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利維坦按：
德語Weltschmerz（世界之痛）一詞，有些像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后者按照心理學家羅伯特· 盧松（Robert Lusson）在《赫芬頓郵報》發表的文章來看，作為一種臨床癥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郁癥標準。政治性抑郁患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有抑郁或易怒的情緒，有悲傷、空虛和絕望的想法或感覺，并可能對社會、職業或其他重要職能領域造成重大痛苦和妨礙。
（www.huffpost.com/entry/political-depression_b_5879574ae4b077a19d180dbe#）
當然，Weltschmerz或許并非單一的政治誘因，“一種對世界現狀感到悲傷和缺乏希望的情緒”，按照這個《劍橋詞典》的定義，很多人或多或少就能明白其所指的感受。在這個意義上，美劇《真探》第一季拉斯特的那句“……每個人什么都不是，我認為我們人類能做的最光榮的事就是，停止繁衍，并攜手走向滅亡”，應該算是深得Weltschmerz的精髓了。
如今，許多人正努力跟上世界快速發展的步伐，卻又難以擺脫一種深刻到難以形容的絕望感。除非你恰好會說德語。
有個流行的說法是，德語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專用詞。比如“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和“時代精神”（Zeitgeist）當然耳熟能詳。但也許我們現在應該更熟悉另一個詞：Weltschmerz，字面意思就是“世界之痛苦”。
這個詞最初由德國作家約翰·保羅·里希特（Johann Paul Richter，又名讓·保羅）在其1823年的小說《賽琳娜》（
Selina）中創造。學者們使用“Weltschmerz”一詞來指代一種獨特的悲傷，這種悲傷并非源于個人困境，而是源于他人的困境；不是因為自身的不幸，而是對整個世界不幸的感受。這種情緒貫穿于某些文學和哲學作品之中，從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到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都可見其影子。有一位評論家將其描述為“對存在中的道德與物理苦難與悲慘具有非正常的敏感”。
這個詞或許誕生于兩個多世紀前，但它如今似乎正日益頻繁地出現在博客文章、YouTube視頻和自助書籍中——這些內容討論的是社交媒體、全球變暖、政治動蕩以及其他21世紀的現實如何不斷侵蝕我們的集體心理健康。這個氣勢沉重的詞語準確地概括了我們許多人在瘋狂刷屏、面對無窮無盡令人不安與沮喪的頭條新聞時所感受到的悲傷、絕望、恐懼、不信任與憤怒的交織情緒。
至于Weltschmerz究竟是我們當前“時代精神”（Zeitgeist）中尤其顯著的一部分，還是一種普遍存在于個體人類狀況中的現象，難以定論，主要是因為這一特定心理現象尚未被科學系統地研究。
“Weltschmerz”作為一種文學和哲學上的常見主題，已經延續了兩個多世紀。這種存在狀態折磨著許多文學作品的主人公，從拉爾夫·埃里森《看不見的人》中那位無名的英雄，到歌德筆下可憐的維特。? Laganrat / Wikimedia Commons
當然，要研究Weltschmerz，首先你得對它進行準確的定義。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德國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于1856年去世，他曾將Weltschmerz描述為對“塵世生命短暫性”的反思，將其視為一種存在性的議題。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其1952年小說《看不見的人》（
The Invisible Man）中提到了Weltschmerz，并似乎將其與代際創傷聯系起來，在他的情境中，是作為一個美國黑人而產生的情緒?！秳蛟~典》將Weltschmerz定義為“一種對世界現狀感到悲傷和缺乏希望的情緒”；而《韋氏詞典》則解釋為“由于現實世界狀態與理想狀態之間的對比而引發的抑郁或冷漠”
這些各不相同、甚至有時彼此矛盾的解釋，使人們對Weltschmerz的確切本質產生了質疑。它源于——并呈現出——悲觀還是樂觀？虛無主義還是理想主義？冷漠還是關切？
Weltschmerz爆發的最明顯風險因素，是對他人苦難的接觸。長期以來的研究表明[1][2]，與創傷者打交道的人——包括緊急醫療服務人員和絕癥病人的家屬——本身也面臨心理創傷的風險。最近的一些研究則指出，這種痛苦（有時被稱為替代性或繼發性創傷）甚至可以在沒有直接接觸的情況下產生，包括通過社交媒體和新聞的閱讀[3]。這表明Weltschmerz在今天比以往更為常見——在過去，世界上令人沮喪的事件并不會全天候、隨時隨地被送到我們的口袋里。
《更好的世界》（H?vnen）劇照。? 豆瓣電影
