察周敦頤的言行舉止，認識到其學識淵博、氣質非凡，遂主動與周敦頤結交，并將程顥、程頤送至門下向其學習。

二程兄弟一生兩次就學于周敦頤。第一次是在宋仁宗慶歷六至七年之間（1046-1047），也就是周敦頤任南安軍司理參軍的最后一年。第二次是在皇祐元年（1049年）的下半年。當時程珦受命移任廣西龔州知州，赴任廣西途中經過郴州，再一次將二程兄弟交付時任郴縣縣令的周敦頤繼續(xù)學習。周敦頤在教導二程時，注重引導他們追求“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強調道德修養(yǎng)與宇宙本體的統(tǒng)一。這種思想方法為二程日后提出“天理”概念提供了哲學基礎。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以“無極而太極”構建宇宙生成論，《通書》以“誠”為核心闡述心性論，這些理論成為二程發(fā)展理學的重要思想資源。周敦頤的理學思想具有劃時代的開創(chuàng)性價值，他與二程師承關系的建立，不僅直接奠定了二程的學術基礎，改變了二程的人生軌跡，更深刻影響了宋明儒學的演進方向，客觀上促成了理學傳承鏈條的形成。

三、程珦與理學象數學派開山邵雍

邵雍，字堯夫，北宋時期理學五子之一，理學象數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其祖籍位于河北涿州，后遷至河南輝縣蘇門山，三十歲時前往洛陽學習并定居于今伊川縣平等鎮(zhèn)。五十歲時，邵雍在今伊川縣境內為時任御史中丞王拱辰選定一處墓地。為表達感激之情，王拱辰在洛陽天津橋南為邵雍購置了一處宅院。這所宅院與程珦家族遺留的舊宅相距咫尺，從而使得邵、程兩家成為眉睫之內的和睦鄰里。

邵雍比程珦年輕六歲，但比二程兄弟（程顥、程頤）年長二十至二十一歲。在洛陽，邵雍憑借其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獨特的學術地位，被視為士大夫階層理想化的文人典范，其“安樂窩”成為了兼具學術追求與詩意棲居的文化象征。大約在公元1063年左右，獨具慧眼的程珦在得知邵雍乃一名滿華夏的博學鴻儒之后，便主動帶領而立之年的二程兄弟登門拜訪。這次拜見，開啟了二程兄弟與邵雍的交流模式。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二程與邵雍經常共同探討《周易》的義理。邵雍曾想把自己的先天象數學傳授給二程，但二程兄弟則更傾向于義理的闡釋。邵雍的《皇極經世》通過象數推演宇宙規(guī)律，構建了“元會運世”的宏大體系，而二程通過批判性地吸收，將邵雍思想中的儒家核心提煉為以“天理”為核心的倫理體系，最終形成了理學主流與象數學派的分野與互補。邵雍的宇宙觀（如“先天學”），激發(fā)了二程對“天理”超越性的思考。程頤曾評價邵雍對陰陽五行的論述“較周敦頤更條理分明”，表明其學說對二程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邵雍“合儒道而為一”的思想傾向（如強調“誠”與“自然”），間接地影響了二程對儒家倫理與天道關系的調和。邵雍的象數體系為后世理學提供了宇宙論框架的可能性，而二程的“理本論”則為象數學的儒家化轉型奠定了基礎。二者共同推動了宋代儒學，從訓詁之學向哲理化方向的發(fā)展。

四、 程珦與理學關中學派創(chuàng)始人張載

程珦之父程遹，一生中迎娶兩位張姓夫人。首任張氏夫人，河南開封人氏，乃宋代理學關中學派創(chuàng)始人張載之姑母。公元1006年，張氏在開封泰寧坊家中誕下二程之父程珦。張氏不幸早逝，后被追封為“長安縣君”。程遹在擔任黃陂縣令期間，續(xù)娶湖北孝感張氏。張氏于天禧三年（1019年）和天圣元年（1023年）又分別生下二程的兩個叔叔程璠和程珫，逝后追封為“孝感縣君”。因此，張載為程珦血脈相連的表兄弟，按輩分亦為二程之表叔。正是這些血濃于水的親情，使得雙方家族交往中產生了頻繁而密切的交集。

程珦與張載的關系，對張載與二程之間的學術交往產生了直接影響。據相關史料記載，二程兄弟一生中與這位表叔有過四次學術交流。首次交流發(fā)生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當時正值大考，張載與二程皆赴京師。考試結束后，張載受時任宰相文彥博之托，在首都相國寺講授《周易》，吸引了眾多達官貴人前往聆聽。某夜，程頤跟隨父親前去看望表叔張載，表兄弟敘完親情之后，程頤便與表叔共同探討《周易》。張載對程頤的觀點表示高度贊同，認為他深得《易》道精髓。翌日，張載向前來聽講的官吏推薦說：“從今往后，你們可以向伊川先生學習，與他相比，我之前所講皆不足為道。”隨后撤去虎皮椅，返回陜西關中。

