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可惜，一半神作，一半爛尾

合理的人物塑造和嚴密的故事邏輯，是很多國產劇情片難以越過的兩座大山，結果總是高開低走，尷尬收場。

■相機鏡頭后的視角

在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還原研究中，影像資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更駭人的是，很多影像資料由施暴者本人拍攝記錄的。

電影《南京照相館》的故事，就從日軍快門與扳機同時按下的那一刻開始講述。

（以下內容可能包含劇透）

電影開頭，跟隨日軍隨軍攝影師伊藤的視角展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貴族子弟來到戰場上，被教育的第一課，是在提醒長官“殺害戰俘違反國際法”后挨的那一耳光。

緊接著，伊藤被教會了作為日軍攝影師的第二課：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人，而是他的拍攝素材。想要捕捉下戰俘擊穿子彈頭顱的那一刻，快門的速度卻跟不上子彈的速度，怎么辦？那就多殺幾個人，直到拍到“完美照片”為止。

這個看似羸弱的攝影師很快就“接受”了這樣血腥的虐殺場景。一排跪倒的中國人，在一聲又一聲槍響后血濺黃土，生命隨揚起的塵沙散去。背過身去的伊藤渾然不覺，與長官談論起“十分珍貴”的膠卷底片。

在侵華日軍的眼里，中國人的命，不如一張德國產的膠卷底片珍貴。比記錄日軍暴行的影像內容更殘忍的，是鏡頭后面以此為樂、引以為榮的軍國主義毒瘤。

然而，如果只停留于侵略者視角，電影就只能淪為一部凌虐片。當這部電影的敘事視角選擇從戰場上走下來，它講述的其實是普通百姓的抗爭。《南京照相館》的視角切入的確很新穎。

于是，在兩支日本軍隊管轄范圍交界的一條巷弄里，劉昊然飾演的郵差蘇柳昌，因一本郵包里掉出的相冊被誤以為是吉祥照相館的學徒，與攝影師伊藤的命運產生了交織。

電影的真正主線就此展開，郵差蘇柳昌替伊藤沖洗膠卷以求生路，并冒死留下記錄著罪行的相片，與吉祥照相館地下室躲藏的眾人合力將相片運出淪陷區，成為揭露侵略者罪惡的如山鐵證。

從蘇柳昌的視角，電影展示了普通民眾在侵略者屠城統治之下的命運。

沒有通行證的普通南京市民，是侵略者眼里可以隨意虐殺的對象，對日軍有用的人就寫張紙條作保命符，對日軍沒用的人被砍頭、活埋、奸淫……坐著日軍的卡車在大街上駛過，路過扒著車向他們求救的，是昔日的街坊鄰居；卡車碾過的障礙物，是堆積成山的南京百姓的尸體。

這些畫面，變成了蘇柳昌在紅色暗房里洗出的一張張照片。值得肯定的一點是，電影對于照片的理解不僅僅停留于對殘酷罪行的揭示。

在戰爭的鐵蹄踏破河山之前，吉祥照相館里的底片里，記錄的都是每個普通人人生中最重要、最值得紀念的大事。

這些被當做掉包底片的膠卷上，一幀幀滑過的，是新婚不久的年輕夫妻，是剛呱呱墜地的新生嬰兒，是功勛等身的老將軍，是攜手走入安樂晚年的暮年夫婦……

相片不只是記錄罪惡的證據，這間照相館也曾承載過幸福、希望和榮譽。侵略者的戰車碾過，他們原本平安寧靜的一生被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取代。

抓住了“照相”這一切口，《南京照相館》也牢牢抓住了還原這段歷史最好的手段。這個精妙的視角切入，在影片的前半段把故事的調子拉得很高。

■頭重腳輕

然而前半部分的調子拉得越高，后半部分急轉直下的劇情就越顯得突兀。

第一個問題就是人物塑造上的輕重不分。對比原型里只有兩個少年洗印、運送相片的故事，《南京照相館》增加了照相館老板老金一家、電影演員林毓秀、警察宋存義、漢奸翻譯王廣海幾個主要人物。

導演想打造一場小人物的群像戲，然而看完全片，走出電影院，你會發現，影片中印象最深刻、刻畫最復雜的人物，居然是日軍攝影師伊藤和漢奸王廣海。

伊藤最有戲劇張力的橋段，發生在他履約給了蘇柳昌兩張出城通行證前后。因為不信任中國人，伊藤想要殺掉一直幫他洗照片的蘇柳昌，然而扣動扳機的手卻遲遲按不下去。在蘇柳昌把他拍的南京風景照洗印出來，制成相冊送給他后，伊藤才放棄殺心，把出城的通行證給了蘇柳昌和他的“妻子”林毓秀。

這時的伊藤，似乎還不是一個毫無人性的日本軍人，他更多地停留在一個貴族子弟的身份里。

兩張通行證，照相館地下室的五個人，好不容易得來的保命機會，他們選擇抓鬮決定誰出城。最后，老金的妻女拿著證件趕到了出城哨卡，卻在下一秒被日本士兵殘忍殺害。

哨卡士兵手里拿著一張紙條——伊藤命令他們，一旦檢查到蘇柳昌拿到的那兩張通行證編號，就把這兩人殺掉。鏡頭閃回，伊藤聽著練書法的長官給他講“仁義禮智信”：給他通行證，是你的仁義；借刀殺人，是你的智慧。