另一個可能的風險因素，是人們構建自我認知的方式。根據臨床心理學家馬克·威廉姆斯（Marc Williams）的說法，我們對事件的情緒反應，與事件本身的性質無關，而與我們賦予它的意義和分量有關：“對一個人來說毫不相關的事情，對另一個人來說可能極為個人化?！?/strong>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里，人們的社交圈通常局限于家庭和小鎮。而今天，得益于民族主義、大規模遷徙和科技等因素，我們的“圈內人”——也即自我認同的邊界——很容易跨越國界、語言和文化。隨著我們身份范圍的擴大，我們對那些與我們產生認同感的人所遭遇的事情，也愈發關注。而這種關切，甚至可以擴展到人類以外的存在。威廉姆斯說：“就氣候焦慮而言，研究已經發現，它與更高程度的自然聯結或對自然世界的認同有關。”
身份認同由此開啟了另一項潛在的風險因素：情感共情。與理解他人思維過程的“認知共情”不同，情感共情是指感受他人情緒的能力。情感共情有助于我們建立并維持人際關系，但過度或缺乏調節的共情可能導致威廉姆斯所說的“情緒超載，即不斷感受他人痛苦所帶來的心理負擔”——而這種負擔會提高罹患心理困擾、精神疾病，甚至Weltschmerz的風險[4]。
得益于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發展，頭條負面新聞鋪天蓋地，讓人難以應對。? Pinterest
還有一個最終的因素是認知失調。根據一項文獻綜述[5]，它被定義為當“人們面對與自身信念、價值觀和觀念相矛盾的事實時所產生的挫敗感”。雖然這一點并非總被給予同等程度的強調，但在有關Weltschmerz的文學與哲學話語中，個人期望與所感知現實之間的脫節是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邁爾斯·格羅斯（Miles Groth）是一位存在主義治療師、歐陸哲學家、紐約瓦格納學院的心理學榮休教授，他認為Weltschmerz這一概念誕生于一個非常特定的歷史時刻：那正是一個“人們不再懷有‘苦難是命運安排’這類宗教情感的西方世界”。
胡塞佩·德·里貝拉 (Jusepe de Ribera) 的版畫，描繪了一位憂郁而厭世的詩人形象。? wikipedia
確實，在虔誠的中世紀基督教歐洲，人們被認為能夠接受并從中獲得安慰的一個事實是：萬事萬物——包括罪惡——都是上帝神圣計劃的一部分。而出生在之后幾個世紀的人們，則趨向于根據另一套預期來行事。信仰讓位于科學之后，痛苦、苦難與不公便被視為是可避免的、不必要的，進而也是不可容忍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Weltschmerz可以被理解為“信念破碎理論”（shattered assumptions theory）的一種表現形式。該理論由社會心理學家羅尼·雅諾夫-布爾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其1992年出版的著作《信念破碎：走向一種新的創傷心理學》（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中提出，主張某些創傷性經歷之所以具有創傷性，主要是因為它們摧毀了我們對存在最基本的信念。即使是第三手獲得的信息——例如通過“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也可能引發類似反應。
? motion Bogdan
一項2024年在伊朗與美國進行的研究發現[6]，社交媒體上那些“威脅意義”的刺激，例如饑荒和種族滅絕，可能會引發“存在性焦慮”以及“厭世”：即對人類甚至對自己的不信任和仇恨。存在性焦慮契合了海涅對Weltschmerz的定義（對存在缺陷的沉思），而厭世則喚起了叔本華筆下Weltschmerz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叔本華對人類文明持悲觀態度，因此更愿過苦行僧式的隱居生活。
至于Weltschmerz的臨床應用，它也有可能僅僅是其他更明確、研究更充分的精神疾病的一個癥狀。畢竟，德國詩人海因里?！ずＤ?、荷爾德林（Friedrich H?lderlin）和尼古勞斯·雷瑙（Nikolaus Lenau）——他們那些不變的憂郁詩作為文學與哲學對Weltschmerz的探討奠定了基礎——全都有復雜的病史，事后被診斷為重度抑郁癥或精神分裂癥[7][8]。
德國詩人海因里?！ずＤ?797-1856）。? Planet Wissen
托馬斯·皮什欽斯基（Thomas Pyszczynski）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科泉分校的心理學榮休教授，也是“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奠基人之一（該理論認為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行為與心理健康的關鍵動因）。他目前正在收集數據，研究那些因唐納德·特朗普政治生涯而感到“心理困擾”的人。他認為，這些研究對象感受到的情緒可能并不屬于Weltschmerz，而更可能是一種“亞臨床形式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而這種情形在某些人中可能會達到臨床顯著水平。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阿倫·費舍爾（Aaron Fisher）則對將Weltschmerz歸類為一種獨立心理現象表示謹慎。他認為，無論在臨床還是研究語境中，重點都應該放在我們對刺激的反應上，而不是刺激本身；關注“輸出”，而非“輸入”。因此他表示，壓力源“無需被劃分為‘世界’、‘社區’或‘自我’”，而過度嘗試進行這種劃分只會帶來“收益遞減”。
