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獻15%軍費，女大學生從業選擇，日本風俗業為何一直蓬勃壯大？

在東亞現代化進程的坐標系中，日本風俗業如同一個復雜的多棱鏡，折射出這個島國從保守到開放，從貧窮小邦到經濟大國的轉變。

當15世紀的葡萄牙商船駛入長崎港，日本港口的“游女”最早開始從事風俗業。誰都沒料到，這個行業后來會無比“輝煌”，影響日本國運。

19世紀末，明治維新打破日本人的傳統觀念，僅僅活動在港口的風俗業開始向外擴張，“游女”甚至遠走中國、東南亞。

近代，日本打造軍隊的收入，就包括東南亞賣春所得。

這種服侍外國人的傳統，在二戰后進一步發展，美國駐軍時代的日本，形成專業為美軍陪侍的組織。

這一組織后來擴散到民間，就是日本今天各種紅燈區、泡泡浴的鼻祖。

今天提起日本風俗業，不僅是冠絕亞洲的存在，更是全球同行業的翹楚。現代日本甚至因為過于開放，幾次被聯合國點名，日本政府卻無動于衷。

乍一看，日本風俗業的發展脈絡清晰，但其中還是有不少謎團。

那么，這個行業是怎么出現的？為什么好面子的日本政府，會運行風俗業越做越大？這個產業現在對日本影響多大？

【一】

日本游女：因海而生，因海而強

15世紀末，日本列島陷入戰國割據，但列島四周的海域卻悄然成為東亞貿易的黃金通道。

中國明朝的生絲、朝鮮的棉布、東南亞的胡椒，在長崎、堺港等自由港匯聚，隨之而來的是各國水手們對娛樂服務的旺盛需求。

古書《長崎夜話草》記載，16世紀中葉的長崎港，每日停泊商船達數十艘，港口周邊逐漸形成"游女町"，貧苦農家女以"渡唐船游女"的身份，為外國水手提供陪侍服務。

這些被稱為"唐行小姐"的女性，多數來自九州南部的貧困鄉村，在人口販子的中介下進入風月場所。

她們的服務涵蓋歌舞表演、語言翻譯乃至侍寢，外國水手和日本女子締結"露水婚姻"的現象也很多。

德川幕府建立后，政府對“游女”采取了既歧視又利用的雙重政策。

1617年幕府頒布《游女屋禁制令》，將游女集中安置在城外的吉原區域，用土壘和溝渠與居民區隔離，形成類似西方的紅燈區制度。

這種空間隔離政策，背后是清晰的財政邏輯。

幕府設立游女役所專門征收“風花稅”，據《寬政重修諸家譜》記載，18世紀中葉，吉原游女每年繳納的稅金，占江戶幕府財政收入的1.2%，成為幕府重要的財政來源。

這種將傳統禁忌轉化為財政資源的治理方式，奠定了日本風俗業"非法而合法"的格調。

當19世紀黑船來航打開國門，風俗業的經濟功能被賦予新的歷史使命。

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政府面臨富國強兵的巨額財政壓力，竟系統性地推動“女子海外興業”計劃。

1868至1908年間，超過100萬名日本女性被輸送至南洋、美洲等地從事賣春業，她們寄回的外匯成為日本購買軍艦、建設工廠的原始資本。

在甲午戰爭期間，這些被稱為“娘子軍”的女性貢獻的資金占日本軍費的15%，思想家福澤諭吉曾直言：“日本戰勝清國，靠的是西洋的槍炮與東洋的娘子。”

這種將女性身體轉化為國家資本的奇觀，在世界現代化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二】

美國人走后，風俗業開始爆發

海外賣春所得，讓日本在20世紀初崛起為東亞一霸。但隨后的漫長戰爭，讓日本陷入泥潭，直到二戰戰敗，日本被美軍長期占領。

1945年夏，麥克阿瑟的一紙命令，意外成為日本風俗業轉型的催化劑。

為防止美軍士兵騷擾日本平民，日本政府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在東京、大阪等城市劃定專門區域，為美軍提供陪侍服務。

據《慰安設施檔案》記載，1946年初共有5.5萬名女性加入組織，她們每天接待美軍士兵達1.5萬人次。

雖然這一制度僅維持兩年即被廢止，但卻使風俗服務業“正規化”，成為戰后經濟重建的“特殊產業”。此后日本風俗業快速發展，直到1956年《賣春防止法》頒布，風俗業進入“地下化轉型”。