此刻的伊藤，已經徹頭徹尾地被軍國主義異化，他從普通個體到侵略者完美表征的轉變已然完成。

同樣復雜的人物刻畫，在漢奸王廣海身上也能體現。他有傳統漢奸形象的狡猾，也有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心未泯。

他給日本人做事，想盡辦法給妻兒搏一條生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渾水摸魚救下同胞，卻在幾萬同胞被坑殺時背過身去捂住耳朵，聽不到那中間有他妻子的呼救。

他在日本士兵當街摔死嬰兒時，視若無睹地繼續在一片死寂里維持秩序，“該笑的笑！”然而一個鏡頭反打，拿著喇叭招呼市民的他強撐著讓嘴角停止顫抖，一滴眼淚從臉龐滑落。

相比之下，整部戲的戲眼——郵差蘇柳昌，則更像是一個程序被設定好的工具人。他隨劇情需要，該逃跑時逃跑，該投降時投降，該反抗時反抗（但也有可能是劉昊然從頭到尾呆板的面部表情和比馕還干的臺詞導致的）。

更不用說“群像”里的其他人物了。在照相館地下室躲著的這幾個人，導演在電影前半段花了大篇幅渲染“戰亂下偷生的小人物”這一人物底色。在劇情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電影除了對演員林毓秀和警察宋存義舍得著墨刻畫一些人物轉變，其他人完全淪為臉譜化的背景板。

人物性格鋪陳上的不足，讓全片最尷尬的片段，在本該是劇情高潮的節點出現了。

影片接近尾聲時，上一秒還活在恐懼、絕望的幾個人，下一秒卻突然開始充滿信仰地高喊：“大好河山，寸土不讓！”

完全脫離人物性格走向的臺詞，讓導演的上價值上成了給影院里的觀眾上刑。

漢奸王廣海的姘頭林毓秀有身為演員的高傲，卻在給日軍唱戲遭受欺辱后，一次又一次對王廣海發問：“日本人會把我們當人看嗎？”“我們有未來嗎？”她對未來、對侵略者，更多的是無望和恨意，如何又能在第二天像個沖鋒的戰士一樣就喊出如此熱血沸騰的口號？

電影的前半段太想要“現實”，以至于人物顯示出一種過于扁平、單一的“偷生”形象。到了導演想上價值的時候，人物塑造上的矯枉過正、心理鋪墊上的缺失，就在此時呈現出了一種完全割裂的口號表演，讓本該直擊人心的臺詞顯得有些說不出的唐突。

第二個問題則是故事重心的嚴重失衡。

電影前期花了很多功夫，努力還原了南京大屠殺時期的真實場景，將黑白照片具象成了一幕幕血淋淋的現實景象、具體故事，在這一點上電影的完成度非常高。

直到電影最后半個小時里，導演才開始匆匆交代照相館眾人決定要把照片運出南京城，之后就是一系列洗相片、印相片、縫相片的蒙太奇，配上燃情的背景音樂，短短幾分鐘，就這么把全片的重頭戲混過去了。

在急轉直下的倉促劇情里，故事邏輯上的漏洞就一個個破了出來。

照相館里三人反殺伊藤后，拿著從漢奸身上搜出來的通行證準備收拾東西走人時，我心想：殺人不補槍，不會沒死吧？結果下一秒伊藤就從地面彈射起步，拿起蘇柳昌故意不小心遞過去的武士刀開始瘋狂砍人，蘇柳昌因此貢獻一波高光后強行下線。

林毓秀和老金把孩子藥倒了藏在皮箱里，想要在過哨卡時暗度陳倉，我心里咯噔：這娃不會在正好過關卡的時候醒了吧？果不其然，最讓人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瞎子士兵搜包的時候沒搜出這么大一個娃，卻在快要走到安全區時，皮箱傳來一聲嬰兒的清脆啼哭，老金貢獻一波高光后順勢下線，但林毓秀居然在日本兵的眼皮子底下強行扛著孩子跑了出去。

我相信，導演申奧是希望講好一個現實主義故事的，至少在電影的背景渲染上可以看到他的野心和能力。但和《孤注一擲》一樣，申奧總是對那些微小個體創造奇跡的原型故事缺乏想象力。

我們回頭審視《南京照相館》和《孤注一擲》就會發現，這兩部電影在現實背景的敘事上是可圈可點的。

但不管是抗日故事還是緬北電詐，這些在電影中真實得過于血腥的刻畫，歸根結底，都是取材于源源不斷的史實資料、新聞報道、口耳相傳。

大量的事實素材搭建出了真實的故事質感，導演只是站在事實的肩膀上進行藝術性的二次表達，這種二次表達的成果，在敘事轉向個體故事時就露了怯。因為缺乏想象力，申奧更像是現實主義的搬運工。

合理的人物塑造和嚴密的故事邏輯，是很多國產劇情片難以越過的兩座大山，結果總是高開低走，尷尬收場。

希望在申奧下一部電影里，我們能看到一個不貪心的故事。什么時候學會做減法，也就不會再白瞎好題材了。

監制 / 費加羅夫人

微博 / @費加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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