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腐敗和不公，謹慎面對公職人員兼職問題

這是執劍人的第六十七篇原創

歡呼權利平等時，別忽略了腐敗尋租的新裂縫

近日，公職人員是否可以兼職，什么情況可以兼職的問題受到廣泛關注。

在觀察員的印象中，網絡上第一次掀起公職人員是否可以兼職的熱議，是安徽歙縣王村鎮副鎮長因病導致家庭困境，利用非工作時間跑滴滴賺了兩三千元。

這件事一時引發網友同情，大量評論均認為該副鎮長如此貧困，還在自身有疾病的情況下，依舊為了幾千塊奔波，說明鎮長沒有利用職權“撈快錢”，是清官、好官，不支持對其予以處罰。

《中紀委答復：公務員下班后開滴滴、送外賣等，原則上不算違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475615

八年后，公職人員兼職問題再次引發公共討論，說明盡管鎮長跑滴滴獲得了公眾同情，但作為一個規模龐大群體（2023年，僅公務員、事業編在職人員就有4800萬人）的獲益途徑，支持者與反對者均不在少數。

觀察員認為，原則上應當允許公職人員的兼職。但是在當前環境下，由于利益沖突防范機制的不健全，以及系統性就業困難問題，公職人員兼職可能成為“新型腐敗”、“隱性腐敗”的外衣，也有可能成為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的導火索，對公職人員兼職應當保持謹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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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兼職可能成為腐敗“外衣”

很多人認為，兼職都是寫公眾號、拍視頻、送買賣、跑滴滴等不涉及利用職權的行業，因此允許公務員兼職也無可厚非。從新聞和網絡“好干部”的表述中來看，似乎是這樣的，但是觀察員可以舉三個真實的事例來打破這種認知。

事例一：張三通過人才引進成為某縣事業編人員，雖然編制掛在某無實權單位名下，但實際工作是直接服務于副縣長，幫助副縣長安排對外接待。因此私下里，張三經常會受到縣城內各大酒店的宴請。現在，縣里某大型酒店因裝修要進大量家具，招聘臨時搬運工，張三成功被聘用。

事例二：李四是某市人社局局長，與市內多位領導干部交好，不乏有受過李四“恩惠”者。李四退休兩年后，被聘請為某律師事務所辦公室主任。

事例三：吉林某前副廳長著《平安經》一本，“中國吉林網”“吉林應急管理”等多家吉林省當地官方微信公眾號為這本《平安經》刊發相關稿件。吉林省朗誦藝術協會還邀請十余位知名專家、學者，舉辦《平安經》公益朗誦活動研討會。

試問，以上三個事例是否完全合法？根據媒體的報道與整理我們一一來看。

《中紀委：公職人員禁止干這些副業》，“中國網直播”，https://mp.weixin.qq.com/s/clvb5uMqBmvhybTP9ty42Q

事例一中，張三充當搬運臨時工，符合合法兼職中“體力性工作”的要求，如果審查不嚴格，沒有關注到其實際上幫助領導組織接待，似乎就成為了合法兼職。

事例二中，由于人社局跟律師事務所之間沒有管理關系，離職后兩年李四就可以合法的被聘任到律師事務所。

事例三中，該廳長屬于“投稿賺稿費”，盡管事發后，傳言中《平安經》的出版社第一時間出面否認了出版事項，但是我們也可以假設一下真的出版了，誰會來購買。

以上三起案例，是否真的是合法兼職，相信自有公論。

從現實來看，我們對公職人員利益沖突（即公職人員接受錢財的行為可能影響職權行使，比如公職人員離職后到企業任職或者從事兼職）防范的相關制度做的還不夠好。

例如，上海社會科學院魏昌東教授就介紹，美國根據公職機關的職能、公職人員的級別構建了一套復雜的制度，不同機關有不同的利益沖突規范，級別越高者受限越多。

魏昌東：《美國利益沖突罪立法體系的發展邏輯及其啟示》，《環球法律評論》2021年第3期。

但是，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套規范的制度來判斷兼職會不會影響職權行使，從遂寧人社局的回復就可以看出，實踐中沒有判斷標準，主要是人說了算。

一些兼職工作，例如滴滴、外賣等，基層單位的公職人員確實沒有辦法通過職權來獲利。

但是，對一些中層人員、領導人員，甚至對一些有執法權、辦事權的一線人員，兼職會不會成為新的違規獲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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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兼職引發的社會不公平感

當前工作環境中有兩個討論度極高的問題，一個是就業難，另一個是職場內卷。

首先是就業難引發的不公平感。

由于就業難的問題，考公人數水漲船高，高考志愿填報也呈現以“進單位”（例如進警校）為目標的趨勢。

一方面，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公職人員成為被輿論盯緊的對象。另一方面，公務員的薪資水平設定一般是當地收入水平的中等甚至偏上，在當地已經是比較好的工作。

滴滴、外賣等行業又被稱為就業“蓄水池”，本身就是難以就業者的去處。公職人員表面光鮮，收入也尚可，但是依舊通過兼職，在有限的資源里爭奪盈利機會，也會引發“與民爭利”的討論。

知乎，“職業導師小全”，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31293899902661667

其次是職場內卷引發的不公平感。

“牛馬”一天需要工作多久？這是個謎團，但是加班似乎是常態化的。大家都感覺到職場越來越內卷、工作越來越辛苦、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身體被拖垮、因工作患病者不在少數。

不過，以公職人員身份兼職送外賣的孫先生卻覺得下班后，從八點接班干到十一點，“像打游戲一樣令人開心”。不知道是人與人之間的身體素質不可一概而論，還是工作確實太閑，送外賣也是找點事情做。

如果孫先生在“打游戲”時遇到了在加班的私企“牛馬”，不知道如果“牛馬”得知孫先生不僅有一份事業編的工作獲取穩定的薪酬，還有時間送外賣再賺點的時候，是什么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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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可以兼職，但必須從實際出發

觀察員認為，公職人員可以兼職，但這并不只應該從公職人員的權利角度出發，更應該從社會角度出發。每個人都應當有一份合適的薪資和合理的工作時間，每個人也都有支配自己業余時間的權利。

當前，利益沖突防范機制尚未健全，就業難、職權內卷等引發考公“熱潮”的社會環境中，高調唱出“公職人員可以合法兼職”是否合適？是否應當對公職人員的兼職許可持有謹慎的態度？

我們要做的，不應當僅是保證公職人員合法兼職的權利，更應當想的是，怎么提供科學、規范的公職人員兼職許可判斷標準，以及如何改善就業環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合法兼職的時間與精力。

公職兼職判斷不能只靠紀委點頭，更要斬斷利益鏈條、填平就業鴻溝。

否則，4800萬人的“副業自由”，或許就是“張三”在暗渡陳倉，正在傷害著普通公民的利益。

文/1376號觀察員

校對/福岡第一深情

編輯 設計/阿竹

圖/網絡&即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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