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料: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西路軍·回憶錄卷》 程世才著
《中共黨史人物傳》 程世才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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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1912年出生于湖北省大悟縣的一個普通農家。這個位于大別山區的縣城,在清末民初時期土地兼并嚴重,多數農戶僅能維持溫飽。程家世代以耕種為生,童年時期的程世才既要幫助父母操持農務,又要斷斷續續接受私塾教育,這種半耕半讀的經歷塑造了他堅韌務實的性格特質。
1930年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進入發展鼎盛期,年僅18歲的程世才在目睹紅軍幫助貧苦農民分田地、建政權的實踐后,主動報名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根據當時共青團組織的發展規程,他在參軍同年經組織考察批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段早期革命經歷,為他后來成長為優秀軍事指揮員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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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皖根據地期間,程世才從普通戰士做起,逐步展現出過人的軍事素養。1931年11月7日,根據中央軍委指示,以紅四軍為基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此時已升任連指導員的程世才,憑借在黃安戰役、商潢戰役中的出色表現,被選調至方面軍總部特務團擔任政治處主任,開始接觸更高層級的軍事指揮工作。
1932年10月,面對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的軍事壓力,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撤離鄂豫皖根據地。程世才隨部向西戰略轉移,經陜南進入川北地區。這段歷時兩個月的轉戰征程,部隊翻越巴山險隘,在崇山峻嶺間與追堵之敵周旋,最終于12月抵達通江縣城,開啟了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新篇章。
在川陜根據地建設過程中,程世才的軍事才能得到全面展現。1933年1月,方面軍發動儀隴-南部戰役,他指揮的第三十軍第八十八師采用"圍點打援"戰術,連續擊潰國民黨田頌堯部三個團,此戰被載入《中國工農紅軍戰斗史》。同年2月,在反"三路圍攻"作戰中,他創造性運用"收緊陣地,誘敵深入"戰略,帶領部隊在空山壩地區設伏,全殲川軍劉存厚部兩個旅,創造了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至1933年6月,川陜根據地已擴展至四萬平方公里,人口逾五百萬。此時程世才升任紅三十軍代理軍長,成為方面軍最年輕的軍事主官之一。在后續反"六路圍攻"中,他指揮的萬源保衛戰尤為出色,面對二十余萬敵軍的瘋狂進攻,采用"運動防御"戰術,依托龍泉山、大巴山地形構筑三道防線,歷時四個月消耗敵軍有生力量,最終配合兄弟部隊發起總攻,取得殲敵八萬余人的重大勝利。
1935年4月,程世才隨紅四方面軍踏上長征之路。此時的紅四方面軍已離開川陜根據地,開始向西北方向轉移。一個月后,部隊行至四川懋功(今小金縣)時,迎來歷史性時刻——與紅一方面軍成功會師。這是紅軍長征途中首次兩大主力會合,對后續戰略布局意義重大。
兩軍會師后,關于行動方向產生了分歧。紅四方面軍部分將領主張南下川康邊界,而紅一方面軍則傾向北上陜甘。最終,紅四方面軍分兵行動,程世才繼續跟隨主力南下。
南下的這一階段的征程異常艱難:部隊需穿越夾金山等雪山,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開展群眾工作,同時與川軍、滇軍等地方軍閥部隊頻繁交戰。盡管南下期間紅四方面軍先后在百丈關等地殲滅大量敵軍,但自身也付出慘重代價,部隊從會師時的八萬余人銳減至四萬左右。
直到1936年春,根據中央指示,紅四方面軍才重新調整戰略,開始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將臺堡等地勝利會師,標志著長征的最終勝利。程世才在這場歷時兩年、行程數萬里的戰略轉移中,始終保持著堅定的革命信念。然而,他沒有停下戰斗的腳步——會師后不久,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部分部隊被整編為西路軍,肩負"打通國際路線"的重任,計劃經河西走廊進入新疆,與蘇聯建立聯系以獲取軍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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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世才被任命為西路軍紅三十軍軍長,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重要轉折點。1936年10月24日,西路軍兩萬余人從甘肅靖遠虎豹口渡過黃河,進入河西走廊。這片連接中原與西域的狹長地帶,地形復雜、氣候惡劣,更關鍵的是,當地駐扎著馬步芳、馬步青等部數萬騎兵。這些軍閥部隊熟悉地形、作戰兇悍,且得到國民黨中央軍支援,裝備和補給遠優于紅軍。
西路軍進入河西后,立即展開系列作戰。程世才指揮的紅三十軍作為主力,先后在涼州、永昌等地與敵軍展開激戰。盡管初期取得部分勝利,但隨著戰局推進,困難逐漸顯現:河西地區人煙稀少,部隊難以就地補給;馬家軍騎兵機動性強,常采用"打了就跑"的戰術消耗紅軍;而西路軍缺乏后方支援,彈藥、醫療物資逐漸匱乏。更嚴重的是,對敵情預估不足導致戰略誤判——原計劃一個月內完成的任務,實際演變成持續數月的消耗戰。
1937年1月,西路軍在甘肅高臺、臨澤等地遭遇重創。紅五軍軍長董振堂等數千將士犧牲,部隊被分割包圍。此時程世才率領的紅三十軍在倪家營子一帶堅守,與敵軍展開長達40余天的拉鋸戰。面對數倍于己的敵人,紅軍戰士用大刀、長矛甚至石頭反擊,但傷亡持續增加。
3月14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青海省祁連縣野牛溝鄉的石窩山召開會議(史稱石窩山會議)。會議決定將剩余部隊分編為三個支隊突圍: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約千余人;右支隊由王樹聲率領;還有一支由張榮率領的騎兵支隊。程世才所在的左支隊向祁連山深處轉移,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翻越雪山,靠吃野草、樹皮充饑。途中不斷遭遇馬家軍搜山,許多傷病員為不拖累部隊主動留下,最終只有數百人突出重圍。
