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繩子：通縮是現代經濟的“抑郁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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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通脹通縮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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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通脹是拉繩子，治通縮是推繩子

治通脹的整個過程，簡化到兩個字就是“收水”，通脹作為貨幣現象，就是市場上的錢太多了，就要收回來一部分，錢少了，通脹自然就會慢慢下去，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節奏，不要太猛，太猛很容易傷害過多的企業，就會遇到通縮的問題。

那么治通縮的方法是不是“放水”呢？

非常遺憾，“放水”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流動性陷阱”，而不是走出通縮。

所謂流動性陷阱，就是央行放出的流動性，全部淤積在銀行內部，寧可買入低利率的存款，也不愿意去投資。

另外，所謂放水，并不是“發鈔票”（發錢是財政政策，后面分析），而是讓企業和居民來借錢。

上一篇也分析過這個問題，通縮狀態下，貨幣價值上升，商品價值下降，借錢是不劃算的，央行只能降低利率，讓大家來借錢。

但通縮中，雖然名義利率降到很低，實際利率反而變高了，比如：

通脹時：貸款利率5%，通脹3%，實際利率2%

通縮時：貸款利率3%，通脹-1%，實際利率4%

所以有人把治通脹形容成“拉繩子”，治通縮形容成“推繩子”，想花錢的人沒有錢，就玩不出花樣了，但不想花錢的人，硬給他也不肯花。

企業不愿借錢 ，居民不肯花錢，那能夠借錢和花錢的，就只有政府，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有兩種，一種是政府自己花錢，一種是發錢給民眾去花。

前者就是凱恩斯主義，代表搞基建，但“凱恩斯主義”有個前提，就是乘數，要政府先花錢，企業和居民后花錢。

如果只是政府花錢，政府花出去的錢，又被拿到的企業和居民存起來，不但通縮治不了，反而引發政府債務危機。

那就只剩下第二種方法——發錢給民眾去花。

政府花錢的問題是效率不高，錢可能到了沒有投資及消費意愿和能力的企業和居民手中，形成“流動性陷阱”，而民眾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消費的錢往往能流到最有實力的企業，企業賺了錢就有愿意再拿出來投資，慢慢就能走出通縮了。

我國現在的“以舊換新”消費補貼政策，各地政府發的消費券，還有美國在疫情期間的補貼，都是這一類政策。

但發錢給民眾花，也不是萬能的。直接發錢，有一個邊際消費傾向的問題，即居民拿到的錢，有多少花了，有多少存起來，日本在失去的20年里，民眾的福利上升很快，但也沒有能夠改變邊際消費傾向；

而定向發購物券，可能引發可選消費（汽車、家電、裝修等）的前置，如果通縮比較嚴重，政策退出后，反而會引發新一輪更嚴重的通縮。

實際上，通縮難治，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現象，也是一種社會普遍存在的心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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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縮是社會抑郁癥

通脹和通縮，文字只是一字之差，實際上，一個是貨幣經濟現象為主，一個是心理因素為主。

通縮經濟體，企業不愿擴張、居民不愿消費，消費者預期未來價格還會跌，于是延遲消費，企業也不敢投資，通縮自我實現。這跟人的悲觀情緒很像，會強化負面想法，形成惡性循環。

通縮不是單純的“物價下降”那么簡單，打個比方，通縮就像是一個社會經濟體得了“抑郁癥”，是社會整體信心下滑，是經濟活力衰減的系統性危機，且往往難以自愈，需要果斷的政策干預與時間修復。

日本就是一個例子，在經濟泡沫破裂后，整整“抑郁”了20年，消費傾向急劇下降，企業技術、薪資、生產率都停滯了。

日本央行多次實施“零利率”“量化寬松”，但刺激作用有限，日本家庭的儲蓄率一直很高，哪怕利率趨近于零，因為他們認為未來不確定，要為“變故”留足準備金；

政策失效的結果是，人們對政策也失去了信心，產生了“政策不管用”的社會共識，形成了心理學中的“習得性無助”的現象，即，當整個社會認為“無論怎么努力都無法改善”時，他們干脆就不努力了。

