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中央決定派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江青堅決反對：他不配

1968年，我國應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邀請，決定派黨政軍代表團前往參加阿爾巴尼亞解放二十四周年慶?；顒雍瓦M行友好訪問。

這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即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前，在中央的一次碰頭會上，決定由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作為代表團團長，率領中國黨政軍代表團前往。

事實上，按照當時黃永勝的職務和級別來看，由他作為中國黨政軍代表團團長是比較合適的。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代表團成行前夕，江青卻提出了異議，堅決反對黃永勝出訪，而她給出的理由更是簡單而粗暴——他不配！

那么，江青與黃永勝之間究竟有何矛盾，為何她會如此這般呢？這件事后來又如何了呢？

眾所周知，黃永勝是一員戰將，革命戰爭年代他一直奮戰在戰場前線，因此與江青并沒有多大的交集。

建國后，黃永勝長期在南方任職，歷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直到1968年3月的“楊余傅事件”后，他才奉調進京，接替楊成武成為了解放軍總參謀長。

可以說，直到黃永勝奉調進京以前，他與江青基本沒有什么交集，因此也就談不上什么矛盾了。

然而，在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后，情況卻不同了，他一方面既要討好對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首長林彪，另一方面又要討好當時有權有勢的江青，哪個也不能得罪半點。

然而，盡管他小心謹慎，常獻殷勤、畢恭畢敬的討好江青，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最初，江青對他還有所好感，但在經過幾個月的觀察后，她發現黃永勝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聽話”，于是便漸漸對其產生了反感。

比如就在反對黃永勝出訪的前一個月，中央專案第二組送來了一份報告，上面的被呈送人中有江青、黃永勝等10個人的名字。

報告首先送到了黃永勝那里，黃永勝看后便在上面畫圈批注：“擬同意”。另外兩位領導看后也都畫了圈，最后才送到了江青那里。

江青看著報告上黃永勝的批注，頓時勃然大怒，當即就把報告狠狠地扔在地上，接著怒氣沖沖地說道：他眼里哪還有我這個總負責人啊，這個人（黃永勝）的膽子是越來越大，越來越目中無人了……

等怒氣稍微平息了一點后，江青把報告從地上撿了起來，然后在上面批注到：

“我是這個專案組的總負責人，黃永勝有什么資格批同意或不同意，竟敢把我越過去，這不是在奪我的權嗎？”

當時，中央共成立了三個專案組，分別由康生、江青、謝富治三人擔任總負責人，其中第二專案組的具體工作由總參謀長負責。黃永勝被任命為總參謀長后，第二專案組的具體承辦事項自然應該由他負責。

這也就是說，黃永勝是可以首先看報告的，并且也是有權在報告上進行批注的，更何況當時黃永勝也只是批注了“擬同意”而已，并非“同意”，兩者是有一定區別的，這說明說黃永勝本人同意報告的內容，但還是要等總負責人同意才能確定。

這件事還沒有結束！接著，江青又讓秘書把黃永勝“請”到自己的住所，劈頭蓋臉就是一通批評，而黃永勝也是能屈能伸，連忙認錯，請求原諒。

盡管黃永勝態度誠懇，但江青并沒有適可而止，在這之后又想方設法的對他施壓，讓他領教自己的厲害。

但事實上，無論是反對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也好，還是批評他“目中無人”也罷，江青的真實目的并非是為了整黃永勝，而是有意針對其背后的支持者——林彪。

表面上看似是“黃江之爭”，其實是“江林之爭”，而如果深入來看的話，則是兩個集團，即“江青集團”和“林彪集團”之爭。

或許在一些人看來，“江、林集團”關系密切、難舍難分，最典型的莫過于那篇所謂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彰顯了兩個集團之間關系密切。

但其實，這不過是林、江兩個集團之間為了爭奪最高權力的互相利用罷了。

我們必須清楚一點，那就是——野心家是不可能分享勝利成果的。所以，兩個集團之間為了爭奪最高權力，也終將大打出手！

在當時，“林集團”的勢力還是要超過“江集團”，因為前者掌握著軍隊，而“江集團”要達到其“篡權”的目的，沒有槍桿子是不行的。比如張春橋就曾在私下里說過：“我們只有筆桿子，沒有槍桿子……最擔心的就是軍隊不在我們手里……”

為此，江青就曾多次想抓軍隊，想插手軍隊的工作，但最后均事與愿違，處處受到干擾。

那么，誰有這樣大的能量，敢這樣讓自己碰壁呢？毫無疑問，自然是作為總參謀長的黃永勝及其背后的勢力了。所以，她自然要處處卡黃永勝，以宣泄自己的不滿。

江青反對黃永勝出訪阿爾巴尼亞，使得兩個集團之間的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最后還是周總理出面斡旋，江青這才作罷。但這并不意味著兩個集團就此便風平浪靜了，相反，這只是斗爭前的預熱而已。

1969年“九大”后，“資產階級司令部”被摧毀了，兩個集團失去了共同的目標，重大的利害又一次擺在了他們的面前，尤其在九屆二中全會前，兩個集團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明爭暗斗、互相傾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