相比之下，威廉姆斯則認為Weltschmerz可以與其他精神疾病區分開來。臨床層面的抑郁與焦慮可能是令人喪失功能的，但Weltschmerz并不一定會造成功能障礙。“它可以是一種深切的體驗，但并不構成心理健康問題的診斷標準，”他說。類似“氣候焦慮”的情緒涵蓋了廣泛的情感，不僅涉及“內在的痛苦”，還涉及“道德困擾”，因此很難將其明確歸類為一種心理障礙。
Weltschmerz帶來的心理不適不一定會讓人麻木——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它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動力。威廉姆斯提到他參與的一項新研究發現，氣候焦慮與“采取環保行為的意圖”呈正相關。對于政治事件的焦慮也是如此。一項2023年的研究發現[9]，那些報告“與政治有關的負面情緒更多”的人，也“更有動機去參與政治事業，比如志愿服務或為政治活動捐款”。
至于積極行動是否能成為治療Weltschmerz的手段，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在某些情境中，與他人一道努力實現共同目標，確實可以帶來目的感與歸屬感，從而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而在其他情境中，如果在實現這些目標（尤其是像終結全球貧困或促使各國政府與企業共同應對全球變暖這樣的宏大目標）上的進展遲緩，反而可能適得其反：降低我們的能動感，進而加劇我們試圖抵御的那種絕望。
叔本華相信世界上的問題既根深蒂固又無解，于是成年后大部分時間都選擇自我隔離。? Britannica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Weltschmerz也可以通過“退出外部世界”來緩解。這正是叔本華所采用的應對方式。他相信世界上的問題既根深蒂固又無解，于是成年后大部分時間都選擇自我隔離。如今，叔本華的“治療方案”仍然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尤其是以“數字戒斷”（digital detox）的形式存在。研究顯示，從社交媒體平臺那些引發“末日刷屏”的算法中暫時抽身，確實具有明顯的心理益處。但這一策略也存在倫理上的棘手之處。因為當我們刪除TikTok、關掉晚間新聞時，我們也在對那些不幸者的痛苦視而不見——這是他們所無法選擇的[10]。
在臨床實踐中，最有效的Weltschmerz應對方式，是在“參與”與“抽離”之間尋求平衡——也就是在“能采取行動的地方付諸行動”與“承認哪些事超出個人控制”的現實之間找到中間地帶。辛西婭·肖（Cynthia Shaw）是紐約市真實生活（Authentically Living）心理服務機構的創始人，也是一位專注于“存在性焦慮”的臨床治療師。她對此解釋道：
“最困難的部分之一，就是在‘確認情緒的合理性’與‘情緒癱瘓’之間保持平衡。你無法安慰某人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因為他們說得對，有些事情確實不會好。”當我問她人們如何在不違背自身道德價值的前提下處理Weltschmerz所帶來的困擾時，她這樣回答，“但與此同時，長久處于絕望狀態也是不可持續的。所以，治療的目標不是要‘修復’這個世界，也不是‘修復’這個人。重點不是漠不關心，而是要學會以不同的方式去關心。”
參考文獻：
[1]pubmed.ncbi.nlm.nih.gov/36875827/
[2]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639100/
[3]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022913/
[4]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6322325000216
[5]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018033_A_Review_of_Cognitive_Dissonance_Theory_and_Its_Relevance_to_Current_Social_Issues
[6]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45195882400071X#bib39
[7]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292781/
[8]pubmed.ncbi.nlm.nih.gov/28176008/
[9]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2023/01/politics-affecting-mental-health
[10]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1392003/
文/Tim Brinkhof
譯/tim
校對/tamiya2
原文/nautil.us/is-the-state-of-the-world-causing-you-pain-1223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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