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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楊紅外,還有些女犯罪成員特別值得一提,那就是是嚴寒、周紅艷這兩個女孩。
出生于1975年的嚴寒比楊紅大一歲,她的父母都是北京某大工廠的工人。工作努力上進,都曾被評為廠級先進生產者。
可惜這對夫婦對他們任性的長女卻失之于驕縱,使這個曾經表現優良的少女,在貪欲和壞人的引誘下,漸漸步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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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嚴寒從豐臺某中學畢業后考入北京市服務管理學校。1992年畢業后,分到北京頗有名氣的崇文門飯店任服務員。
飯店服務員的工資并不低,每月連同獎金。最多時可拿到200多元。應該說,對于一個剛參加工作的女孩子來說,這樣的收入并不菲薄。
但是嚴寒卻不知足,經不住五光十色和燈紅酒綠的誘惑,開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著華貴、一擲萬金的外賓。
金表、金戒指、寶石項鏈,高檔貂皮大衣等都相繼被她掠入自己的住處。
終于有一天,她的黑手被抓住了,全店嘩然,她受到了飯店所能給予的最高處分—除名。
從此,她丟掉了工作,混跡于社會上。1994年初的一天,她認識了鄭文西,很快墮入情網。
是鄭文西把她介紹給了侯登榜和楊紅,從此她就正式落草為寇了。
二十三歲的周紅艷頗有幾分姿色,但好吃懶做、貪頭享樂注定了她的墮落。
她名義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可早就開始同居。從1994年3月份起,他的肚子里已懷上了侯登榜的孩子。
可侯登榜絕不是專一的,好色是其天性。即使當著周紅艷的面,他也敢與別的女人發生關系,周只能是置若罔聞,絕不敢說一個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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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可悲亦可憐的女人,卻也被侯登榜拖上了犯罪的戰車,干著傷天害理的勾當。從1992年4月至1994年7月這一年多的時間內,這一伙罪犯在首都北京頻頻作案,大肆進行猖狂的、駭人聽聞的搶劫殺人犯罪活動。
搶得大量人民幣、日元、美元以及彩色電視機、錄像機、電冰箱、香煙、金銀首飾、手表等物品。
1992年9月21日9時許,侯登榜、鄭文西、時曉良、章利先后竄至北京朝陽區北小街、崇文區廣渠門立交橋下。搶得北京東直門醫院職工康澎(男,21歲)、馬艷紅(女,20歲)、四川省化學工業研究設計院劉波(男,25歲)、四川省成都光大旅游公司陽英(女,25歲)等人的人民幣200元、手表一塊、金戒指一枚、金耳環一副及銀項鏈一條。
歹徒時曉良還持刀將康澎、劉波、陽英砍傷。
1994年2月27日21時許,侯登榜、鱷余、鄭文西持刀竄至崇文區廣渠門立交橋南側,對北京市第二制藥廠職工李國輝(男,時年21歲)進行搶劫,李國輝奮力反抗,大聲呼救。
侯、鄂分別持刀猛刺李國輝右腹腹溝、臀部,李的股靜脈被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1994年4月20號深夜,鄭文西、朱剛、時曉良竄至東城區鼓樓外大街東側濱河路處,持刀對中國海灣建設總公司職工梁西忠(男,39歲)、西城區藥材公司干部李素榮進行搶劫。
遭梁西忠反抗,鄭、朱二人持刀猛刺其胸部、腿部,致使梁西忠胸部被刺破,傷及心臟,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這一伙瘋狂的歹徒每次作案后都僥幸的逃離現場,給公安人員的偵破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每一次僥幸的逃遁都給他們的犯罪冒險以更大的刺激。
正是在這種冒險心理和發財欲望的驅使下,他們醞釀了更大更險惡的陰謀:即綁架陶芳,勒索錢財。
楊紅是從侯登榜那里得知陶芳家境的。陶的母親是某商行的經理,侯推測其定是“百萬富婆”,而陶芳又是其父母的掌上明珠,抓住這個寶貝疙瘩,不愁榨不出一筆巨款。
楊紅、侯登榜、鄭文西、鄂余、朱剛、嚴寒、周紅艷等人經過了精心的策劃,制定了周密的綁架計劃,連作案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到了。
為了找到一個理想的綁架、關押人質的場所,他們多次密謀、踩點。又一同來到遠離市區、極為偏僻的酒仙橋安家樓村,租住了一處獨立的農家小院。
并確定由侯登榜利用與陶芳極為熟悉的關系,將陶芳誘出,挾持到秘密地點。
他們沒有想到,事情竟是這樣的順利,陶芳竟是這樣的容易上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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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凌潔,則純粹是陶芳偶然帶來的,不在計劃之內。但她的出現卻絲毫不會影響原計劃的進展,只是虎口里又多了一只鮮嫩的羊羔而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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