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汪偽機構內藏下一本相冊，將侵華日本戰犯送上“斷頭臺”

歷史既有波瀾壯闊的景象，也有滿目瘡痍的真實，而這一切可能就藏在那并不起眼的物什之中，那是通往歷史現場的密鑰。待后人拂去時光積下的點點塵埃，透過吉光片羽、斷磚殘瓦，在蛛絲馬跡的考證里抽繭剝絲，那看似早已遠去的歷史真相，終能重現于世間，超越民族國家的共同歷史記憶也將得以回溯，記憶之場由此展開。

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里藏有這樣一本巴掌大的泛黃的舊相冊，它的封面手繪有一柄銳利的刺刀與一顆滴血的心臟，旁邊還配著一個大大的“恥”字。就是這樣一本只裝有16張相片的相冊，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被定為“京字第一號罪證”。它的傳奇故事還要從其主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羅瑾談起。

寫有“恥”字的相冊。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一本“恥”字相冊的流轉

1923年出生的羅瑾在南京城長大。1935年，12歲的羅瑾輟學后在南京中山東路雨花巷口估衣廊旁的上海照相館，得到了一份學徒工作，并逐漸掌握了照相與沖洗等技術。此時尚屬年少的羅瑾不會想到，他會憑借這份工作與這門手藝幸免于屠殺，并且為國家與民族伸張正義。

1937年，隨著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開啟了全面侵華戰爭，并計劃溯江作戰，經昆山、嘉興、湖州等地直取當時國民政府首府所在的南京城。12月13日，日軍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谷壽夫率軍攻破南京中華門，宣稱“打下南京放假一星期”，任由日軍屠殺南京城內中國百姓，制造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血案，整個南京城仿佛墮入煉獄。

戰后接受審判的谷壽夫。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在日本溯江作戰的入侵過程中，日本士兵曾拍攝了諸多“引以為傲”的“暴行紀念照”，其中尤為著名的，便是震驚世界的那張“百人斬照”，即南京大屠殺前夕，刊登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的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野田毅競賽斬首照。南京大屠殺期間，為求活命，羅瑾選擇隨家人一同逃到了國際安全區，暫時寄居于海寧路32號，以期得到庇護。然而，安全區也非絕對安全，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羅瑾親眼看見了日軍四處放火，肆意殺戮，甚至有多名日本士兵闖入其所在的海寧路32號為非作歹。

《東京日日新聞》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野田毅競賽斬首照。

1938年1月，經歷了殘酷的血洗后，南京城內勉強恢復了部分秩序，年僅15歲的羅瑾，為了維持生計，來到了恢復營業的“華東照相館”，繼續充當學徒糊口。當時還有心情來照相館沖洗照片的，大多為沉浸在施暴“樂趣”中的日本隨軍記者與官兵。某次，一位日本軍官拿著兩卷日本櫻花牌的底片，來到羅瑾打工的照相館里，興致勃勃地要求立即為他沖洗照片。這些照片仿佛是日本軍官的“獎狀”“勛章”，令他滿懷期待。然而，在沖洗的過程中，羅瑾震驚地發現這三十余張照片的內容，大都是搶劫、殺害與強暴中國人民等屠城之舉。因此，羅瑾冒著生命危險，暗中多加印了一套照片，并悄悄保存下來。隨后他精選了最有代表性的16張照片，以硬殼紙裝訂成了一本小冊子，并將它偷藏起來，作為日后公開日軍暴行的有力“罪證”。這便是開頭所說的那本舊相冊的實際由來。

羅瑾照片。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40年5月，剛滿18歲的羅瑾看到報紙上刊登一則招生廣告，發現了藏匿相冊的好地點，便決定忍辱前往應聘。這家招生單位是汪偽政府警衛旅直屬的交通電訊集訓隊（簡稱“通訊隊”），當時設置于南京維新路毗盧寺大殿內。此次招生為專門培訓電訊技術人才，以備從事特務工作。羅瑾進入通訊隊培訓班后，便將那本相冊藏在宿舍床下。1941年，因毗盧寺內偽憲兵團在準備迎接汪精衛訓話的籌備階段，意外發現了一只不明來歷的手榴彈，遂展開了全寺范圍內大搜查。為了防止相冊在搜查中被發現，羅瑾將其轉移到毗盧寺后院廁所墻洞的磚縫中，并用泥糊上。

當他等風頭過去之后想去拿回相冊時，相冊竟不翼而飛。

雖然沒有任何風吹草動，但羅瑾知道證據已失，唯有先保全自身。在家人幫助下，他南下隱居到福建大田。時光荏苒，1993年，在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羅瑾意外發現，多年前丟失的相冊竟現身在展品之中。兩年后，他與當時的汪偽“通訊隊”同學吳旋（連凱）相見敘舊時，才知道了這本相冊后來的故事。

吳旋照片。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原來羅瑾偷藏墻中的相冊，因墻體受到日曬雨淋開裂，隨即掉落在草地上。所幸因地面雜草叢生而未被偽軍察覺，卻被其同學吳連凱意外發現。吳連凱曾在與要好同學洪宗炎的交談中，隱約獲悉這本相冊的主人是羅瑾，但并不能十分確定。考慮到這一相冊干系重大，吳連凱選擇不予聲張，主動承擔起保護相冊的責任，將其秘密轉藏于寺內一尊佛像底座下。1941年秋，吳連凱培訓結束后，被分配至通濟門外偽警衛師五團工作。臨行前，吳連凱將這本相冊偷偷取回，放入皮箱內直接帶走并繼續小心收藏。