張載中進士后被任命為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后調任丹州云巖（今陜西宜川）縣令。嘉祐三年（1058年），程顥調任京兆府戶縣（今陜西省戶縣）主簿。戶縣與宜川同屬陜西，相距較近，張載便通過信函的形式與程顥交流討論“定性”問題。由于年代久遠，張載的信件均已失傳，而程顥的回信收錄于《二程文集》卷二。從程顥的回信中可見，此次討論的主題是儒學的境界。張載與二程均認同儒家自有其境界，但對于該境界的具體內涵，程顥與張載持有不同見解。

熙寧二年（1069年），在呂公著的推薦下，張載入朝擔任崇文院校書，有機會與時任監(jiān)察御史的程顥在京師再次會面并論學。據程頤所言：“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十八叔指的是張戩，大哥指的是程顥，由此可見張載、張戩、程顥均在京師，并就道學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但意見并未完全一致。程頤當時隨父在漢州（今四川廣漢），于是張載寫信給程頤繼續(xù)論學。程頤撰寫了《答書》，意猶未盡，又撰寫了《再答》。

熙寧十年（1077年），張載再次受呂大防推薦入京，擔任同知太常禮院（禮部副職）一職，不久后便因禮制主張與同僚分歧、病情加重“引疾而歸”。途經洛陽時他來看望表哥程珦，并在程珦的主持下與二程兄弟討論哲學問題。此次討論的主題是對“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理解，后由張載弟子記錄為《洛陽議論》。正是這種跨學派的交流環(huán)境，促使二程在批判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礎上完成儒學革新。

張載作為關學宗師，其思想體系與二程實為“同源異流”的關系，雙方在理學奠基期存在平等對話與相互滲透。十一月，張載去世。程顥作《哭張子厚先生》：“嘆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共后學求？”

五、程珦與洛陽諸賢

在王安石變法時期，洛陽逐漸成為反對新法的中心。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富弼等反對新法的重量級大臣紛紛退隱至洛陽。當時程珦在四川漢州任知州，地方官吏多數迎合王安石的新政，而程珦則公開抗議，指出新法的弊端。朝廷派遣使者李元瑜督查地方執(zhí)行情況，程珦因堅持己見而觸怒李元瑜。程珦請求辭職，但朝廷未予批準，因此他無奈之下只能以病辭官，返回故里。

在洛陽眾多的達官顯貴中，程珦作為四品州官，地位既非顯赫亦非微不足道。洛陽官場中存在多個圈子，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文彥博、富弼牽頭組織的“耆英會”，但程珦并未加入這個圈子。不久之后，文彥博又組織了另一個名為“同甲會”的圈子。同甲會是一個同齡人的聚會，成員僅有四人，包括文彥博、程珦、司馬旦和席汝言。司馬旦是司馬光的兄長，席汝言則是一名非常活躍的退休老廳官，他在多個圈子中都有參與。聚會之年，四人恰好都是七十八歲。聚會當天，四人各賦詩一首。程珦的詩作已不可考，而文彥博的詩作則如此寫道：“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清譚亹亹風盈席，素發(fā)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由于“素發(fā)飄飄”，程珦每次不管是與同甲會的人聚會還是出入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高官顯貴的門庭，他都攜二程兄弟前來，借此機會將他們推薦給文彥博等人。因此，洛陽的高官們得以認識并了解二程兄弟。正是由于程珦的引薦，當程頤向時任太尉兼河南府知府的文彥博提出利用龍門山圣善庵舊址創(chuàng)辦書院的請求時，文彥博毫不猶豫地將自己在今伊川縣鳴皋鎮(zhèn)的一所莊園及千畝良田無償贈予他，從而促成了成為宋代理學重要發(fā)源地的伊川書院。正是由于程珦的引薦，在宋哲宗即位、司馬光出任宰相之后，首先向皇帝推薦的就是程顥。程顥去世后，緊接著又薦程頤。程頤在朝廷擔任崇政殿說書的一年半時間里，得到了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人的悉心關照。

程珦將二程兄弟送至周敦頤門下求學，奠定了二程理學思想的基礎，確立了二程學術研究的方向；他帶領二程兄弟與邵雍交往，實現了思想體系的互補與分野，開啟了二程理學多元化格局；他推動二程兄弟與表弟張載的交流，實現了思想的碰撞，并共同構建了新儒學體系的抱負；他帶領二程兄弟與洛陽諸賢交流，通過司馬光、文彥博等人的推動，使“洛學”成為北宋后期的主流思潮，并為南宋朱熹繼承發(fā)展為程朱理學，最終成為官方哲學。明代河南府知府陳宣在撰寫程珦贊時有這樣兩句：“伊洛發(fā)始，道起淵源。”這就充分肯定了程珦對二程理學所作的貢獻。

程珦的一生宛如一盞指路的明燈，無時無刻地指引著二程兄弟前行的方向。文/李耀曾

（作者系河南省二程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