比如日本失去的20年中的兩大典型現象“低欲望社會”和“三不企業”。

“低欲望社會”由日本社會學者大前研一提出，形容一種現象：人們對金錢、地位、婚姻、買房、生育等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失去興趣，轉而追求“無欲無求”的安穩人生。

具體表現為年輕人不買車、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孩子，中產階層消費支出長期低迷，偏好“節儉、二手、共享”，對工作熱情降低，心態轉向“只求自保，不求突破”，社會底層越來越多“啃老族”“宅人”“躺平族”。

個人這么做，是一種節儉美德，但群體這么做，就會引發持續衰退。

“三不企業”是政府為避免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為延長企業的壽命，反而降低了整個經濟的效率，出現大量“僵尸企業”；

中小企業的“三不”是不盈利、不破產、也不轉型，靠銀行貸款借新還舊、靠政府政策支持而茍延殘喘。

大型企業的“三不”是一種經營上的極度保守主義，賺到錢后，不投資，不漲薪，不分紅，錢就放在賬上，只有囤積越來越多的現金，才能暫時感到安全感。

所以大部分國家的金融政策的執行尺度上，寧可出現2-3%溫和通脹，也不要“負增長+通縮+信貸崩塌”。

不過近一百多年的現代經濟發展史中，像日本這樣經歷過長期通縮集體抑郁的國家，其實就只有這一個孤例。更多的通縮還是經濟現象，以下面三個典型的通縮時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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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通縮

案例一：美國的鍍金時代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南北戰爭后，美國歷史上那個充滿暴富神話的紙醉金迷窮奢極欲的時代，竟然是持續20年的通縮時期，與我們通常認為“經濟繁榮=通脹”的認知相矛盾。

主要是金本位制度限制貨幣擴張，而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大增，物價下降，經濟總體在增長，更類似于我在上一篇《》說的技術造成的良性通縮，直到發現西部金礦，進入大淘金時代，黃金供給猛增，才走出通縮。

這當然就不存在“治通縮”的問題了。但這個時代仍然有“通縮導致債務升值”的規律，窮人一旦借錢，很可能永遠還不起，加劇了貧富分化。

案例二：歐債危機后的瑞士

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全球避險情緒高漲，國際資本進入傳統的避險貨幣瑞士法郎，導致其大幅升值，進口變便宜，國內物價下跌，加上最大貿易伙伴歐元區需求疲弱、通縮壓力強。

瑞士的通縮完全是被“拖下水”的，實際上，由于瑞士經濟相對穩健，通過將存款利率下調至負值，很快走出通縮。

案例三：歐債危機風暴中心——希臘

歐債危機下的另一個案例，危機風暴中心的希臘，財政赤字嚴重，市場信心崩潰，融資成本飆升，但希臘作為歐元區成員國，沒有貨幣自主權，歐元制度相當于“金本位”，無權擴表，也無法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或緩解通縮，只能“勒緊褲腰帶”，削減財政支出、增加稅收、削減工資與養老金，導致總失業率一度接近28%，民眾購買力迅速下滑，企業投資銳減，降價求銷量，形成持續惡性通縮。

希臘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并非靠傳統的“貨幣擴張”，而是完成了許多結構性改革，包括勞動力市場靈活化，減少最低工資，放松解雇限制，養老金改革，稅收體系整頓，大規模國企私有化。這些改革在初期加劇通縮，但長期改善了競爭力，讓企業運營成本降低，價格體系趨穩，再加上歐洲整體經濟復蘇提速，德國、法國增長帶動南歐出口，歷時5年，GDP在2016–2017年開始轉正，走出嚴重通縮。

從本文的4個典型的通縮案例看，貨幣只是通縮的表現形式，而非原因，通縮的真正原因要具體問題具體研究：

瑞士的經驗告訴我們，通縮不一定影響民主生經濟，而美國鍍金時代更是“繁榮的通縮、增長的通縮”。

日本的經驗告訴我們，放水解決不了通縮，而希臘的經驗更是告訴我們，財政收縮也可以走出通縮，關鍵要有結構性改革。

所以，當我們在討論通縮時，我們到底在討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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