相冊化身“京字第一號罪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為了慶祝凱旋，吳連凱選擇改名吳旋。1946年1月19日，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部設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2月15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立，并開始積極籌備參與“東京審判”相關事宜。10月3日，曾在東京被捕繼而引渡至上海戰犯拘留所（提籃橋監獄）等待審判的乙級戰犯，那位曾在南京縱兵燒殺搶掠的日本中將谷壽夫，又根據規定從上海被押往南京“國際部戰犯拘留所”，等待進一步審判。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外。來源/抗日戰爭紀念網

面對多輪審訊，日本戰犯谷壽夫拒絕承認罪行，只是一味狡辯抵賴，稱其指揮的第六師團只是在南京有過短暫駐扎，絕口不提士兵屠殺、虐殺、奸殺中國百姓，致使三十萬中國同胞遇難的歷史真相。為能及時伸張正義，為死難同胞討回公道，要把這些“魔鬼”打回地獄，南京政府發布通告，號召全城百姓、知情人士提供人證物證，揭發侵華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0月17日，《中央日報》報道了當時的籌備審訊情況稱：

南京大屠殺案主角日戰犯谷壽夫，經由國防部軍事法庭陳檢察官光虞連日積極搜集罪證。并經市參議會提供人證柏鴻恩、殷有余、李秀英等三人。又有前軍政部衛生擔架隊隊長梁廷芳及看護長白增榮等二人，均曾留京，目睹敵寇罪行，自愿出庭作證。陳檢察官頃已決定于星期六（十九日）下午三時，在小營戰犯拘留所開第一次偵察庭，傳訊證人，提訊谷壽夫。

其中證人李秀英作為南京大屠殺幸存的婦女同胞代表，曾經歷日軍殘忍虐待。1937年12月19日上午9時，懷胎七月的李秀英與其父為了躲避日本士兵的暴行，躲在南京某所小學地下室內，卻還是被成群結隊的日本兵發現了蹤跡。隨即，數名日本兵準備奸污李秀英和共同躲藏的其他婦女。性情剛烈的劉秀英不愿受辱，當即撞墻昏死過去。待她醒后，日本士兵已不知所蹤。不過，到中午時分，又來了三名日本兵準備施暴，李秀英趁其不備，出手搶奪一柄日本兵佩刀與之周旋。可惜終究寡不敵眾，李秀英被日本士兵用刺刀亂戳頭部與身上，共計三十余刀，直至一刀猛刺其腹部，李秀英便失去意識。日本士兵走后，眾人合力準備將李秀英抬走下葬。然而，李秀英實則并未身死，而是被風吹過緩緩蘇醒過來。又經七個月的救治，李秀英最終恢復，但腹中胎兒自是無法保全。敢于出庭指證兇手暴行的李秀英無疑是最有力的人證之一。

在已有大量人證的前提下，南京大屠殺親歷者提供的物證也隨即出現，為揭露日軍罪行提供了關鍵的證據支持。新聞報道的次日，南京市臨參會秘書處又向軍事法庭提交了“檢送戰犯罪行資料”，其中吳旋呈送的相冊成為審判鐵證：“旋在民國二十六年未及退出南京，當由友人處獲得敵寇自行拍攝之日軍殘殺及奸淫我南京同胞之照片一冊共十六張。現聞日寇戰犯已引渡來京審訊，特呈請轉送有關機關備作確證。”

相冊內的照片。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1947年2月6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谷壽夫開庭公審，旁聽者多達千人，庭外廣播設施同樣被收聽的市民圍得水泄不通。而這本相冊則被定為“京字第一號罪證”，是“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證據。面對鐵證如山，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谷壽夫一改此前拒不認罪的“淡定”，“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最終認罪授首。4月26日上午11時，谷壽夫從南京國防部法庭看守所被押赴雨花臺刑場，沿途百姓幾乎阻斷道路，恨不得當場將之分尸，無數國仇家恨都在叫罵聲與肢體沖撞中釋放著，直至一聲槍響，這位南京大屠殺的主犯被送回地獄。

谷壽夫被押往雨花臺槍決。來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事實證明，遲來的正義不會缺席。那些不忘圖存、擇時反擊的“無名英雄”，可能沒有直接在戰場浴血殺敵，但殫精竭慮地保留歷史證據與希望火種，同樣值得我們銘記于心。

日本軍國主義慘無人道的侵略行徑、令人發指的屠殺罪行、野蠻瘋狂的掠奪破壞，給中國人民和廣大亞洲國家人民帶來了慘絕人寰的災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2009年，南京市正式啟動申遺項目，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申報。2014年，在國家檔案局牽頭下，我國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秘書處提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等提名表。其中提交的11組檔案名錄材料里，那本相冊赫然在列，是記錄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權威性一手史料。2015年，經過我國的不懈努力，所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最終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國際社會應該堅定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維護歷史真相，堅持以史為鑒、開創未來。保存戰爭記憶的出發點，只為守護今天與未來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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