法律雖禁止直接賣春，但對"邊緣服務"網開一面，催生了泡泡浴、比基尼酒吧等新型業態。

1968年，日本GDP躍居世界第二，經濟的狂歡將風俗業推向巔峰。

70年代，新宿歌舞伎町的俱樂部一晚消費可達數百萬日元，銀座的陪酒女月收入超過普通白領，甚至出現"風俗業經濟學"的說法。

1980年代，日本成人電影年產量突破5000部，色情演員成為大眾文化偶像，這種產業升級，使風俗業從線下服務拓展到文化產品生產，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體系。

經濟泡沫破裂后，風俗業居然展現出驚人的逆周期特性。1990年代日本失業率突破5%，但風俗業從業人數卻增長30%，形成"越蕭條越繁榮"的奇特現象。

在東京秋葉原的“女仆咖啡廳”，到各大城市出現的未成年“援助交際”，年輕女性通過出賣身體換取生活費成為公開的秘密。

據日本媒體調查，2000年約有120萬女性從事各類風俗相關工作，其中近半數是剛畢業的大學生，這種“學歷與身體的雙重出賣”，成為平成時代特有的社會景觀。

但在風俗業繁榮的表象下，隱藏著日本社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結構。

從江戶時代的“游女就是賤民”制度，到現代職場的“女子社員”歧視，日本女性始終面臨“要么依附男性，要么出賣身體”的二元選擇。

1990年代泡沫破裂后，企業大量裁撤女性正式員工，據日本勞動省數據，2005年女性非正式員工比例達63%。

這些從事派遣、臨時工的女性，時薪不足正式員工的60%，成為風俗業的主要后備力量。

在東京都江戶川區的風俗派遣事務所，甚至出現“白天做便利店店員，晚上當風俗女”的兩棲從業者。

出身單親家庭或貧困地區的女性，從小缺乏教育機會，成年后難以進入正規職場，往往重復母親或親戚的生存模式。

在九州熊本縣的天草地區，歷史上曾是“南洋姐”的主要輸出地，如今仍有17%的女性從事風俗相關工作，形成“祖母-母親-女兒”三代風俗的家族鏈條。

這種結構性貧困，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10年發布報告，指出日本存在“制度性兒童性剝削”。但日本政府卻以“文化特殊性”為由，拒絕接受國際監督。

【三】

日本的文化特色，聯合國管不著

風俗業在日本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體現為一種矛盾的“雙重認知”。

一方面，從平安時代的《枕草子》到現代的《失樂園》，文學作品不斷將風月場所浪漫化為“物哀美學”的載體。

另一方面，明治維新以來的歷次道德改革，都試圖取締風俗業，卻始終未能成功。

這種矛盾在2020年代達到新的高度：當疫情導致200萬人失業，風俗業成為許多家庭的救命稻草。日本社會輿論的批判消失了，甚至出現"風俗業是兜底"的奇特論調。

現代日本年輕人，對風俗業的態度更趨復雜。

2023年日本NHK調查顯示，62%的20代年輕人認為“風俗業是個人選擇”，僅有21%表示“堅決反對”。

這種觀念轉變與，網絡文化的普及密切相關：在社交媒體上，“風俗體驗”成為炫耀資本，“援交日記”類博客擁有百萬級點擊量，甚至出現指導高中生從事援交的“攻略指南”。

這種亞文化的流行，使風俗業從邊緣走向主流，成為青春敘事的一部分。

在全球化背景下，風俗業更成為日本文化輸出的特殊載體。

澀谷的牛郎俱樂部吸引著東南亞富豪，大阪的溫泉旅館則因“特殊服務”成為中國游客的隱秘目的地，成人電影更通過互聯網滲透到全球每個角落。

這種“情色軟實力”的擴張，與日本政府推動的“酷日本”國家品牌戰略形成微妙呼應，盡管官方從不承認，但風俗業確實在塑造著日本的國際形象。

當2025年的旅游旺季到來，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依然燈火輝煌，與15世紀的長崎游女町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

這個歷經幕府、明治、昭和、平成、令和時代的特殊產業，始終頑強地生長在日本社會的肌理之中，既是經濟壓力的宣泄口，也是性別壓迫的紀念碑，更是文化矛盾的集合體。

或許正如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所言：“不理解風俗業，就無法真正理解日本現代化的復雜性。”

在這個意義上，日本風俗業的百年歷史，不僅是一部產業興衰史，更是一部濃縮的日本社會精神史，映照著這個民族在傳統與現代、道德與欲望、國家與個人之間的艱難跋涉。

參考資料：

1.《關于日本的風俗業》，李敏

2.《日本“南洋姐”海外輸出的原因》，朱憶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