幸運的是,程世才帶領的左支隊在突圍后得到新疆方面接應。1937年4月底,這支歷盡艱辛的隊伍抵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進入新疆軍閥盛世才的軍事學校休整。這段時期,程世才一面總結西路軍失敗的教訓,一面參與軍事學習,為后續可能的戰斗積蓄力量。
這位紅三十軍軍長不會想到,自己即將成為西路軍三位軍長中唯一突圍成功的指揮官。
此時的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在倪家營子的血戰中,帶領殘部與敵軍展開白刃戰,最終倒在了這片浸透鮮血的土地上;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后,慷慨就義;唯有程世才帶領左支隊四百余將士,在祁連山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靠著嚼雪充饑、裹毯御寒,歷經四十余天生死突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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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程世才抵達革命圣地延安。此時的延安,抗大校園里飄揚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毛主席親自制定的"三八作風"教育方針正在這里踐行。程世才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1939年2月,平西挺進軍成立,蕭克任司令員,程世才任參謀長。在平西根據地,他指揮部隊開展"百團大戰"前的破襲戰,率部在門頭溝地區摧毀日軍鐵路線30公里,炸毀隧道5座。特別在1940年8月的反"掃蕩"作戰中,他運用"麻雀戰"戰術,指揮八路軍在十渡地區與日軍周旋23天,創造了輝煌的戰果。
抗戰勝利后,程世才奉命挺進東北。1946年10月的臨江戰役中,他提出"南拉北打"戰略,指揮第三縱隊在通化以南地區實施戰略佯動,吸引國民黨軍五個師回援,配合北滿部隊取得"三下江南"戰役的勝利。
1947年東北夏季戰役中,程世才展現出卓越的大兵團作戰指揮能力。他指揮第三縱隊在四平以南地區實施"分割包圍",將國民黨第七十一軍八十八師切割成三段。在昌圖攻堅戰中,他創造性地使用"土坦克"突破敵軍碉堡群,這種戰術后來被推廣到整個東北戰場。此役共殲敵1.39萬人,收復城鎮17座,為遼沈戰役創造了有利態勢。
遼沈戰役期間,程世才指揮安東軍區部隊執行"圍城打援"任務。他率部在沈陽外圍構筑三道阻擊陣地,利用沙袋工事和交通壕形成立體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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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程世才將軍正以公安軍第一副司令員的身份,守護著新生的共和國。這位經歷過長征、西路軍血戰的老將,此刻將目光投向了鞏固新生政權的歷史使命。在公安軍任職期間,他主導制定了城市治安管理條例,組織部隊參與剿匪反特斗爭,為穩定社會秩序立下汗馬功勞。
1951年春,程世才響應中央"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號召,主動申請進入南京軍事學院深造。這所由劉伯承元帥親手創辦的軍事學府,云集了全軍最優秀的教官。程世才如饑似渴地學習現代軍事課程,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錄著對機械化戰爭的思考。在學院組織的沙盤推演中,他提出的"步坦協同作戰七要素"被編入教材,成為裝甲兵戰術教學的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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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懷仁堂見證了人民軍隊歷史上最輝煌的授銜時刻。43歲的程世才身著嶄新的55式軍服,從周恩來總理手中接過中將軍銜命令狀。同時佩戴的三枚一級勛章——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解放勛章,分別象征著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卓越功勛。
授銜后的第四年,程世才迎來新的挑戰。1959年8月,他連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兼衛戍區司令員。當時的沈陽軍區肩負著守衛東北邊疆的重任,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程世才提出"平戰結合、以戰促建"的建軍思路。他主持修建了貫穿長白山脈的國防公路,在鴨綠江畔構建起立體防御工事。1962年,他組織"遼東半島抗登陸演習",創造性地運用民兵預備役部隊參與海岸防御,這一經驗被推廣至全軍。
在沈陽軍區任職期間,程世才特別重視部隊革命化建設。他推動建立"紅軍連隊"傳統教育制度,要求每個團級單位都要設立榮譽室,陳列革命文物。他親自帶領官兵重走長征路,在夾金山腳下講述紅三十軍突破天險的戰斗故事。這種身教重于言傳的作風,使沈陽軍區涌現出"硬骨頭六連"等一批先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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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63歲的程世才再擔重任,出任裝甲兵顧問。此時的裝甲兵部隊正經歷從騾馬化向機械化的歷史性跨越。程世才深入坦克部隊調研,提出"人車結合、以人為主"的訓練方針。他主持修訂《裝甲兵訓練大綱》,將夜間駕駛、復雜地形作戰等科目納入必修內容。在他的推動下,我軍首個坦克模擬訓練中心在北京郊區建成,為培養技術骨干發揮了重要作用。
晚年的程世才將軍定居北京,但他依然心系國防建設。每月都要到軍事科學院聽講座,與年輕軍官探討現代戰爭形態。他牽頭編寫《西路軍戰史》,多次重返河西走廊考察戰場遺址。1988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纂工作啟動時,76歲的程世才主動請纓擔任顧問,用顫抖的筆跡寫下數萬字的回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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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15日,程世才將軍在北京逝世,享年78歲。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鐫刻著"紅軍戰士、人民功臣"八個鎏金大字。回顧將軍的一生,從鄂豫皖根據地的少年戰士,到新中國軍隊建設的開拓者,他始終保持著"受挫不餒、愈戰愈勇"的革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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